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 爱尔兰民族主义的发展
虽然1801年爱尔兰正式被并入了英国，但爱尔兰在政治、经济和宗教等方面不平等的地位并没有改变，爱尔兰天主教徒也未能获得平等的公民地位和权利，广大天主教徒也不认同英国的统治，新教徒则害怕改变他们已经获得的优势地位，他们各自不断组织属于自己民族的团体，彼此互相对抗，不断发生冲突。
一、爱尔兰合并后的状况
4.爱尔兰合并后的宗教状况
英国在16世纪宗教改革后，确立了国教在国家中的基础地位。国教在宗教层面上代表国家，在政治和社会生活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首先，在国王的加冕典礼(coronation ceremony)上必须举行国教仪式；1673年的宗教检查法(Test Actof1673)要求担任官职者必须是英国国教徒，并反对天主教徒担任国家官员；在1661年的市镇法(Corporation Actof 1661)中也要求市镇人员在之前市镇选举中，要声称自己是英国国教徒(48)。
合并以后，当时在爱尔兰的三个传统宗教（包括天主教、英国国教、长老教派）中，只有国教获得英国政府最优厚的资助，并由国家管理。爱尔兰国教组织有四位大主教及八位主教，都是由国王指派的。他们被爱尔兰人称为“教会贵族阶级”(an ecclesiastical aristocracy)。英国政府在合并以后在爱尔兰大力推行国教，但是效果不佳。据1861年的人口普查统计：在爱尔兰的575万人口中，罗马天主教徒达450万，英格兰国教徒为70万。这些新教徒绝大多数居住在爱尔兰的北部，他们在莱因斯特占11%，在莫斯特占5%，在康诺特占4%。尽管天主教徒占爱尔兰人口的绝大多数，但少数国教徒享受各种特权，负责征收什一税，这必然引起爱尔兰天主教徒的强烈愤恨和不满(49)。
合并以后，爱尔兰人民对爱尔兰国教批评和反抗也越发激烈，认为维持少数人信仰的宗教是不合理的。在1801年合并法案下，信奉爱尔兰国教的在爱尔兰是少数。仅仅因为爱尔兰国教是联合王国的英国国教分支就获得统治的地位，这很难得到爱尔兰人民的认同，不能不引起他们的反抗。而向爱尔兰国教交纳的什一税对许多天主教农民来说是沉重的负担，所以有些人采用暴力手段拒缴什一税。加上1820年代爱尔兰谷物歉收，所以在1830年爆发了爱尔兰人民反抗什一税战争。天主教农民拒绝缴纳什一税给爱尔兰国教，他们希望废除什一税甚至撤销爱尔兰国教。爱尔兰天主教徒认为什一税从来就不是爱尔兰宗法令的一部分，这是强加于爱尔兰人民，且国教教士没有用任何什一税做为对天主教徒的救济，所以什一税是不合理的。反抗风潮在1831、1832年间蔓延整个爱尔兰，爱尔兰国教教士几乎收不到税，当时国会中有人形容这是“反对爱尔兰国教的暴动”。最终，在1833年国会议修订“什一税法”，使天主教徒不必再纳税支持爱尔兰国教。
同时，爱尔兰天主教徒也开展了争取宗教平等权的运动。在天主教家庭出生的欧康纳尔的领导下，在都柏林成立了天主教协会，争取解放天主教徒。这导致了英国政府在1828年废除宗教检核法案及市镇法案，放宽对非国教徒及天主教徒的限制(50)。在英国保守党首相皮尔(Sir Robert Peel，1788—1850)的支持之下，英国国会在1829年通过了“天主教解放法案”（Catholic Emancipation Act）。虽然该法案规定天主教徒不能担任部长或大臣等重要职务，并被排挤于贵族阶级外，但是爱尔兰天主教徒已经可以参选下议院议员，可以任职法官、海陆军官等，这样的转变鼓励了天主教徒的士气，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爱尔兰天主教徒不平等待遇。但此法案同时却提高了爱尔兰选民的财产限制，选举人数大幅降低。整体而言，天主教的解放代表着逐渐远离新教体制，不能再以新教为基础巩固联合王国，迫使英国国会承认要给不同宗派政治权力，同时承认爱尔兰多数人民依旧在国教之外。爱尔兰民族问题其实是要解决政治权利因为宗教信仰不同而不公平分配的问题。
