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性主体与政治主体

7．3．1　理性主体与政治主体

讨论个人层次和部门层次时提到的“关系成本”与“互动”仍然适用于企业层次，与前面两个层次相同，企业在寻求建立外部社会资本的过程中也同样要通过与外部行为主体的互动，并在交往互动中支付一定的成本。翻译公司和农垦集团都对关系成本的重要性有清醒的认识，并且都遵循前面提到过的“投入—产出”原则专门在企业内部制定了相应的预算，但是在具体执行中，两个企业有着很大的不同。

农垦集团作为成熟的国有大型企业，面对的交往对象已经相对固定，对这些关系该如何维持已经有了丰富的经验，所以往往能够在预算之内完成维持社会资本的工作；翻译公司正处在蓬勃发展之中，几乎每天都在面临着新的交往对象，同时，与这些交往对象还处在相互了解的过程中，应用于社会资本生成的关系成本有着相当的不确定性，所以，翻译公司往往不能在预算的控制下完成社会资本的建立。

对于初创的小企业和成熟的大企业而言，“关系成本”的情况不同，这也不难理解。其实，小企业和大企业在很多方面都是不一样的，这也是本研究为何要选取两个代表性样本的原因。Pennings和Lee（1998）提出，就外部联系而言，小企业与大企业有很大差异，小企业往往更容易与外部行为主体发展出相互信任的亲密关系，而大企业与外部行为主体的关系常常是比较一般的。虽然他们的论断不见得都能够被接受，但是必须承认，他们敏锐地看到了不同规模的企业在社会资本的表现上是有所不同的。

Pennings和Lee（1998）借鉴了Allison（1971）的研究成果，认为存在两种行为主体形式的企业组织：理性主体（Rational Actors）和政治主体（Political Actors）。所谓理性主体就是把企业视为单一的经济组织，企业是作为整体嵌入在企业网络之中的；所谓政治主体就是把企业视为人的集合体，企业与外部的联系就是内部人与外部的联系。

显然，当企业被视为不同的企业形式时，其外部社会资本的生成方式也就有所不同：作为理性主体的企业是以整体与外部社会实体建立联系的，所以其社会资本的生成没有个人的色彩，个人只是作为企业的一分子而存在的；作为政治主体的企业与外部实体建立的联系就是通过个人，其外部社会资本也是企业内部个人在企业外部社会资本的集合。Pennings和Lee（1998）通过一大一小两个企业的实际案例论证了不同规模的企业在社会资本生成方面的不同，他们将案例中的大企业集团划为理性主体，而将案例中的小公司归入政治主体之中。

其实，将理性主体和政治主体两种形式完全对立是不合适的。笔者在讨论部门外部社会资本生成过程时曾经表达过这样的观点，即部门与外部实体的互动分为两个层次，个人的和部门的，这正是将部门视为了理性主体和政治主体的统一体，而企业在一定程度上也可以被看作是这样的统一体，只是不同企业身上体现出来的理性主体和政治主体的色彩强弱会有所不同。借鉴Pennings和Lee（1998）的观点，根据对农垦集团和翻译公司的考察，笔者认为成熟大企业更多地体现出理性主体的特点，而初创的小企业则更多地体现出政治主体的特点。

前面说过，农垦集团的主要产品是小麦和油菜，据介绍，这两种农作物在中国目前的市场上都是供不应求的。客户蜂拥而至不是由于与某位业务员的关系好，而是由于农垦集团的产品和信誉，农垦集团也由此拥有了较为丰富的业务社会资本。并且，农垦集团公司的高层领导中，除了一人（副总）曾经在内蒙古农业厅任职外，其他的都成长于集团内部，外部社会关系并不丰富，但是农垦集团的其他社会资本也很强，因为农垦集团管辖的垦区是全国六大垦区之一，是内蒙古地区最大的垦区，这样的规模让政府和其他外围的单位更关注它，更倾向于与它建立紧密的关系。可见，在规模庞大的农垦集团之中，很难看到所谓个人社会资本极高的“明星”级别的人物，在对外关系的建立上大多是凭借着农垦集团整体的能力与形象。

只有六个人的翻译公司则完全不同。首先，业务员们分别掌握着一些客户资源，有的业务员（如小B）工作出色，很多客户关系是靠着他们的努力才建立起来的。其次，T经理本人作为这个小企业的创立者，在公司内部有着绝对的影响力，他本人除了承担内部管理工作，还协调着方方面面的关系。除了一部分客户可以交给手下的业务员们去联系外，T经理本人几乎承担了公司所有的社会资本的建立工作。也就是说，翻译公司的社会资本更多地体现在公司内部个人的身上，尤其体现在T经理本人身上。

笔者所选择的两个案例企业相差悬殊，体现出了较为典型的理性主体和政治主体的特点，而在实际中，绝大多数企业都是处于这两类企业之间的。也就是说，假设纯粹的理性主体和政治主体是一条线段的两个端点，那么每个企业都可以在这条线段上找到自己的位置。农垦集团在线段上的位置是非常靠近纯粹理性主体这个端点的，而翻译公司则非常靠近纯粹政治主体这一点，从某种意义上说，两个公司已经是比较典型的理性主体和政治主体了。

但是在现实生活中，纯粹的理性主体和纯粹的政治主体都只存在于理论中。比如，虽然农垦企业很大程度上体现出理性主体的特点，但是不可否认，在与外部行为主体交往中，这种“互动”很多是由个人完成的，个人会影响到外部行为主体对整个企业的评价，从而会影响到企业社会资本的生成。同时，虽然企业中的个人色彩较弱，但是还是有一些人（尤其是高层领导和销售人员等）会比集团中其他人对企业社会资本生成的影响更大一些。再比如，尽管翻译公司比较多地体现出政治主体的特点，企业的社会资本表现为个人社会资本的集合，但是公司作为整体仍然是这些社会资本得以形成的基础，公司的翻译水平和服务质量是业务人员能够掌握客户资源的保障，即个人是代表公司出去谈业务的。而如果没有公司这个“壳”，T经理也不可能获得那么多的业务和其他社会资本。

所以，对于企业的社会资本生成，我们还是能够找出一个通用的模型的。在这个模型中显然应该包括企业作为政治主体和理性主体的两种表现：内部个人社会资本转化为企业的社会资本，以及企业作为整体生成相应的社会资本。

命题13：纯粹的理性主体和纯粹的政治主体都只存在于理论中，绝大多数企业都是处于这两类企业之间的，成熟的大企业较多地体现出理性主体的特点，而初创的小企业较多地体现出政治主体的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