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带一路”走向纵深

“一带一路”正在走向自身的战略纵深。这是一个有关经济发展的战略，也是有关文明发展的战略。在它走向自身的战略纵深里，将会迎来更多的赞同与参与，也会有更多的同行者和同路人。世界经济的一体化是与区域经济一体化相伴生的，有时会表现为大大小小的区域经济整合的发展形态，有时又会表现为总体的发展突破，各种双边和多边的自贸谈判常常带有跨国跨经济体、区域经济合作整合对接的特征，世界贸易组织统一贸易政策的谈判则又带有总体推进的特征。在一般情况下，前者快于后者。这不全是因为过程中会有贸易保护和各种贸易壁垒产生的惰性，更多的是各个经济体发展阶段不同和产业结构不同所致的同向错位，因此，“一带一路”合作发展也会出现不均衡。有的见事早，有的见事晚，有的带有不同程度的疑虑，或者出现了某些地缘政治因素直接或间接引起的“摇摆木马”效应，但不断走向合作是一条必由之路。而持之以恒地推进“一带一路”发展建设，乃是取得更大经济合作发展成果和更显著丝路发展效应的关键。

在“一带一路”走向自身的战略纵深里，有几个至关重要的方面。其一是更多发力于发达和发展中的较大经济体，在大经济体关系良性互动中构建“一带一路”共同发展更大框架。其二是重新缔造丝路精神，形成现代丝路精神发展的价值共识。其三是丝路合作对接多形式、多层次和多方向，提升内涵，扩大外延，最大限度地增强包容性。其四也是最重要的一点，中国作为“一带一路”的倡议者和重要推动者，必须加快经济转型和技术创新的步伐，在促进自身金融发展金融稳定中，更好地推进国际产能合作，让“一带一路”共同发展具有更大的活力。

大经济体合作

“一带一路”经济合作，并不分大经济体小经济体。无论经济体大小，无论是发达经济体还是发展中经济体，都要以平等互利、实现双赢和多赢作为经济合作的结合点和经济利益的交集点。“一带一路”合作以彼此的发展互为前提，也以彼此的利益互为落脚点，在共同发展中形成相互利益密切相关的命运共同体。但是，在现实的国际经济发展格局里，由于资源禀赋和经济体量的不同以及所处经济区位的不同，已经形成的大经济体或者具有较大发展潜力的发展中经济体，必然会更多地发挥全球或者区域性经济发展的引领作用和主导作用。尤其要看到，历史形成的经济地缘联系，已经形成了具有重大经济影响的贸易中心国家，影响着贸易、投资和经济合作的效果。有的则是世界经济的新增长点地区和新的发展亮点。它们在“一带一路”合作发展中占有突出位置，具有较大的经济影响力。这种经济影响力有的是现实的，有的是潜在的，有的具有全球性，有的具有地区性。它们之间的经济互动，影响着新丝路经济合作的整体效果，也会影响到“一带一路”的走向和效能的全面发挥。

从目前来看，居于第一层次的大的或较大的独立经济体，主要是美国、中国、俄罗斯、日本、韩国、印度和巴西等。大的具有直接世界经济影响力的紧密型经济共同体欧盟包括英国、德国、法国等，还有美国、墨西哥、加拿大组成的北美自贸区等，都在“一带一路”发展中举足轻重。此外还有海合会、东盟经济共同体以及正在形成的欧亚经济联盟、非洲经济共同体、拉美和加勒比国家共同体以及亚非拉较大的国家，如伊朗、土耳其、印尼、尼日利亚等。在这里，对“一带一路”发展走向最具直接影响的，主要是美国、欧盟、俄罗斯和印度以及海合会和东盟经济共同体。这都是“一带一路”互联互通的现实的和潜在的重要经济角色。人们常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来指代，是就“一带一路”发展的显性地域特征而言的，“一带一路”不是没有非显性的潜在特征，它本身就是一个超级的开放系统。