2.爱尔兰合并后的经济状况
爱尔兰合并之后，天主教徒的经济状况并没有得到改善，反而更为结构化。到1879年时，“不到300个地主占有600万英亩的爱尔兰土地，而与此同时，500万爱尔兰人连一英亩土地也没有”(51)。为了巩固既得利益，仅在1830—1870年里，英国颁布了42项针对爱尔兰的强制法案(52)。
英国合并爱尔兰后，英国工业化在19世纪初越来越进步时，爱尔兰天主教徒的地位并没有得到根本性的改善，他们在政治、经济和宗教等方面还是处于不平等的地位。可以说，合并后的爱尔兰天主教徒在政治、经济、社会各方面的不平等地位与待遇比合并以前更差，爱尔兰在整个国家的经济体系中更加农业化。英国政府在1815年通过“谷物法”(the Corn Laws)。该法确保爱尔兰是当时唯一可以自由向英国输出粮食的地方。这带来了爱尔兰农业的繁荣。这也并不是英国特别照顾爱尔兰，而是当时的形势所迫，因为在1806年拿破仑宣布对英国实施“大陆封锁政策”，英格兰境内因而发生粮食不足情况，此时以农立国的爱尔兰则成为主要粮食输入地区。同时，这也是伦敦政府有计划地推行“工业英国，农业爱尔兰”政策的结果。随着英国政府在1846年废除“谷物法”，破坏了爱尔兰粮食自由输入英国的专利权。这对爱尔兰农业是一个严重的打击。许多地主大量收回租地，赶走天主教租佃者。所以对于爱尔兰人来说，土地问题是造成他们不平等地位的核心问题之一，因为英国占领了爱尔兰人的土地，并残酷地剥削他们。为此，马克思说：“在爱尔兰，土地问题一向是社会问题的唯一形式，因为这个问题对绝大多数的爱尔兰人民来说是一个生存问题，或生或死的问题，同时，它又是与民族问题分不开的。”(53)工业革命在爱尔兰的发展也不均衡。工业革命的范围基本上分布于北部以新教徒为主的阿尔斯特地区。这就造成北方新教徒地区因为与英国的紧密联系而使得工业迅速发展，但在爱尔兰南方以天主教徒为主的大部分地区，由于主要还是维持农业经济，因此一般也较贫穷落后。南北的经济差距因为加剧了南北方原本因宗教信仰的分裂，导致民族分歧开始融入经济与社会地位差异等复杂因素。工业革命在爱尔兰的不平衡发展，为以后因为宗教与民族间的对立而导致的南北爱尔兰的分离勾画出了一个轮廓。这样，宗教冲突、土地矛盾与民族对立交织在一起，爱尔兰人的仇恨情绪日积月累。
19世纪40年代，爱尔兰的马铃薯又遭病虫害肆虐，造成了爱尔兰马铃薯的大面积歉收，而爱尔兰的800万人口中有400万人完全仰赖马铃薯维持生计。大约100万爱尔兰人死于这场大饥荒（the Great Hunger；the Famine），其中一小部分因饥饿致死，大部分因食野草树叶罹患疾病而死。爱尔兰大饥荒之后的20年间，整个爱尔兰陷入空前的衰败，许多爱尔兰人迁移海外，另谋生计，爱尔兰人口从850万降到650万。面对饿殍遍地的爱尔兰，英国政府怕拖垮英国的财政收支，因而采取放任的态度(54)。在爱尔兰遭受大饥荒的时候，还是有大量的粮食从爱尔兰输送到英格兰。为此布罗代尔曾在他的书中描述了当时的情形：克洛因主教列举爱尔兰每年输出的牛肉、猪肉、黄油和奶酪的惊人数量之后，好奇地问道：“在一个食品如此充足的国家竟有一半居民沦为饿殍，这让一个外国人怎么可以理解?”岛上四分之三的居民以土豆果腹，北部则用燕麦面烙饼或煮面糊。一个贫穷但是习惯节衣缩食的民族就这样供养另一个远比自己拥有更多天然财富的民族(英格兰人)(55)。爱尔兰人民认为大饥荒是英国政府对爱尔兰实行歧视性的政策而产生的致命后果，是英国自私地决定把爱尔兰丢在一边所造成的。英国对爱尔兰大饥荒的态度也使得爱尔兰人深深地认识到：在联合王国的统治体制之下，他们永远得不到平等，为了摆脱民族受压迫和剥削的命运，必须团结起来。这就为民族主义运动的萌发提供了最初的动力来源和力量准备。加上受到当时欧洲大陆民族主义思潮的影响，爱尔兰民族主义开始萌生和发展。
