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传播主体意识的表现形式

政治传播的主体意识，本质上还是一种抽象的意识或精神状态。在具体的政治传播活动中，它必然通过一系列的形式和属性表现出来。学界从不同的角度对这些形式和属性进行了一些研究，但却未必是将其上升到“对主体意识的自觉”这样一个高度来把握的。这些形式和属性大体说来，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劝服性

“所谓劝服，即传播者通过论证说理试图让受传者接受其观点、态度并转变态度和行为的一种传播活动。”^[2]很多传播学者认为，劝服是政治传播的本质特征，其实，准确的理解应是：劝服性是政治传播主体意识最直接的表现属性。罗伯特·丹东就明确指出：“政治传播在本质上是劝服性的。”^[3]政治传播之所以是劝服性的，最主要的原因在于它在运作过程中表现出了强烈的目的性。任何政治传播活动的发生都不是无的放矢的，都带有政治传播者强烈的目的，其目的就是要受众认同政治传播者所倡导的政治观点、政治价值甚至是政治意识形态。不管是资本主义社会的竞选投票还是社会主义国家由政党和政府主导的意识形态宣传，无不如此。

（二）灌输性和倾向性

从逻辑上讲，灌输性是劝服性的实现形式，倾向性是劝服性实现后的结果。政治传播活动的灌输性和倾向性主要表现在政治传播者对受众的说服渴望上。政治传播主体通过各种渠道将自己精心编制的信息源源不断地输送给受众，使受众认同政治传播者所传递的政治观点、政治价值和政治意识形态，从而表现出鲜明的倾向性。尽管西方国家的政治传播主体经常宣称自己是秉持“客观”“中立”“平衡”等原则的，但是这些宣称无法掩盖其为资本主义意识形态辩护的实质。社会主义国家由政党和政府主导的，为维护自身国体和政体的合法性所做的政治宣传也是如此。

（三）强制性

强制性主要体现在对传播渠道的支配性要求上。对于占统治地位的政治传播主体来说，对媒介的支配性要求更为强烈。希特勒在其《我的奋斗》中赤裸裸地宣称“报纸、电台就是要努力把一个观念强制给予人民”^[4]。在民主国家的竞选过程中，竞选的各方都会尽可能地占领媒介渠道，传播自己的政治纲领和政治主张，以形成对自己有利的政治舆论。尤其是政治统治者将自己的政治价值和政治观念当作意识形态向受众传播时，这种强制性就更为明显。在这种情况下，“它会动用国家力量强制灌输，并以此作为统治工具”^[5]。社会主义国家媒介的国有和党有体制也是这种强制性的表现。

（四）单向性

单向性是指政治信息从政治传播主体经由媒介发出，到达受众后基本停止的情况。单向性的传播活动缺乏反馈，没有或者很少有政治信息的回流。可以将其理解为我们上述的那种初级层次的“自觉意识”。一般情况下，传播者处于宰制地位，受众是被动的。集权主义制度下的政治传播活动多是单向性的。其原因在于，在集权主义制度下，政治统治者处于全面的垄断地位，他不仅垄断了信息源，同时掌握着信息发布的渠道——传播媒介。对普通的民众来说，只能接受、顺从并改变态度，他们是一群“乌合之众”。现代民主制度下，统治者一般秉持自由主义的传播理念，在政治传播活动中，特别强调民主沟通的一面，政治传播表现出明显的双向性。即便如此，在自由主义理念占主导的制度下，政治传播活动也有其单向性的一面。现代社会大规模的信息轰炸，使人们时刻处于各种信息的包围之中，使人失去理性的批判能力，包裹在政治、文化、经济信息中的意识形态宣传把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大众变成了“单向度的人”。

（五）虚构性

政治传播活动往往是围绕权力和政权而展开的，有些政治集团为了巩固和扩大自己集团的利益不惜传递虚假信息。马基雅维利式的传播观念在政治传播活动中被屡屡使用，即“目的总会证明手段正确，胜利者不受审判”^[6]。正如马基雅维利所言：“胜利者不论是用什么手段取得胜利的，人们考虑到的只有他们的光荣。良心这个东西跟我们毫无瓜葛，不必考虑它。”^[7]在中外的政治传播史上，此类政治传播活动比比皆是。2003年，小布什靠媒介鼓噪发动的伊拉克战争就是如此。战前，小布什宣称，萨达姆政权拥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并与本·拉登的恐怖组织有联系。美国的各类媒介群起附和这种论调，并为这种言论寻找论据，政府的主导加上媒介的煽动和鼓噪，战争发动了，萨达姆政权被推翻了。然而，战争结束后的清查发现，伊拉克并没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和化学武器，也没有发现确切的证据证明萨达姆与恐怖组织有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