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传播中的主体形态

传播是人的活动，人是传播的主体，传播作为人的活动，不能抹杀人的主体意识和主体地位，更不能把人“物化”。这种内在的哲学机理，是传播及政治传播理论研究的理论基础。但是，从哲学上讲，仅仅确定“人”是政治传播的主体还是不够的，因为“人”还是一个抽象的概念。主体就是对“人”的进一步规定。只有在具体的社会活动中“人”才能成为主体。这个时候，社会性就成为抽象的人转化为主体的内在条件。就是说，“社会”也正是主体的现实存在形式。仅仅具有自然物质结构和功能的生命个体还不能成为主体。只有在社会化中，具有一定的自然物质结构和功能的生命个体，才能发展成为具有主观性、自主性和自为性的人，才能成为现实的主体。这样的主体，只能是在社会中存在的具有社会性的人。

可见，社会也并不是许多生命个体的外在结合，而是在物质生产劳动基础上形成的、具有内在联系的个人构成的活动总体。社会关系就是个人结合的社会形式。讲到此，传播的社会本质与主体的社会本质就融合在一起了。^[4]

主体以各种形态而存在，可区分为个人、集体、社会总体和人类总体几种形态。现在的传播学研究并没有很好地说清楚这个问题，因此需要在此花费些笔墨稍作展开。

一是主体的个人形态。主体是人，这是就人的总体或“类”而言的。在现实中，“人”总是表现为一个个具体的个人。个人活动是人类社会集体活动的基础和前提。马克思说：“全部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无疑是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5]所谓社会，就是由处于一定具体关系中的个人活动构成的活动系统。所谓人类历史，“始终只是他们的个体发展的历史”^[6]。社会历史并不是某种“无人身”的抽象存在物，而是由无数个体的活动构成的。承认主体的个体形态具有十分重要的方法论意义。第一，只有承认主体的个体形态，才能坚持主体的自然物质性；第二，只有承认主体的个体存在形态，才能坚持主体的现实性、具体性。个人是主体的一种重要形态，它是其他几种形态的前提和基础。在此前提下，才能进一步研究主体的其他存在形态。

二是主体的集团形态。集团、团体或集体是由个人构成的具有自我意识、共同目的和自觉组织的活动的群体。集体作为活动的主体，首先必须自觉意识到所有成员的共同利益，并且在此基础上形成统—的、共同的目的。集体活动必须在集体意识、共同目的的支配下才有可能进行。集体是由个人联合而成的，但不是个人的简单集合。在不同的关系和层次上，可以形成不同的、甚至对立的集体。集团主体的作用是双重的：一方面，它把个人的力量、能力汇集起来，并突破了许多个体力量的局限，发挥了人的种属能力。共同的活动创造了一种新的力量——社会集体力，因而使集团的力量和能力远远超出了个体能力和人员的机械总和。另一方面，不同集团的形成和划分，又减弱了人的类意识；不同集团的对立和斗争，在一定历史条件下也减弱了人类社会总体的力量。因而，只有把不同集团的对立和斗争限制在一定秩序范围内，形成统一的社会总体，才能保证社会历史的正常发展。

三是主体的社会总体形态。主体的社会总体形态，是指在同一地域、同一时间内，属于同一经济形态的不同集团和个人构成的主体形态。个人和集团必须在一定关系中结合成为统一的社会总体，这样就形成了主体的社会总体形态。在阶级社会中，国家是社会总体的集中代表。恩格斯说：“国家是整个社会的正式代表，是社会在一个有形组织中的集中表现。”^[7]国家是一种社会“公共权力”，是社会利益自觉集中的表现，是社会总体意志的体现。国家既是社会整体的集中表现，又是经济上占统治地位阶级利益的集中表现。国家在实现统治阶级利益的同时，也实现了它的社会总体职能。面对自然，国家代表最强大的“社会整体主体”力量。

四是主体的人类总体形态。人类总体形态是主体社会形态的最高表现，是主体作为“类”的存在形态。其基本内涵是指超越国家、民族的理想型的“人类”“全球”等。“人类总体”这种抽象形态的实现是有条件的，只有自觉为全人类利益而奋斗的人类的“自由联合体”真正形成以后，“人类总体”才能成为一个完满的自由、自觉的主体。

传播活动，尤其是政治传播活动作为人类的一种活动，其主体形态的划分，应基本依据这种划分标准。一般说来，“人类总体形态”是一种理想类型，就像现在流行的“全球传播学”，将“全球”即“人类”看作“隐形主体”也是一种理想性的假想而已。这样一来，主体的个人形态对应的是政治传播的“个人主体”；主体的集团形态对应的是政治传播的“社会组织”“各种共同体”；主体的社会总体形态对应的是“国家（政党、政府）”。可能在一些学者的思想中，会把“国家（政党、政府）”对应到集团形态中，他们还没有严格、细致地区别出主体的集团形态与社会总体形态。主体的人类总体形态对应的是抽象的“人类”或“全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