对于中俄和中国与欧亚经济联盟的经济合作对接，前文做过比较多的分析。事涉中俄，一定会迎来许多经济合作以外的猜测，例如会不会结盟之类的议论，但“一带一路”的另一个行为特征是它的明显的非地缘政治性。需要补充的是，中国与欧亚经济联盟的经济合作无论对欧亚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的完整性以及通透性，还是对多元经济合作带来的未来合作环境的根本变化，无疑都具有重大意义。有史以来，欧亚大陆尤其是欧洲大陆，就是不停上演地域冲突的焦点地区，两次世界大战都从这里发源，冷战的温床也在这里，至今余波未消。用战争消灭战争，那是历史的无奈选择，真正的途径是用共同和平发展消灭战争。因此，随着“一带一路”的延伸发展，欧亚大陆国家都会在“向东看”的同时“向西看”，在互相看和相互合作中获得和平发展的更大共识。欧亚经济联盟居于欧亚大陆的连接部，中国与欧亚经济联盟的合作对接并不排除欧盟与欧亚盟的对接，相反，促进了两端经济相互融合的走势，很可能孕育着欧洲持久和平的胎儿，重绘欧亚大陆的地缘秩序。

瑞士《新苏黎世报》网站曾经刊登同济大学德国研究中心研究员马克西米利安·麦克的文章《和平轴心》，说欧洲可以从“一带一路”中获益，但除了经济上的获益，这种跨大洲的接近还有什么价值呢?该倡议“不仅仅是让中国投资进入欧洲的必要性”，还有更丰富的视角。他强调说，“‘一带一路’是对全球化的世界经济的重新测绘，莫如说它是一项跨大洲和跨文化的和平计划”。“中国梦的实现和一个强大的欧洲的可持续性，都取决于一个高效的和平架构——这样才能不被卷入动荡和军事行动升级的巨大旋涡之中”。他甚至认为，“中国应该在与布鲁塞尔和华盛顿合作的同时，扩大在地中海、中东、东南欧的稳定作用”。“中国参与东非的经济发展，在非洲之角帮助打击海盗，以及在吉布提建立新的基地，这些都应该被理解为积极的迹象。”“也可以设想在希腊、苏丹、摩洛哥和埃及等国，将中国的基础设施投资与欧洲的难民和移民政策结合起来”，欧盟也应当将中国“纳入欧洲的基础设施建设计划和社会稳定方案之中”。这显然是很有见地的看法。

对于“一带一路”，世界第一大经济体的美国政要三缄其口，似乎是没听到没看到，对“一带一路”所具有的发展软实力也颇为漠然与默然。他们或许认为自己基于自由个人主义的价值观是普世的，但真正能够普世的价值应当是能够共享的价值。随着“一带一路”建设的不断推进，“一带一路”共同发展的主张越来越具有感染力，中国正在以包容的态度融入世界，也为越来越包容的世界所包容，世人开始以更为公正客观的视角看待正在和平崛起的中国和“一带一路”共同发展的倡议，漠然与默然终究不是办法。正如上文讲到的，美国也有学者明确地提议，美国也应当参与“一带一路”，尽管中美两国在所谓政治地缘利益上有分歧。其实，中美在“一带一路”概念上并不是没有对接。中美双边贸易规模是最大的，中美相互投资协定基本达成了，中国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特别提款权扩大了，中国企业对美投资进入了井喷期，除了《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操作有点别扭，在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与亚投行问题上也有疙瘩，平心而论，除此还有什么更多更大的互联互通障碍呢?经济就是经济，发展就是发展，“摇摆木马”尽可以出现一些摇摆，经济合作的事实谁也难以否定。只是各有各的对话语言体系，并不是只有按照中文词汇概念模式去讲去做，才算是对接。再说，美国前国务卿希拉里不也提到过通向中亚的丝绸之路吗?丝绸之路作为历史性的现象，本身就具有无限可能。至于美国的军事盟国日本，它与中国的关系被评价为“政冷经热”，这种“经热”也至少说明，丝路不会断线，不管是古丝路还是新丝路。怎么做与怎么说，或者说与不说，未必是一回事。