二、爱尔兰民族主义的萌发
早期的爱尔兰人属于散居的各个小的王国，虽然他们共有凯尔特人的盖尔语言和共同的血缘关系，但是并没有强烈的民族认同意识。直到维京人和英国人入侵爱尔兰，饱受压迫的爱尔兰人逐渐增强了凝聚力，滋生出民族意识。而爱尔兰民族主义意识的萌发离不开戴维斯(Thomas Davis，1814—1845)和他的同志在1842年创立的《民族》周报(The Nation)。《民族》周报是由戴维斯(Thomas Davis)、迪诺(John Blake Dillon)、杜菲(Charles Gavan Duffy)为鼓吹民族主义思想创办的。戴维斯的论述精辟、笔锋锐利，很能鼓动处于民族压抑中的爱尔兰人民族主义意识。在《民族》周报上，戴维斯揭示了爱尔兰遭受大饥荒的灾难，出路是应该把土地交还给爱尔兰农民(56)。并且，他还大声疾呼爱尔兰人要重新认识属于爱尔兰人的民族特质，他说：“诸位，你们拥有一个国家……就在这片大地上，我们出生、我们成长，它背负了祖先的传承、民族的历史；它包容了我们对祖国的热望、我们的友谊、我们的希望……爱尔兰的未来就等待你们的牺牲和奉献。”(57)这本刊物也成了“青年爱尔兰运动”的核心刊物。在它的鼓舞下，爱尔兰民族主义运动得到了迅速的发展。
爱尔兰民族主义运动主要分为三派：议会斗争派、暴力抗争派和土地革命派。议会斗争派主张在英国议会走一条独立于自由党和保守党之外的政治道路，通过议会斗争谋求民族独立。查尔斯·加万·达菲便是这一派的倡导者。他所提倡的走议会道路的斗争方式为后来的爱尔兰自治运动所采纳。此外，达菲所强调的保持爱尔兰议员在议会中独立性的主张也得以实现。爱尔兰自治运动领袖查尔斯·斯图尔特·帕内尔(Charles Parnell)领导爱尔兰议员实施的“议会策略”就是达菲这一思想的实践；以约翰·米切尔为首的暴力抗争派提出完全独立于英国之外的分离主义思想，并强调不惜使用暴力以达成目的，“我复仇是要平复施加于我的祖国和我身上的冤屈……那些英格兰人，所有的英格兰人通过其政府：凭着它所掌控的公众舆论、新闻界、演讲、传教士、议会，从过去、现在以及将来所强加给爱尔兰的不堪承受的不公正。她必须受到惩罚；我相信这种惩罚将由爱尔兰来实现……我极其渴望进行此类复仇。”(58)这一主张对爱尔兰民族运动激进派——芬尼亚运动产生了重要作用；土地革命派代表人物是詹姆斯·芬坦·莱勒，他在“青年爱尔兰”派的宣传周刊《民族》上撰文称：在爱尔兰，谁该拥有土地比取得政治独立更为重要。民族独立是一个抽象的概念，而对佃农来说最为紧迫的就是改变现存的土地制度。民族问题只有与土地问题联系在一起，否则不足以吸引爱尔兰人民的注意。所以，莱勒指出“一个国家的土地所有权是属于这个国家的人民，而这一首要的所有权是其他权利的基础”(59)。在这一思想指导下，爱尔兰土地运动领袖迈克尔·达维特创建了土地同盟，并在成立大会上宣称：“爱尔兰的土地属于爱尔兰人民，我们要求将土地公正地分配给那些依赖耕地的劳动成果谋生的人们。”(60)从这些早期爱尔兰民族主义运动的不同思想中，我们能够清楚看出后来爱尔兰民族运动中不同斗争方式的思想渊源。
早期的爱尔兰民族主义运动，由于理念和追求的目标不同，大致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温和派，他们鼓吹爱尔兰自治，要求废除歧视性的法律，争取天主教徒的公平权益；另一类是激进派，他们鼓吹爱尔兰独立。1829年始创立的“废止合并法案”(Repealof the Union)运动以及1842年形成的民族主义团体“青年爱尔兰”，分别是代表这两种不同倾向的早期组织。这两类组织基本是齐头并进发展的。
1.“废止联合法案”运动
