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平行于世界

1840—1858：中国平行于世界

●中国的角色定位

鸦片战争和《南京条约》之后，中国终于不能再将自己看成一个“普世帝国”了。帝国的领袖再愚昧无知，也已经明白这敢于贩卖鸦片的英夷，万万不是一般的海上强盗和化外之民。因为这仗输得不是一般的惨。只一场定海战役，数千清军伤亡殆尽，而英军只死伤数人，力量差距已是天差地远^[10]。在帝国统治阶级的眼中，英、法、美等国不是他们熟知的朝鲜琉球，而颇类似于强横到能与中原王朝一较长短的匈奴突厥蒙元。不过，清高层和帝国士子的自信心还没有彻底丢失。中国依然认为自己是东方世界的第一强国，甚至将万里海疆看成长城，希望中国和这些强大的蛮夷能相安无事，“你走你的阳关道，我走我的独木桥”。不管如何，日本依然服帖，朝鲜越南照样进贡，英、法、美不服王化并不影响中国在东亚的老大地位。

●此时的中外关系

但是，西方世界对中国的看法可谓就一落千丈了。拉图雷特在他的《美中早期关系史》中提到：一次急剧的感情突变发生了，中国在英国军队面前的彻底溃败，以及不愿接收西方的干预和西方的观念，使得她从被尊敬和钦佩的地位，滑至被蔑视的地位……他们突然发现了与他们原来认为的她的辉煌完全相反的弱点，一种新的印象遍及了美国和欧洲，认为中国是颓废的、垂死的，已从昔日的灿烂堕落了^[11]。

中国当然还不知道西方世界已经看透了自己外强中干的本质。帝国从中央到地方都在躲避和拖延与西方的接触。19世纪50年代，洋人信守条约，中外各方倒也相安无事。但1854年开始，英美等国就准备要根据条约规定开始修约谈判了。无奈此时中国古代政治的“优良传统”——相互推诿被帝国的高官们发挥得淋漓尽致，何况当时中国没有外交部，洋人们在清廷中枢求告无门，只能转回他们熟悉的广东来碰运气了。

英、法、美的要求主要是增开通商口岸、允许公使驻京、希望中国地方官吏不拒绝与外国公使领事往来、减轻关税废除厘金等。从今天的眼光来看，除最后一项有干涉内政侵犯主权之嫌外，其余几项都是求之不得的好事，不就是开几个经济特区、建几个使领馆、多办点招商引资么？可是当时清廷的反应恰恰相反，咸丰皇帝觉得只有税收一项可以通融，至于驻使通商往来等等，那简直是万万不能讨论的^[12]。

列强上门，那以“不战、不和、不守、不死、不降、不走”闻名后世的“六不总督”——两广总督叶名琛的对付方法就是不交涉，一个洋人也不见。英、美两国代表吃了闭门羹，跑到江苏去找两江总督，他劝他们回广州去找叶名琛。他们后来到天津，地方当局只允奏请皇帝施恩，稍为减免各种税收，其余一概拒绝。马克思说资本家只要有可能博得300%的利润，就甘愿冒上断头台的危险。于是这批四处碰壁、却又想钱想得心急火燎的列强便“软的不行来硬的”，坚船利炮一路北上，直打到北京^[13]。这个时候，清廷除了签署“城下之盟”，别无选择。

●影响中国与世界关系的体系和国内因素

为何此时中外关系会出现如此大的转变？为何中国竟在惨败之后如此不思进取？为何西方列强突然如狼似虎，咄咄逼人，以至动用坚船利炮，与此前的文明绅士形象迥异？

原因之一，乃是当时世界体系处于洛克文化与霍布斯文化并存的状态。威斯特伐利亚体系以降，欧洲列强对自己内部实行洛克文化，主权国家相互平等，但亚非拉地区在列强眼中乃未开化之地、无主之地，并非要以礼相待的地方，而是可以侵吞占领的地盘。即便是中国这等历史悠久的老大帝国，倘若对西方列强不敬，那也是可以欺负和敲打的对象。与清廷谈判《望厦条约》的美国外交官顾盛对领事裁判权的看法就体现了这一点。

顾盛认为，基督教国家间有高度文明，互定条约，有公认的准则，有共同遵守的以基督教为基础的国际法，外国人有安全保障。但是非基督教国家与基督教国家缺乏共性，往往野蛮残暴；中国虽然是文明古国，但不承认也不了解国际法。何况，英意等国已经在伊斯兰教国家摆脱当地司法管辖^[14]。此中潜台词无非是说，西欧列强那一套平等往来的国际法不适合中国，中国就活该低人一等，更不可能有管制在华外国公民的任何权利。这外交官乃是西欧国家最温和与最彬彬有礼的角色之一，连顾盛尚且如此，况那些凶悍的军人乎？

原因之二，欧洲总体形势的稳定和工业革命的需求使列强开始在全球展开新一轮的殖民争夺战。此时拿破仑战争早已结束，1848年欧洲革命的冲击也已烟消云散，欧洲大国的政治领袖们坐稳政坛。及至1856年克里米亚战争结束，列强之间的政治矛盾缓解，自然也就能腾出手来到世界各地找事，尤其是领先迈进工业时代的英国。英国此时的工业革命已经开始，手工业都逐渐变为机械制造，作坊逐渐成为工厂^[15]。如此一来，海外市场和原料产地对英国的国计民生一天比一天重要，而中国对通商的限制显然极其不利于英国的工商业发展。

原因之三，帝国的士大夫阶层乃是守旧和自保的既得利益集团，虽不乏开眼看世界的努力，但依然缺乏足够的改革动力。林则徐致友人书中有这样一段话。

不此之务，既远调百万貔貅，恐只供临敌之一哄。况逆船朝南暮北，惟水师始能尾追，岸兵能顷刻移动否？盖内地将弁兵丁虽不乏久历戎行之人，而皆睹面接仗。似此之相距十里八里，彼此不见面而接仗者，未之前闻。徐尝谓剿匪八字要言，器良技熟，胆壮心齐是已。第一要大炮得用，今此一物置之不讲，真令岳、韩束手，奈何奈何！^[16]

这封信在当时没有亲历鸦片战争的人看来，简直就是一篇科幻小说。但后来林则徐相继当上陕甘总督和云贵总督，却不肯公开提倡改革。其中原因倒也不难理解。林则徐背后的士大夫集团乃是“保守的既得利益集团”。改革一则会动摇饭碗，实行新政就要触动科举，那这批靠科举上升的书生官僚岂不是要失业？二则明清文字狱着实吓人，万一给弄个“私通外夷”、“辱没祖宗”的帽子戴戴，搞不好九族遭殃。三则不管变革成不成，历代以来改革家从来都没有好下场，最惨的抄家车裂灭族（商鞅），最幸运的没有身败也已名裂（王安石）^[17]。

既然如此，也就不能苛责林则徐了。林文忠公尚且不愿牺牲自己的名誉和身家性命，而让绝大部分的官僚士子继续做天朝上国的春秋大梦，别人就更不必说了。在此情况下，即使鸦片战争的惨败并不致命，但惨败之后毫无动静、不知追溯原因和力图变革，那民族危机就势必日益迫近了。话说回来，要求咸丰变成彼得大帝、林则徐效法维新三杰，固然要求过高，但20年间偌大一个中国居然连个王安石都出不来，就实在是说不过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