倒是与中国一山之隔的印度，东有历史传统中的中孟缅印经济走廊，中有喜马拉雅山中部的尼泊尔转口贸易通道，一些国际学者也在认真地研究着“跨喜马拉雅山经济区”的可行性。中印都是金砖国家，在金砖国家银行和亚开行中又是第一、第二位的大股东，共同发展利益更多更大更直接，无论从哪一点上看，都应当是“一带一路”上的最好伙伴与搭档。2016年3月初，印度的瑞辛纳对话在新德里举行，参加这次对话的有来自40个国家的代表，与会者包括了孟加拉外长、斯里兰卡前总统库马拉通加夫人和阿富汗前总统卡尔扎伊等重量级人物。印度外长斯瓦拉杰在开幕式上讲，互联互通对于亚洲的经济增长和发展至关重要，印度为实现这一目标所采取的策略是基于合作与互信，而不是单边主义，对互联互通表示了前所未有的重视。对这次对话，印度内政部前高级官员卡达亚姆·苏布拉马尼安在《香港亚洲时报在线》作了转述与评论:会议虽然并未提到中印关系，但与会者指出，中国在亚洲互联互通和繁荣兴盛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阿富汗前总统卡尔扎伊就强调，印度的联通中亚政策和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要协调推进，“正向对称”，并主张中国应当加大对南亚的投资力度。卡达亚姆·苏布拉马尼安还评论说，“印度战略界有些人认为中国想通过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立一条珍珠链或一批战略基地来包围印度，并担心那会在未来构成政治地缘挑战，但他们没有注意到的是，印度的邻国斯里兰卡和尼泊尔在很大程度上乐于在港口或基础设施建设方面与中国合作”。最好摒弃“缄默，这个战略对印度有好处”。“印度也完全有可能改善对华经济关系，双方可利用印度第三产业的优势和中国在资本投资领域的实力，拟定双赢的协议。因此，印度必须对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给予更加积极的评价。”值得注意的是，由于美联储首次加息的影响和世界经济走向的不明朗，印度央行不仅在2016年上半年加了息，同时推出新的铁路、公路投资计划，遏制有可能出现的经济下滑。这无疑会增加中印进一步经济合作对话的机会。

在欧亚的重要经济体里，布热津斯基《大棋局》里的许多战略地缘支轴国家其实也是经济地缘合作支轴国家，铸剑为犁是最终的结果。以土耳其为例，在14世纪前后，奥斯曼曾经建立环半个地中海的跨欧亚非的大帝国，最盛时控制范围2000平方公里，并不亚于后来的苏联，16世纪开始衰落，“一战”后瓦解。1923年建立共和国，也有着根深蒂固的“复兴梦”。土耳其虽然积极入欧，但基本上还属于奉行多边主义外交的国家，土耳其主体民族与中国两次相遇，中土之间的经济文化一直割不断。伊斯坦布尔的托普卡帕老皇宫藏有一万件中国瓷器，其中40件是元青花。据张绪山教授考证，丝绸技术是552年前后传入东罗马的，最早的路径在小亚半岛，在通向拜占庭即伊斯坦布尔的大路上，至今还有俗称“丝绸城”的古老城市。土耳其近年来经济发展迅速。据土方统计，中土双边贸易从2000年到2013年，由16亿美元一路上升到280亿美元，13年里增长了16.5倍。土耳其经济部的一位副部长在参加“中国—亚欧博览会”时讲，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是一项宏伟的工程，将给土耳其与中国的经贸发展、人文交流带来独特机会，不仅推动投资，还将促进思想理念交流。2013年10月，世界第一条连接欧亚的海底铁路隧道马尔马雷隧道穿越伊斯坦布尔海峡，实现了土耳其的“百年梦想”，这是丝绸之路交通史上划时代意义的事情。由中国到西亚的现代道路联通还在准备阶段，但马尔马雷隧道的开通提前准备了亚欧道路联通的格局，未来会与巴尔干半岛的希腊塞匈通道相映生辉，形成新的“一带一路”循环。因此，土俄关系紧张的缓解还要取决于“一带一路”多边经济合作的更大进展。中国与土耳其合作建设土耳其东西部高铁项目正在务实推进，这会极大地改善现代丝路交通格局。

令人想不到的是，出于多种考虑，土耳其在经历与以色列6年时间关系紧张之后，双方签署了和解协议。在很长时间里，土耳其是唯一承认以色列的伊斯兰国家，2002年两国关系开始恶化，土以和解将会对中东产生微妙影响。