“废止联合法案”运动是主张在现存的体制内进行渐进改革的运动，希望爱尔兰在内政上能自治，而军事、外交、商务等帝国事务仍由英国主持，因此废止联合法案运动又称为“自治运动”。在推动自治运动的过程中，爱尔兰民族运动领袖帕内尔(Charles Parnell)是核心人物。他充分运用爱尔兰民族主义者在英国国会拥有八十多席位的资源，周旋于英国保守与自由两大党中间，促使国会讨论“自治法案”(Home Rule Bill)。当时在国会中，八十多席虽属少数，但在自由与保守两大党势均力敌的情况下，却成为关键少数。帕内尔便是利用这种优势，与自由党结盟来推动“废止联合法案”运动。
应该说第一次爱尔兰自治法案是当时英国政府对爱尔兰所做出的很大的让步，是英国首相格莱斯顿为缓和英爱关系而做出的一次转折性的努力。但它仍是以最大限度保持英国在爱尔兰的利益为出发点的，法案所赋予爱尔兰的自治权是非常有限的。在某些关键性的具体款项上，英国并未做出任何实质性的让步。例如：帝国保留关税征收权、爱尔兰向帝国缴纳的财政份额及爱尔兰警察控制权。可见，自治充其量只是英国下放治理爱尔兰内政的部分行政权而已。
尽管如此，这一法案仍遭到了反对派强烈的抵制。他们认为在都柏林建立一个独立的议会将会削弱英国议会的权力，爱尔兰自治意味着分离主义的开始，帝国统一将会受到严重的威胁。此外，反对派认为“地方自治就是罗马统治”，因为爱尔兰人民根本不具备自治能力，自治只会导致一个天主教占优势的爱尔兰议会。这样的爱尔兰议会所具备的反新教和反不列颠性质，必然对帝国统一与安全构成威胁。《自治条例》提交议会两个月以后，1886年6月7日，在英国议会二读时以30票之差(313票﹕343票)而遭否决。格莱斯顿随即解散国会，就爱尔兰自治问题进行新的大选，但他的热情和干劲都不足以战胜强大的反对力量。格莱斯顿立刻辞职，索尔兹伯里再次上台。
在爱尔兰本土，自治法案的失败直接推动着爱尔兰民族主义力量向两端发展。帕内尔的失败表明在短时间内爱尔兰不太可能通过议会政治斗争的方式改变地位。因此，爱尔兰民族运动力量开始发展新的斗争方式，在爱尔兰的具体体现就是新芬党的建立和爱尔兰文艺复兴运动的兴起。
一些崇尚武装斗争的人投入到新芬运动的兴起与发展中，提倡用纯暴力方式推翻英国统治。1899年，从南非回来的记者阿瑟·格里菲思创办了《爱尔兰人联合会报》，号召人民采用抵制英国货的方式来复兴爱尔兰工业，鼓励爱尔兰议员从英国撤离以组成爱尔兰自己的议会和政府。随后建立了新芬党以领导斗争。在爱尔兰语中“新芬”意为“我们自己的”，所以这一运动被称为“新芬运动”。新芬代表着爱尔兰更大程度上的独立，起初它的方式是非暴力的立宪手段。不久这一力量就和原有的爱尔兰兄弟会结合起来，建立了爱尔兰共和军，后来发展成为完全依靠暴力夺取独立的民族力量。他们不再满足于英国统治下的自治，而是主张完全的国家独立，要求建立一个爱尔兰共和国。任何形式的自治都无法满足“民族自决”。正如印度总理尼赫鲁所言：“他们的政策不是祈求恩惠，而是夺取恩惠。”(61)
自治法案的失败加深了英爱民族间的矛盾。一个较大的民族对一个较小的民族采用欺压手段是行不通的，英国一向视爱尔兰民族低人一等，这是英、爱双方关系走向恶化的根本原因。解决民族独立问题是一个民族发展的起点。19世纪中后期，随着爱尔兰民族主义意识的萌发和民族运动的兴起，民族独立成为爱尔兰民族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爱尔兰自治法案正体现了爱尔兰人民要求民族独立的愿望。英国拒绝自治法案的实施，大大伤害了爱尔兰人民的民族感情。以后形势日趋恶化，两个民族间的矛盾最终以暴力冲突的形式表现出来。
2.“青年爱尔兰"芬尼亚运动
