政治传播主体变化的分界线

在我们将政治传播主体划分为个人、集团、社会总体、人类总体四种形态的布局中，由于作为社会总体的“国家”始终处于人类政治活动的中心，就相应形成了“国家—社会”的分界线。国家作为一端，始终是政治传播的主体形态；与之对应的另一端包括个人、集团（区别于政治国家的“社会组织”、“共同体”、理想性的“人类”），后者对应于政治国家，被人们称为“社会”。“国家—社会”成为分析人类政治活动的主线，因而也自然成为分析政治传播活动主体的分界线。

从政治学理论上讲，国家与社会的关系大体有几种状态：混沌不分、对峙紧张、良性互动和高度融合。从西方社会发展的历史看，古希腊、古罗马时代和中世纪时期属于混沌不分状态。那个时候人们的政治生活就是人们的社会生活，社会生活就是人们的政治生活。资产阶级国家诞生后，国家与社会的关系进入对峙紧张状态。这种紧张状态的特点是国家几乎“吞噬”了社会。之后，一些资本主义国家不断地进行自身的调节，在国家与社会的关系上，从对峙转入一定的良性互动状态。

“国家—社会”的模式一定意义上决定着一个国家的政治传播模式。学者们已经对这些模式进行了较为深入的比较与研究。施拉姆、赛伯特、彼得森三人合著的《报刊的四种理论》一书，实际上研究了与特定社会政治制度匹配的四种政治传播模式。他们详尽描述了集权主义模式、自由主义模式、社会责任模式以及苏维埃模式。施拉姆之后，美国印第安纳大学新闻学院的赫伯特·阿特休尔出版了《权力的媒介：新闻媒介在人类事务中的作用》一书，被学术界认为是对《报刊的四种理论》的“重大挑战”。阿特休尔批评施拉姆等人从特定的框框中看问题，因此他们可以毫不费力地断定传播制度哪个好、哪个不好，这样做妨碍了人们正确地理解传播制度。阿特休尔认为，世界上的新闻传播不可简单地分为“我们”“他们”，因为全部媒介是由多种不同主题和旋律组成的交响乐。交响乐的“每一乐章都包罗了新闻媒介所处环境的全部现实，包括历史的、政治的、社会的、文化的，还有心理的现实”。他认为，可以将这首交响曲分为三个乐章：第一乐章为第一世界或西方乐章；第二乐章为第二世界或东方乐章；第三乐章为第三世界或南方乐章。于是，就可以将其分别冠以西方传播体系、东方传播体系、南方传播体系之名。^[8]

阿特休尔详尽描述了东方传播体系，认为其特点是：在这一体系中，新闻事业的目的是教育人民正确地为人处世，并以此来捍卫社会制度；要求人民寻求真理，践行社会责任；以政治方式教育人民并争取盟友；要求人们拥护社会制度；在重大问题上，要求统一观点，协调行动。东方乐章中的新闻工作者有责任帮助人们改变错误的意识，并教育工人，使之具有阶级觉悟；媒介努力满足人民的客观需要，客观地报道世界的变化，并促进社会变革。在对新闻自由的认识上，这一体系认为，新闻自由不仅仅是富人有表达意见的自由，而应是全体人民都有发表意见的自由。新闻自由必须建立在反对或没有压迫和剥削的基础上，为确保新闻自由的正确实施，需要推出一项国家性的新闻政策。这一体系中的决策者们较为重视新闻媒介的政治功能，而不太重视其商业功能。^[9]在这种体系中，政党、国家、政府三位一体成为政治传播的唯一主体。

随着人类政治文明的融合与进步，无论是施拉姆所描述的四种理论，还是阿特休尔所归纳的三种体系，其大体风貌依然存在。但是，各种理论和体系却在互相改变着彼此，其研究对象不断地在演变，彼此之间的界限也越来越模糊。这种变化的主线就是，对应于政治国家的、包括集体和个体形态的“社会”形态的政治传播主体正在迅速崛起；尤其是以微博为突出载体的互联网所带来的“个人政治传播主体”对原有政治传播的“革命性冲击”，几乎颠覆了人们对政治传播主体的传统观念。

因此，现在再谈政治传播主体，就出现了几种不同的观点和主张：第一，国家（政党、政府）主体说，认为政治传播有其特殊性。这种特殊性在于传播内容和传播手段具有一定的政治属性。这种政治属性决定了政治传播的主体应该是作为政治组织的政治共同体。这种共同体的现实形态就是国家（政党、政府）。第二，多元主体说。政治传播是一个历史的、动态的过程。在过去只能通过国家（政党、政府）来实现的政治传播，随着人类政治文明和传播技术的发展，现在可以由很多社会组织（国家、政党、政府之外的各种民间团体等）来实现。就是说，“社会”也是政治传播的主体。第三，无主体说。随着人类政治文明和传播技术的发展，特别是互联网给人类的传播带来革命性变革，已经没有“谁”只是单独的受众，政治传播的主体逐步从过去的国家（政党、政府）是唯一主体向“全民参政”“全民议政”转变。在这种情况下，宣传成为传播，单向成为双向甚至多向，被动接受成为互动交流甚至主动制造。各种社会组织、企业甚至个人均可能是政治传播的主体。这样一来，人人都是“主体”，也就是人人都不是“主体”，因而“主体”一词已经不适合描述现在的政治传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