另一个重要的动向发生在英国和欧盟。英国在加入亚投行上改变了自己的行为选择，不仅带动了许多欧洲国家加入亚投行，也引出2016年初欧盟委员会对给予中国市场经济地位的首次正式讨论。欧盟是中国的最大贸易伙伴，而中国是仅次于美国的欧盟的第二大贸易伙伴。2014年，中国对欧盟的出口达3020亿欧元，比21世纪初增长了2倍。因此，欧盟委员会能否给予中国市场经济地位，是非常重要的问题。应当说，做出这个决定并不容易，虽然中国进入世界贸易组织已有15年的历史，在道理上应当获得这种地位和相应的权利，但能否给予中国市场经济地位的意义在于，它决定着判断出口倾销的方式是根据低于其在国内的价格，还是在输入国的价格。比如在2015年发生的钢铁倾销案中，美国的国内价格就被当成参照的标准。出于对制造业自身的保护，25个欧洲制造业联合会进行了一项研究，认为欧盟如果全部取消对华贸易“限制”，将会导致上百万工人失去岗位。这是否夸大其词，中国对欧盟直接投资会不会创造新的更多的就业机会，还有待研究。但欧盟委员会灵活处置，比如确定一个过渡期、维持现有关税税率，或者分辨哪些是市场竞争中的合理价格、哪些不合理，办法多的是。欧盟的法律专家和外部经济学家建议承认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但通过该决定需要全体成员一致通过。透过这些分析，人们看到的是更宽的思维半径以及“一带一路”带给中欧双方的共同发展利益。

2016年上半年，人们看到一种更为明显的动向，那就是美国的更多盟国在反思对华政策。北美自由贸易区的加拿大有了较大的动静，《展望未来:中加关系45年》传递了“重新设计”中加关系的选项信息。曾经担任过驻华大使的戴维·马尔罗尼说，加拿大人的“漫不经心和天真幼稚”是以为加拿大可以单方面决定中加关系的性质，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必须成长”。他们建议，要力争达成加中自由贸易协定，使加拿大可与澳大利亚在推动自由贸易达成方面“一争高下”，更好地满足庞大的中国市场的需求。加拿大亚太基金会也认为，加拿大应当加入亚投行，并敦促中国加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

丝路精神

丝路精神是2014年习近平主席在北京阿拉伯合作论坛第六届部长会议上首次提出的。包括和平合作、开放包容、互学互鉴、互利共赢四句话，以及共商、共建与共享。丝路精神的提炼，既有中阿源远流长的丝路合作针对性，也有更为广泛合作的现实意义。

丝路精神还有多个层次，如商业精神、开拓精神和务实精神等，但和平合作、开放包容、互学互鉴、互利共赢和共商、共建与共享的共同发展理念是其精髓。

合作的精神是丝路精神的最大亮点。市场经济就是平等互利合作的经济，没有分工不会有产业的高度分化，没有合作也不会有产业的高度发展。这一点在中国与中东国家的合作中看得很明显。有人讲，中国重视与中东国家的合作主要是为了石油。中国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和化石能源不足的国家，重视石油贸易和自身能源安全是必然的，在这一点上与欧洲国家、与印度、与曾经的美国都没有什么两样，因此这不是什么值得隐晦的事情。目前，中国的石油需求在增加，2014年原油消费量增长5.6%，天然气消费量增长8.6%，2015年中国原油进口同比增长8.8%，达到3.355亿吨，对外依存度首超60%。尽管中国能源消费结构发生变化，全国万元产值能耗下降4.8%，中国清洁能源投资量也位居世界第一，但传统能源安全依然是个大问题。中东国家作为最大的石油和天然气输出方，也需要中国这样稳定的能源买家。阿拉伯国家是中国的第一大供油方，沙特阿拉伯、伊拉克、科威特、阿曼和阿联酋的石油，占中国原油进口量的40%强。因此，在与中阿经济合作的“1+2+ 3”模式中，能源合作是主轴，但与主轴配套的不仅有“两翼”和“三个支柱”，还有方兴未艾的国际产能合作，这对化石能源输出国产业结构的提升与变化具有明显的推动作用。

