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跨国公司的知识产权剥削
“知识产权剥削”[10]即跨国公司在与本土企业合资或合作过程中，除股权收益之外，还通过知识产权许可获得高额利润的商业战略。这种战略的直接后果是跨国公司顺理成章地从本土企业那里拿走了大部分商业利润，而本土企业长期处于微利运转状态，一旦遭遇价格、成本等市场波动，则极易形成亏损，而跨国公司却可依靠稳定的许可收费独善其身。有学者认为“消费者期望获得所喜爱的商品，而企业则追求利润最大化”。[11]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可以强化东道国的区位优势，也使得跨国公司的资本优势和内部化优势更为稳固，在客观上，促进了跨国公司通过FDI的方式替代出口贸易。还有学者认为知识产权的高标准保护策略不仅仅提高了东道国参与的门槛，而且也在客观上削弱了跨国公司内部化的必要性，使其更倾向于通过技术许可方式代替FDI。知识产权保护同FDI的影响具有行业差异性。对于技术含量较低抑或难以模仿的行业，如劳动密集型和资本密集型行业，知识产权保护对FDI的影响既不直接，也不显著;而对于技术含量较高或容易模仿的行业如技术密集型行业，知识产权保护对FDI的影响则较为直接且十分显著。跨国公司利用海外财产的知识产权赢利是经济全球化的一个重要的衡量标准。实际上，在财产权没有明确得到保护的国家和地区，直接投资方式一般不会被采纳，因为知识产权弱化在客观上造成了一种投资壁垒，侵权行为很容易弱化跨国公司在“区位、所有权和内部化”等方面的强势地位。发展中国家特别是金砖四国主要依靠FDI实现技术进步和经济赶超。
在中国，很多著名商标合资以后，被跨国公司有意识地淡化使用，并在很短的时间内被外国品牌取而代之。如上世纪80年代，中国饮料行业有“八大名牌”，但在90年代中后期，已有6家饮料公司在与“可口可乐、百事可乐”合资后被束之高阁，此后销声匿迹。1996年中国娃哈哈公司与法国达能公司签署协议拟将“娃哈哈”注册商标转让给达娃合资公司，后因商标局介入干预，避免这一知名品牌重蹈覆辙。
跨国公司的知识产权剥削模式，一般地，跨国公司先与本土企业成立合资公司，允许其使用自身知识产权，但通过转让方式获得技术的情况很少，更多地是以支付许可的方式进行，而且通过合资企业此后所获得的新品牌或新技术往往被跨国公司占为己有。例如，金砖各国商标局统计数据显示，合资企业常用品牌商标的注册方绝大多数为海外跨国公司。换言之，跨国公司在投资目的国的合资企业至少享有知识产权许可费和股权收益，并且可通过捆绑销售带有知识产权核心部件的产品获得额外利益。上述三种收益分配之后，本土股东利润所剩无几，甚至出现亏损。
并购的情况同样不容乐观，本土企业容易成为跨国公司的“套牢”对象。以中国为例，近年来受金融危机投机心理影响，本土企业选择海外并购扩大企业规模，当初的企业意愿是好的，但在技术细节上存在诸多漏洞，给海外企业可乘之机，有的本土企业仅仅收购了工厂，并附带相对高昂的就业安置成本，但受到法律法规限制无法获得品牌、专利等高附加值的知识产权。甚至，收购一方还要继续购买被收购方的专利技术或商标许可。有学者指出“所谓知识产权是西方资本主义利益集团为阻止资本利润率减退，凭借国家强制力量，保护和维持其垄断地位对发展中国家进行资本剥削的工具”。[12]事实上，尽管并非出于本意，大多数本土企业还是默许了跨国公司知识产权“剥削”行为。当然，也有一些企业从开始就对这种“剥削”行为心有芥蒂。例如，北京汽车工业控股有限责任公司对通用汽车旗下的欧宝品牌的竞购失败，就是由于双方在转让轿车设计和技术的知识产权上未能达成一致。北汽主张欧宝车型的知识产权对企业发展至关重要，通用公司的理由是担心损害其在华利益及与合作伙伴的关系。
二、金砖体系内部的知识产权摩擦
俄罗斯与印度发生武器知识产权纠纷[13]，一直以来，印度的国防采购普遍采用“引进技术—消化—仿制—国产”模式，在短期内可以迅速提升国防科技水平。尤其在核技术、航天技术、微电子和计算机技术以及生物工程技术等高科技领域均取得了显著成绩。[14]中俄双方围绕武器进出口方面的技术转让和知识产权，也产生了一些争议。部分俄罗斯军方人员与厂家代表抱怨中国没有很好地保护俄罗斯军工产品的知识产权。俄总统梅德韦杰夫首次访华代表团成员对俄罗斯《生意人》报表示“中国人购买我们的装备和机器，以及专有技术，接下来便将它们完全拆卸，然后在国内生产相同的产品”。对此，俄官方和企业代表也有不同看法，苏霍战机生产集团的总经理认为，该集团旗下的苏－27型战机通过许可证方式在中国生产，一定会影响到中国的航空工业，对中国的飞机制造工艺产生的影响无可厚非。俄罗斯工业与能源部长克里斯坦科也认为知识产权问题很敏感，发生一些技术学习也属正常。[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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