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度变迁与技术创新之间是相互作用的。一方面，制度创新决定技术创新，一个好的制度选择能够促进技术创新，而不好的制度选择会将技术创新引离经济发展的轨道或遏制技术创新。另一方面，技术创新导致并带来制度和规则的变化:技术创新对改变制度安排的利益产生普遍影响，使产出在相当范围内出现规模递增，从而使建立更为复杂的经济组织形式变得有利可图;技术创新增加了制度安排变化后的潜在利润，也降低了某些制度安排的操作成本;由技术创新所释放的收入流是产生制度变迁需求的一个重要原因。[2]
我们应注意这样一个事实，有些伟大——曾经改变世界图景——的知识在今天看来似乎简单至极甚至幼稚可笑，这种习惯上的自我优越感使我们常常看不到蕴含其中的创造性价值以及思维方式的突破。这种忽视甚至压制带给我们的不仅是文化上的迷失，而且就知识的再创造而言很可能会遗失很多宝贵的机会和时间，指南车的发明就是个明显的例子。作为世界上最早的自动机械，指南车的发明是一种了不起的突破，但是由于政治原因或社会旨趣的变故，指南车一次又一次在历史舞台上现身，后代用相当大的精力去研究前辈的发明，为发掘被湮没的技术知识而耗去宝贵的精力。再者，很多划时代意义的发明如果错过了，甚至是丢弃了，可能会间接引发历史的停滞或倒退。由此可见所有知识——不仅仅是科技知识——的价值皆在于创新，就历时性而言，知识可以分为古代、近代、现代三类;但从共时性来看，只是涵盖了传统知识和现代知识两方面，它们又分属当地和西方两种相互对抗又互为统一的知识体系。这两种知识时常存在于同一社会中，对相同的族群发生作用。知识的传承同样是一种社会性的实践行为，库恩在其著作《科学的革命》一书中谈到“每个人都有可能对知识发生影响——完善或颠覆”，传统知识作为一种原生态的知识形态，必然也会受到现代社会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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