国际产能合作是世界经济一体化的新特征。产业流动与产业转移是资源配置的重要形式，是与大范围产业结构调整和经济一体化同时发生的。在世界经济一体化中，贸易已经不是单一的商品交换，包括了服务贸易和投资，一国特定领域的产能过剩在另一国或许是短缺，伴随投资发生的产业流动也就成为产业转移的同义语。目前，中国经济进入了产业结构调整期，中东地区和中亚地区国家也进入了产业结构调整期，所不同的是，中国的产业发展方向是不断升级，中东和中亚国家的产业结构则是在升级中走向多元化。这样一种产业与市场的互补完全符合市场的供求规律，也是互利共赢合作的落脚点。在“一带一路”合作中，共商、共建与共享是建立利益共同体的必然发展范式。中国主张，无论是援助还是商业合作，不应当涉及经济以外的政治因素，“不干涉内政，只提供资金”，也不寻求什么“填补真空”，不搞“势力范围”。这是“一带一路”打破近代以来“真空规律”的首次实践，为丝路精神写下了明确的注脚。

丝路精神也是文明文化相互理解包容的精神。也以中东的中埃合作为例，中埃同为世界古老文明的发源地，同样经历和见证了古丝路的辉煌，不同的文化传统都具有强大的吸附力与包容性，中埃紧密经济合作有着一种必然性。正像埃及金字塔政治和战略研究中心国际问题研究专家赛义德·拉文迪所说，“对埃及来说，与中国的关系是特殊的。因为两国的友好往来可以追溯到几千年以前，作为世界上的两个重要文明古国，中埃友谊具有历史积淀”。开罗美国大学政治学教授努克·贝克尔也持同样的观点:“埃及人能理解中国文化、艺术和教育理念，比如中国电视剧就在埃及非常流行，学习汉语的埃及学生也越来越多，这都说明中埃两国的交流在不断拓展。”诚然，类似中国与埃及两大古文明的历史接触，在现实文化包容里不断提升，这会有一定的场景规定性，并不能概括未来还会普遍发生的新的包容过程和结果。但是，无论是我们已经熟悉的还是相对陌生的文明和文化，都是有价值的文化，因此与多种多样的文明谱系和多种文化的接触、沟通、理解和相互包容与拥抱，是“一带一路”经济合作的重要内容。只有合作发展才能实现更大的包容，也只有包容才能够实现更有成效的合作。在这方面，中国由于历史上封闭性的某些影响，世界文化眼界不很宽，缺失了一些互鉴互学的机会。应当在“一带一路”共同发展中进一步强化学习理念，特别是对“文明冲突论”中曾被定义为“不确定”的非洲文明和它的多种文化样式，更要谦虚地学习，在包容发展中推动“一带一路”建设。

对于丝路精神中的文化包容，西方一些人士是有怀疑的。在习近平主席出访中东的时候，美国参议院军事委员会举行听证会，检视美国在中东的战略与政策。该委员会主席麦凯文莫须有地说，“很显然，中国在中东有图谋”，但是否“他们将在这里施加其影响力，这还有待于观察”。他所指的“图谋”，说穿了是当下并未结束的中东地区冲突。但中国不仅不介入中东国家的教派冲突，也一直致力于寻求中东热点问题的政治解决。中国在中东问题上并不打算挑战美国，但也不会完全置身事外，中国的最高任务是与中东国家共同发展，构建“一带一路”的西亚和平包容发展路线图。美国一些人士出现这样或那样的猜忌，除了对别种文化的不信任，也来自对自身文化的不自信，或者说是对自身思维里携带的文明基因的不自信。猜忌性的思维或者一直沉浸在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中而看不到文明的历史融合，自然也很难看清世界经济一体化下多种文明的相向而行。

丝路合作的多层次性

“一带一路”的地理经济操作半径很大，至少在理论上没有“死角”，合作的深度也很深，至少在实践上空间很大。“一带一路”的对接也是多层次的，可以是主权国家，可以是经济区域和经济共同体，也可以是地区性的相对独立的经济体，甚至是各个经济体内的具体操作板块。例如，在2016年的博鳌论坛年会上，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岛屿经济对话交流平台亮相了，中国海南岛、新西兰南北岛、韩国济州岛、泰国普吉府岛、马来西亚槟城州岛的企业家、行政官员以及专家学者，就海上新丝路发展机遇、扩大岛屿经济合作举行研讨，提出了打造全球岛屿命运共同体的愿景以及互联互通、海岛旅游、海洋产业、农业生产、科技金融和人文交流六个合作方向。