同时另外一群激进分子从“废止联合法案”运动中脱离，称自己为“青年爱尔兰”（Young Ireland）。他们以“民族独立”为纲领，坚持“爱尔兰人民是一个民族，它应该被当成民族来对待”的思想(62)。“青年爱尔兰”促进了民族主义思想理论化，并利用《民族》周刊将他们的民族主义思想进行了广泛传播。“青年爱尔兰”运动主要是由年轻人组成的。
“青年爱尔兰”在1848年组织了起义，但遭到了英国当局的镇压。其成员四散逃亡，组织因而解体，但是追求爱尔兰独立的民族主义诉求被这些在海外的成员广为传播，他们在海外汇集力量来支持爱尔兰独立的革命行动，继续“青年爱尔兰”运动以完成独立大业的芬尼亚运动(Fenian Movement)因应而起(63)。
芬尼亚运动是继青年爱尔兰运动之后具有深远影响的民族主义运动。他们主张爱尔兰是独立的，应该摆脱被英国压迫的地位。1847年至1861年间，约有200万爱尔兰人移居国外，为芬尼亚民族主义运动的发展提供了土壤。旅居美国和英格兰的爱尔兰民族主义者建立了他们的秘密组织。在1858年，爱尔兰民族主义者在美国和爱尔兰分别创立了“埃米特运动协会”和“爱尔兰共和兄弟会”。这两个组织的主要领导人是詹姆斯·斯蒂芬斯、约翰·奥马奥尼和查尔斯·基克哈姆。他们所从事的争取爱尔兰独立的斗争被称为“芬尼亚运动”。芬尼亚运动具有军事性质，在纽约设有总部，在其他地方设分部。芬尼亚者的目标是要使爱尔兰成为一个独立国家，起义和暴动是唯一的实现手段。在爱尔兰本土，他们的民族主义观念透过《爱尔兰人民报》(The Irish People)进行传播。他们明确宣称运动的目标是要推翻英国的殖民统治，建立独立自主的爱尔兰共和国。马克思和恩格斯也公开支持芬尼亚运动，赞成爱尔兰脱离英国而独立。马克思的看法反映了长期被压迫的爱尔兰人的心声，他说：“爱尔兰是英国土地贵族的堡垒，对爱尔兰的剥削不仅是他们的物质财富主要的来源，而且也是他们最大的精神力量。”(64)19世纪60年代他们在英国进行了几次起义行动，但是都被英国政府镇压。最有名的是1867年的曼彻斯特事件，芬尼亚成员在都柏林等11个城市起义，但是被英军镇压，英国政府逮捕了169人交付法庭，结果大部分领袖被判处死刑或无期徒刑。在爱尔兰民族主义运动中影响很大的是曼彻斯特三烈士。在1867年9月18日，芬尼亚者在曼彻斯特营救起义领导人时枪杀了一名英国警察。随后威廉·菲利普·艾伦、迈克尔·奥布赖恩和迈克尔·拉金等人被捕。同年l1月1日，他们三人因杀人罪被判处死刑。实际上是一名叫彼得·赖斯的人开的枪，事发后他与被营救的两位领导者逃到了美国。此后，三位烈士成为爱尔兰的民族英雄，被称为“曼彻斯特三烈士”。马克思认为他们的牺牲为爱尔兰民族主义提供了永久性的象征。这些起义虽然被镇压下去了，但芬尼亚运动的精神已随这些曼彻斯特烈士的牺牲而深入爱尔兰民族心中(65)，以后的“爱尔兰共和主义者兄弟会”(Irish Republican Brotherhood, IRB)、爱尔兰共和军(IRA)等都是继承其路线的民族主义组织。
爱尔兰民族主义运动不可避免地受到芬尼亚运动的影响。其一，“曼彻斯特三烈士”克服了爱尔兰政治中的地方主义，将民族概念进行了广泛宣传。自治运动正是在民族政治意识大众化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其二，一些芬尼亚主义者亲身参与了自治运动的创建，并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其三，芬尼亚运动的独特之处在于它是真正得到民众支持的民族主义运动，“不同于以前的民族运动的是，他的成员均来自无产者——农民、农业工人、店员工匠。到1865年几千名此类人成为芬尼亚者，为行动积聚力量”。这种“支持不仅来自爱尔兰国内，而且也来自因移居美国、英格兰而形成的新爱尔兰人”(66)。这成为以后爱尔兰民族主义者组织民族力量时的参考模式。
