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危机加剧全球知识产权博弈

知识是发展之基，创新是增长之源。持续多年的金融危机改变了许多国际游戏规则，有学者认为金融危机是“去工业化”和“创新不足”共同酝酿的苦果，实体经济创新相对不足，虚拟经济创新又相对过剩，导致原有维持增长的平衡关系被打破。旧模式尚存，新秩序未果，越来越多的国家(地区、经济体)自觉或不自觉开始了新一轮的变革运动。他们有的在为摆脱危机困扰孜孜以求，有的为活动比较优势而苦苦追寻，还有的为实现跨越赶超而不懈努力。

知识作为全要素资本不仅可以提升生产力和竞争力，而且在促进社会福利和环境改善以及政府治理和机制改革等方面都有至关重要的作用，正因如此，越来越多的国家推出并不断完善旨在鼓励创新的政策，强化对创新行为的保护，以图实现和保持经济增长。发展中国家必须作出选择，“从所有这一切得出的经验教训是:认为发展中国家将遵循与发达国家同样的发展路线，是一个错误的假设……整个经济甚至可能从农业直接飞跃到高科技企业……谁最早预测到这一飞跃，并且采取措施促进这一飞跃，谁就能收获成功”。^[3]金融危机给全球经济带来重创，同时也对创新发展模式提出了客观需求。

第一，新贸易保护主义盛行，出口替代战略失去了原有的增长驱动优势。虚拟经济在本轮危机之后声名狼藉，实体经济重新受到青睐。发达国家纷纷放缓了“去工业化”步伐，甚至提出要“回归工业化”。为在短期内实现提振本土工业的战略目标，新贸易保护主义^[4]再度大行其道，不过主角不再是过去常遭“诟病”的发展中国家而是发达国家，他们动则以“质量不合格、价格倾销、侵犯知识产权”为由，对发展中国家的工业制品屡屡发难。在经济危机和发达国家新贸易保护主义的双重影响下，原来依靠出口获利的发展中国家或地区外部需求大幅锐减，内部消费压力陡增。他们或是选择“韬光养晦”挖掘和培育国内市场，或是选择“开源节流”提升消费率，靠扩大内部需求以消化过剩的产能。这也深刻改变了两大类国家的经济结构和生活习惯，对发展中国家的工业化进程造成了挤出效应，“后发优势”一定程度上受到遏制。

第二，消费的结构、模式以及观念转变，促使知识产权“口红效应”突显。为给提前消费、过度消费等消费行为带来的不利影响“退热”，一方面包括发展中国家在内的各国政府纷纷提高了本国的银行存款储蓄率。公众对房地产、汽车等强消费类产品的刚性需求大幅下降，而对诸如音像制品、服装等弱消费类产品需求的则大幅上升，而这些消费品大多涉及的版权、商标等知识产权领域，那些更具市场价值的专利发明和版权作品更为资本市场所倚重。此外，低碳环保理念在危机之后更加深入人心。人力资本和有形资本的有效利用影响着经济增长的速度与质量。随着全球经济整体进入后工业时代，增长的极限迫使人们不得不把人口、碳排放、全要素生产率一并考虑，从“原料转化”到“科技转化”的集约型增长理念逐渐为各国政府所推崇。

第三，知识产权保护全球化，导致知识的传播成本下降而创新成本上升。知识产权之刃愈磨愈利，新技术、新发明以及新作品的传播成本越削越薄，同时，泄密或侵权的风险亦陡然增加。从前那种靠经验与诀窍牟利的匠人时代已经终结，甚至发明创造也可在细分之后加以外包。一切仿佛又回到了那个古老寓言的开始——矛与盾。更多的信息被制造、被传递、被筛选、被归类，需要更多有头脑的人，这些人不是从前的产业工人也并非传统意义上的白领，更确切地说他们是相对低级的脑力工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