“一带一路”需要凝聚发挥更多的助推能量。许多国家和地区都是“一带一路”的受惠者，也都是直接的推动者。在中国国内，不同的经济区域有不同区域方向的助推合力，一些更为重要的区域节点需要主动担负自己在推动“一带一路”发展中的时代使命。

在2016年初，中国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作第四次施政报告的时候，最少40次提到“一带一路”，表示要坐言起行，将“一带一路”的机遇化为成果。香港设立了“一带一路”办公室，负责推动研究工作，并设立由特首主持的“一带一路”督导委员会，负责制定参与“一带一路”的政策。此外，香港向奖学基金注资10亿港元，鼓励更多国家的学生到香港学习，受惠的学生每年可以获得12万港元的助学金。香港还希望通过金融、调解仲裁和基础设施建设咨询，成为“一带一路”的“超级联系人”。香港作为一个经济体，还提出申请加入亚投行，加强与沿线国家的人民币业务联系，继续推动离岸人民币业务发展，稳定巩固金融，加强海外路演，推动海外企业和金融机构利用香港的人民币金融平台进行交易。

港澳台其实在历史上就是丝绸之路的重要组成部分和主要节点。在香港发展的早期，香港就因为输出中国华南地区的莞香而得名，中国是动物香料和矿物香料的进口大国，也是植物香料的出口大国，百年前的香港即以香料贸易开港。英国租借香港，正是看到了香港四通八达依托华南腹地的贸易优势。香港与澳门形成掎角之势，成了繁盛的东方自由港。新中国成立前，有一批工商巨子与原国民政府人员进入香港，而新中国成立之后面临西方国家的封锁，香港一度又成为大陆与外间转口贸易的唯一节点，这一切都造就了香港在贸易、航运以及金融的无可取代的地位。在中国大陆改革初期和中期，香港同样起到对内地经济的巨大支持作用，并直接造就了深圳经济特区的经济战略地位。香港和广州，深圳和汕头、珠海两翼分列，形成了世界少有的经济互动城市群。20世纪90年代香港回归，在“一国两制”的治理格局下，香港的经济优势地位不减，尤其在金融和资本市场的运作中，更加居于举足轻重的地位。在人民币国际化的进程中，香港居于资金融通出进口的龙头地位，沪港通与深港通进一步打通了内地与香港的资本市场，并开始成为人民币国际化的核心操作平台。可以预见，香港在“一带一路”的发展中，地位越来越重要，香港正在迎接第二个春天。

从历史的角度看，香港就是近代丝路的组成部分。这种特定时期特定的丝路贸易也是双向和多向的，其历史主动权与主导权也在不断地演变，由自发到自觉，是一个自然的经济过程;从被动到主动，又是一个历史过程。在历史悠久的欧亚大陆陆路贸易与海陆贸易交替盛衰的历史过程中，以老殖民主义为特征的海上贸易曾经占据了主要地位，中国从闭守国门到被迫打开国门，香港的经济现象也就成为一种历史的特异现象。但从丝路贸易的大历史观上考察，昔日的香港现象依旧是丝路现象，只是近百年来充满了屈辱和无奈，在丝路贸易主动权丧失的同时，行政主权也一度随之丧失。香港现象也不是孤立的，在那个弱肉强食的时代，许多地区都遭受到同样的命运，而“一带一路”的新开端将会重新改写历史，让香港成为真正的香港，成为“一带一路”的耀眼的明珠。

港深和粤港经济一体化曾经是区域经济发展的一个研讨热点，这在经济全球化的大背景下无疑是有根据的。香港的经济发展从来是与大陆特别是珠三角的经济紧密相连的，只是具体区位不同和产业优势的分工结构不同。区域间一体分工发展有其结构性规律，香港在高端服务业方面已经形成的巨大优势和国际化的先行优势，在经济和金融业的穿透力方面具有无可替代的竞争力，尤其是在“一带一路”的深度发展的战略纵深里，不仅是不可或缺的，也是中国的一艘最重要的金融航母。此外，香港的咨询服务业和教育培训资源丰富，是人流和信息流的重要国际平台，香港与内地的文化联系和国际文化的高度融合，同样是“一带一路”的重要资本与资产。