面临天主教徒不断兴起的民族主义浪潮，新教徒害怕他们在爱尔兰的优势地位被摧毁，于是他们也开始组织起来。首先，面对天主教徒的自治运动，新教徒也组织起了他们的反自治运动。保守党在当时利用新教徒恐惧自治案的通过将危及新教徒在爱尔兰优势地位的心理，与新教徒结成了联盟。他们的结盟使得他们在国会中的力量大大增加。并且对于新教徒而言，与保守党结盟也增强了他们反自治运动的力量。在新教徒反对自治法案的各种力量中，“奥林奇会”(the Orange Order)(67)的组织和力量最为强大。“奥林奇会”同时兼备政治、军事、宗教与兄弟会的组织功能，它的宗旨就是维护他们在爱尔兰的“新教优越”地位。在18世纪它还是个非法组织，并不为新教徒广泛认可。但随着反自治运动的发展，它逐渐成为新教徒们所认可的组织，因为“奥林奇会”为心怀不满的各教派新教徒提供现成的组织，特别是对阿尔斯特地区而言。1905年，它开始扮演更为重要的角色，它整合各方联合主义者，共同组成了“阿尔斯特联合主义者委员会”(the Ulster Unionist Council)，随后联合党(Unionist Party)从中诞生(68)。联合党在受保守党的支援下捍卫联合法，致使1886年其所支持的保守党上台后，旋即将自由党政府支持的自治案搁置到1906年自由党再上台为止。联合党人坚决拥护联合法案，联合党人原先完全反对自治，然而爱尔兰自治运动的迅速发展超乎他们的预期，于是，退而求其次，要求自治不得包括阿尔斯特地区。他们在1912年签署“阿尔斯特誓约”(Ulster Covenant)时，宣示他们誓死反对自治；并组织“阿尔斯特志愿军”(Ulster Volunteer Force)，宣示他们将捍卫联合法案。为防御新教徒的阿尔斯特自愿军的攻击，天主教徒也在1913年成立了他们的抵抗组织——“爱尔兰志愿军”，它成为以后爱尔兰共和军的前身。
天主教徒和新教徒的对立终于在20世纪初转化为武装冲突。在1912年第三次提出的自治法案于是变得难以实施。1912年4月，自治法案在自由党与爱尔兰自治运动者的协力提倡下，由自由党阿斯奎斯政府提出，并在1914年3月最终成为法律。欧洲已经面临着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边缘。随着局势的紧张，英国政府获得借口，得以决定暂时冻结爱尔兰的自治。
自治运动的失败使爱尔兰人民意识到自治并不能真正获得实现并摆脱英国统治，只有民族独立才是爱尔兰的根本出路。此时，主张独立的爱尔兰共和主义者兄弟会应运而生，他们不愿爱尔兰只是获得自治地位，而是要建立属于爱尔兰人自己的民族国家。在1916年4月，他们组织发动著名的“复活节起义”(the Easter Rise)，并在都柏林宣布成立临时共和政府。于是，爱尔兰人民走上了争取民族独立的道路，开始了长达三年的英爱战争。1921年，英国被迫与爱尔兰签订协定，承认爱尔兰西南二十六个郡成为自由邦(Free State)，享有自治权。在1949年，爱尔兰最终获得完全独立，成立了自己的民族国家，实现了民族自决的目的。在复活节起义的效应下，1918年的国会大选中主张维持现状的联合党获得北爱尔兰新教徒的支持。1922年北爱尔兰议会决定留在联合王国之内，英国的国名变更为“大不列颠与北爱尔兰联合王国”。
【注释】
(1)李绍明译：《祭司与王制——凯尔特人的爱尔兰，公元400—1200》，山东画报出版社2001年版，第67页。
(2)伦敦德里系官方与新教徒对该郡的称谓，然而爱尔兰民族主义者则坚持称呼她的旧名——德里(Derry)。因此关于北爱尔兰问题的各种文献中，根据作者对该郡与其首府的称呼，可以辨别该作者的民族立场。
(3)“Celts”，也被译成“克尔特人”、“塞尔特人”、“居尔特人”，现今一般通用“凯尔特人”。参阅John Haywood，The historical atlas of the Celtic world，Thams& Hudson Ltd.London，2001，p16.