澳门与台湾地区同样重要。澳门素来以博彩业为主要的经济支柱，这给澳门带来了畸形的繁荣，但也奠定了澳门的资金流动的优势。珠海横琴岛的开发给澳门的发展带来新的空间和产业结构调整的巨大机遇，澳门可以发展更为丰富的文化娱乐产业与高科技产业区，与珠海特区形成更紧密的经济一体化的联系，成为“一带一路”经济发展中的一支偏师。

台湾地区同样有着复杂的历史和现实状况，从古至今都是海上丝绸之路的重镇与保护海上丝绸之路的屏障。台湾是当年的“四小龙”之一，如今的经济发展也进入了瓶颈期。台湾经济的发展不仅依赖与大陆经济的良性互动，也取决于它在“一带一路”中的地位和潜力的进一步释放。2015年3月5日，台湾《旺报》发表了庞建国教授的文章，提出台湾应及时卡位“海上丝路”，把上海自贸区与昆山两岸合作试验区及福建、广东的试验区连接起来，进入东南亚地区。台湾地处要冲，应当携手组合台海双赢格局。他的建议颇有研究价值。台湾无论是自身的发展还是再展国际市场的雄风，融入“一带一路”都是一种必然的选择。不论是哪一个政党执政，选择什么样的政治经济政策，最终的检验标准是把经济搞上去，让台湾地区的人民共享世界经济发展的成果，这是一个必选的“规定动作”。虚话当不得饭吃，台湾能不能成为“一带一路”发展升级的重要一环，对大陆重要，对台湾更重要。

如果还要从丝路发展的更大历史视野去看，作为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先驱和早年开拓者的华人华侨群体，应当继续在所在国家的“一带一路”发展中起到新的历史作用。他们是丝路繁荣的后继者，也应当是“一带一路”的继往开来者。作为所在国的国民或者侨居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华人，他们应当为“一带一路”的良性发展做出新的贡献。

由于各种历史原因，华人在世界上分布极广，尤其在东南亚地区，为所在国家的国家独立与发展做出了华人筚路蓝缕的贡献。他们热爱自己的国家与家园，也为中国与他们国家的友好往来与贸易、投资、经济合作做出了各自的贡献。他们不同程度地带有中华文化的历史基因，也有着各种经济往来的现实渠道。据记载，近代以来，仅中国的福建地区，就有700万人生活居住在东南亚各国，并由此走向世界。在东南亚地区，华族、华人和华侨总数达到几千万，分布在世界各地的也有几千万。中国改革开放以后，又有大批的华商到中国投资，又有中国各行各业的商人学子包括著名的温州商人走向了世界，随着中国企业“走出去”，将会有许多企业经营者与务工者沿着“一带一路”走向全球的各个角落。人员的往来流动是经济全球化互联互通的一种必然现象，有了人流，就会有贸易流、资金流和产业流，就有相互之间的文化流和情感流。所有的海外华人都是“一带一路”的合作交流信使，也都能为世界各国的共同发展做出自己的贡献。

中国任务

“一带一路”发展的一个更为重要的支撑和决定性因素是中国经济的持续发展。没有中国经济的持续发展就没有“一带一路”发展的强劲动力。中国推出了“十三五”规划，明确了未来五年的发展目标，推出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措施，稳定货币政策，实行更为积极的财政政策和以创新驱动为核心的产业政策。2016年安排财政赤字2.18万亿元人民币，赤字率提高到3%。中国目前40%的政府负债率和3%的财政赤字率，在世界主要经济体中处于较低可控水平。“营改增”涉及1000万户纳税人，确保税赋只减不增。新增地方债规模1.18万亿元，同时继续发行地方政府置换债券。财政赤字率适度提升，“营改增”全面推开，地方政府债务发行管理也在有序推进。这些宏观财政措施保证了经济投入的稳定增长，在支持中国经济中高速发展和供给侧改革的同时，也减轻了货币政策的压力。

但这不是高枕无忧的理由。绝不能低估过去几年来积累的金融风险正在加速释放，即从传统商业银行的不良贷款增加到对新兴互联网金融的规范，往往会在一定的外部条件下多点爆发。国内的主要金融风险主要来自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历史积累的银行不良资产问题将会随着去剩余生产能力和去“僵尸企业”进一步凸显，需要通过债权置换、债权股权化等综合措施有效化解。二是较大的地方政府债务也对银行构成了压力，需要通过发行长置换期债券抵冲并实现当期投资配置。三是比较庞大的货币供应量。但2014年狭义货币供应量(M1)余额为34.8万亿元，只增长了3.2%，广义货币供应量(M2)增长幅度为12.5%。2015年，广义货币供应量(M2)增长12%，基本持平，目前还谈不到出现金融系统性风险。2015年，中国的银行本外币存款余额达117.4万亿元，比年初增加10.2亿元，外汇储备近3.44万亿美元，即使是2016年当年流出资本与资金超过5000亿美元，依然还有底气。企业外债严重也是问题，但在渣打银行统计的17个国家数据中，中国的总负债水平占GDP的比率排名居中，远低于日本与美国。中国也有影子银行造成的问题，但其规模为正规银行的28%，而美国是200%。互联网金融监管是互联网金融发展中的问题，主要是进一步建设与完善信用体系和严肃处理违规经营，个别案例影响不了金融大局。

中国在2016年初成功地打破了“做空中国”的心理战术，不但很快扭转了外汇储备下降的幅度，使曾经出现过的月近1000亿美元下降幅度减低到2016年2月的286亿美元，又由跌势很快转为升势。甚至人民币兑美元上涨，资本外流趋势回转，外汇储备意外增加，人民币对美元和对一篮子货币的波动，也是全世界最小的。国内金融固本去险的步伐加快。首先是对迅速扩张的货币市场基金业实施更严格的监管。货币基金的杠杆率从40%降到20%，但仍然高于欧洲的10%，而在美国，杠杆是不被允许的。其次是出招化解银行坏账，研究陆续推出高达万亿元银行债权转股权的计划。根据中国银监会的统计数据，中国银行系统的坏账在2015年就激增了51%，高达1.27万亿元，是直接威胁金融稳定的因素。对于银行债权转股权所引起的企业股权结构性变化以及金融业与生产企业股权捆绑带来的长期影响，还需要研究，但解决的办法是有的。比如另行成立企业银行债务公司或保险机构，两面承担相关责任，或者与不良贷款证券化计划兵分多路合力消除，等等，这是一个绕不过又必须解决的问题。总之，中国的各种债务加起来高达200%以上，并不比欧美低多少，将这种风险转移到金融体系之外，是当务之急。

相比之下，更不能低估的是经济转型的艰难。创新之路方长，一方面是追赶，另一方面是如何迎接“工业化4.0”。也就是说，不仅要在更多的领域达到目前的世界先进水平，还要在“互联网+工业化4.0”中真正取得显著进展，在物联网、3D打印、机器人、新能源汽车乃至空天技术等诸多领域取得研究和产业化突破。与此同时，还要处理好去产能过剩与去库存的问题。许多人认为，中国的经济出现了“双速状态”，一方面是传统带动产业步履艰难，另一方面是新兴产业步履矫健;一方面国有企业利润缩水，另一方面私企发展。这种“双速状态”其实正好反映了中国经济转型升级过程的变化特点，因此是有观察的合理性和比较性的。但这种状态不能太长，更不能进入胶着拉锯和“钝刀子割肉”的状态。转型经济应当是一种过渡经济，过渡得越好，也就对“一带一路”发展越给力。

还有外贸，这驾马车虽然跑累了，但不能就此“卧槽”。在“一带一路”中，外贸发展不仅是标的，也是动力。进口与出口同等重要，出口反映了创新支撑的供给侧足与不足，进口既是“一带一路”供给侧的更大半径的补充，也是推动“一带一路”纵深发展的“加速器”，二者之间的平衡不是短视中的平衡，是一种动态的倾斜。2015年在中国的总的外贸盘子里，中国与“一带一路”相关国家与地区的贸易额近万亿美元，占到了全国贸易总额的25.1%。其中有出口的贡献，更有进口的贡献。中国与相关国家合作建设了50多个境外经贸合作区，这是进出口兼顾的很好的合作形式，甚至可以说是30多年前中国出现的特区建设的一种“倒踢紫金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