(4)君恩特·帕拉佛等著，杜子信等译：《族群冲突管理——以南提洛尔、巴斯克及北爱尔兰为例》，前卫出版社2004年版，第122页。
(5)Peter and Fiona Somerset Fry, A History of Ireland，London and New York:Rouledge, 1988,pp.44-59.
(6)君恩特·帕拉佛等著，杜子信等译：《族群冲突管理——以南提洛尔、巴斯克及北爱尔兰为例》，前卫出版社2004年版，第123页。
(7)http://www.belfasttelegraph.co.uk/
(8)希罗多德著，王以铸译：《历史》，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124、285页。
(9)成珞：《关于古凯尔特人在爱尔兰的播迁和发展——兼论凯尔特因素在爱尔兰近代民族形成过程中的影响》，华东师范大学硕士论文，2004年，第5页。
(10)Ireland’shistory inmaps，http://www.rootsweb.com/-irlkik/ihm/iremaps.htm,2003/8/27.
(11)[爱尔兰]埃德蒙·柯蒂斯著，江苏师范学院翻译组译：《爱尔兰史》(上)，江苏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第2页。
(12)成珞：《关于古凯尔特人在爱尔兰的播迁和发展——兼论凯尔特因素在爱尔兰近代民族形成过程中的影响》，华东师范大学硕士论文，2004年，第18页。
(13)《不列颠百科全书》第5卷(国际中文版)，“德鲁伊特”条目，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7年版，第412—413页。
(14)李绍明译：《祭司与王制——凯尔特人的爱尔兰，公元400—1200》，山东画报出版社2001年版，第31—35页。
(15)Edmund Curtis,A History of Ireland，London:Methuen,1957,pp.15-16.
(16)李绍明译：《祭司与王制——凯尔特人的爱尔兰，公元400—1200》，山东画报出版社2001年版，第34—45页。
(17)成珞：《关于古凯尔特人在爱尔兰的播迁和发展——兼论凯尔特因素在爱尔兰近代民族形成过程中的影响》，华东师范大学硕士论文，2004年，第22—23页。
(18)Edmund Curtis,A History of Ireland，London:Rouledge,1992,pp.2-3,pp.26-30．
(19)Ibid.，p.27.
(20)Mike Cronin,A history of Ireland，New York：Palgrave，2001，p.2.
(21)成珞：《关于古凯尔特人在爱尔兰的播迁和发展——兼论凯尔特因素在爱尔兰近代民族形成过程中的影响》，华东师范大学硕士论文，2004年，第25—33页。
(22)Edmund Curtis,A History of Ireland，London:Methuen,1957,pp.113-17.
(23)钱乘旦主编：《欧洲文明：民族的融合与冲突》，贵州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60页。
(24)John Darby,Conflict in Northern Ireland，Dublin:Gill and Macmillan,1976,pp.2-3.
(25)John Guy著，苏福忠译：《英国千年史》卷三（1603-1714），香港三联书店2000年版，第23页。
(26)Edmund Curtis,A History of Ireland，London:Methuen,1957,pp.150-152.
(27)爱尔兰人对西班牙有特殊情感，因为凯尔特人认为他们是从西班牙迁移过来的，而当时的天主教主教把恢复天主教的希望寄托在西班牙身上，爱尔兰的一些古老城市当时和西班牙仍有商业来往，由于宗教和民族情感，所以当时“心向西班牙”是爱尔兰的普遍现象。
(28)孙晶：《试析克伦威尔远征爱尔兰及其影响》，《辽宁师专学报(社会科学版)》，1999年第5期。
(29)Joseph Ruane and Jennifer Todd, The Dynamics of Conflict in Northern Ireland:Power, Conflictand Emancipation，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6,p.20.
(30)阎照祥：《英国政治制度史》，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93页。
(31)G.D.Boyce,The Irish Question and British Politics 1868-1986，London:Macmillan,1988, pp.78-79.
(32)Edmund Curtis,A History of Ireland，London:Methuen,1957,pp.53-55,60.
(33)[爱尔兰]埃德蒙·柯蒂斯著，江苏师范学院翻译组译：《爱尔兰史（下册）》，江苏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第480页。
(34)Edmund Curtis,op.cit.,pp.249-253,259.
(35)Ibid, pp.264-274.
(36)Ibid,p.287,306.
(37)王觉非主编：《近代英国史》，南京大学出版1997年版，第109页。
(38)Maurice Dobb,Studies in The Developmentof Capitalism，New York，p.206.
(39)[爱尔兰]埃德蒙·柯蒂斯著，江苏师范学院翻译组译：《爱尔兰史》（下册），江苏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第457页。
(40)[法]布罗代尔著，施康强等译：《15—18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第三卷），三联书店1993年版，第426—429页。
(41)Ann Hughes,The Causesof the English CivilWar,Macmillan,1991，p.55.
(42)[爱尔兰]埃德蒙·柯蒂斯著，江苏师范学院翻译组译：《爱尔兰史》（下册），江苏人民出版社1974版，第466页。
(43)Edmund Curtis,op.cit.,pp.243,250,252- 254.
(44)G.D.Boyce,The Irish Question and British Politics 1868-1986，London:Macmillan,1988, pp.78-79.
(45)Joseph Ruane and Jennifer Todd,op.cit.,pp.21-22.
(46)奥林奇会是18世纪末北爱尔兰的大地主和国教教士所组织的团体，基本上是由国教派新教徒参加，这个组织以对奥林奇的威廉（即1688年登上英国王位的威廉三世）表示纪念和崇敬而命名。
(47)王荣堂：《英国近代史纲》，辽宁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218页。
(48)Stewart J. Brown, The National Churches of England, Ireland and Scotland 1801—46，Oxford:Oxford Univ.Press,2001,p.9.
(49)苏昕：《格莱斯顿与两次爱尔兰自治法案》，首都师范大学硕士论文，2004年，第8—9页。
(50)Stewart J.Brown,The National Churchesof England,Ireland and Scotland 1801-46,Oxford: Oxford Univ.Press,2001,pp.123-24,137-39.
(51)刘克华：《一八四〇—一九一四年的英国》，商务印书馆1987年版，第81页。
(52)[英]温斯顿·丘吉尔著，薛力敏译：《英语国家史略》(下册)，新华出版社1985年版，第584页。
(5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379页。
(54)钱乘旦等：《二十世纪英国史》，香港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259页。
(55)[法]布罗代尔著，施康强等译：《15—18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第三卷），三联书店1993年版，第426—429页。
(56)Rober Kee,TheMostDistressfulCountry，London:Penguin Books,1972,p.195.
(57)Rober Kee,op.cit.,p.196.
(58)Patrick O’Farrell, Ireland’s English Question：Anglo-Irish Relations 1534-1970，New York：International Publishers,1971,p.138.
(59)T.A. Jackson, Ireland Her Own:An Outline History of the Irish Struggle for National Freedom and Independence，New York：International Publishers,,1947,p.292.
(60)刘克华：《一八四〇—一九一四年的英国》，商务印书馆1987年版，第80页。
(61)[英]艾瑞克·霍布斯鲍姆著，贾士薪译：《帝国的年代》，江苏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57页。
(62)T.A. Jackson, Ireland Her Own:An Outline History of the Irish Struggle for National Freedom and Independence，New York：International Publishers,1947,p.216.
(63)芬尼亚这一名称源自于传说中的古凯尔特军队名称：“费亚那”(Fianna)。
(6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379页。
(65)苏昕：《格莱斯顿与两次爱尔兰自治法案》，首都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4年，第7页。
(66)钱乘旦：《二十世纪英国——帝国斜阳》，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254页。
(67)“奥林奇会”Orange Order，全称是“爱尔兰忠王者奥林奇会协会”(the Loyal Orange Institution of Ireland)。以威廉三世的家族名“奥林奇”(Orange)为其会名，是为表示他们支持威廉三世在爱尔兰建立的新教优越政策。而对于天主教徒而言，威廉三世取得波因河战役胜利，象征着殖民者对爱尔兰凯尔特人的压迫和造成的民族屈辱。
(68)John Darby, Conflict in Northern Ireland: the Development of a Polarised Community，Dublin:Gill& Macmillan,1976,p.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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