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交礼宾中不为人知的故事

外交礼宾中不为人知的故事

文　林

中国人自古以来在对外交往中就重视礼品馈赠，《礼记》中有所谓“礼尚往来，往而不来，非礼也；来而不往，亦非礼也”。礼品往往能传达言语所不能表达的感情和信息。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自2004年起逐步解密开放了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外交档案，其中礼宾部分有很多关于当时国家领导人在外事交往中馈赠礼物的趣闻往事。

祝　寿　礼

1949年底，毛泽东主席第一次访问苏联。是年12月21日是斯大林七十大寿，为此中共中央、中央人民政府和中国人民解放军分别准备了丰富的祝寿礼送往莫斯科。解密档案中的礼品清单显示，中共中央赠送给斯大林的有丝织像、清代蓝花瓷花瓶、象牙艺术品等，还有三种茶：祁门红茶、上等绿茶和龙井茶；中央人民政府的礼品更是花了很多心思，除精美的瓷器外，特地从山东、河北等地采购了新鲜的蔬菜、水果，如山东胶东白菜、莱阳雪梨、章丘大葱、北京心里美萝卜，还有江西小金橘等；中国人民解放军赠送的是斯大林大元帅像，分绣像和瓷像两种。

1949年《人民日报》关于毛泽东主席访苏的报道

1953年底，为祝贺毛泽东主席六十寿辰，各兄弟国家开始筹备庆祝活动和祝寿礼。10月27日，外交部发给驻朝鲜使馆的一份电报中有如下记录：“关于朝方正准备毛主席六十寿辰礼物事，请你正式告朝外务省，说你收到国内通知，毛主席六十寿辰，遵主席指示，我国内将不举行庆祝，我国对各兄弟国家送礼均将一律辞谢。闻朝方正在准备礼物，谨辞谢。”12月16日，外交部副部长伍修权在给周恩来总理的一份报告中谈到苏联关于准备祝寿的情况：“华司考参赞以个人名义告我：苏共中央最近决定还是要庆祝毛主席六十寿辰，届时莫斯科各报将登载祝贺的文章并将向主席赠送礼品。同时驻北京的苏联对外文化协会将举行小型会议以示庆祝，华司考本人将出席讲话。”周总理在报告上批示：“告伍找华司考一谈，告以中国（共产）党不举行庆寿，因此请其在京以不举行会议为好。各兄弟国首都如有庆祝，我使节被邀可出席但不讲话。”尽管中方与毛主席本人一再声明不举行祝寿活动，但各兄弟国家还是向毛主席发来贺电及赠送了祝寿礼，其中尤以民主德国最为隆重。皮克总统赠送了瓷器（六人餐具）二匣，德国统一社会党中央赠马克思塑像一个、音乐柜一个（内有收音机、留声机和录音器），民主德国政府则赠送了一架电子显微镜给毛泽东。这架显微镜体积庞大，使用电力驱动，被分装在12个箱子中从德国运来。经毛泽东指示，显微镜交由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使用，这也是当时科学院的第二台电子显微镜。在10月8日的交接仪式上，民主德国驻华大使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郭沫若代表毛主席接收了仪器，并肯定“这一珍贵礼品的赠送，非但表现了（民主）德国政府和人民对我们伟大领袖的热爱，同时还表现了（民主）德国政府和人民对我们进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无限关怀”。

1953年12月，朝鲜平壤市全体市民赠毛泽东的嵌螺钿长方漆盒，以庆祝毛泽东主席60寿辰

1964年4月17日是赫鲁晓夫七十岁寿辰。4月16日，我党和国家领导人毛泽东、刘少奇、朱德和周恩来联名向赫鲁晓夫发了贺电，表示：“尽管目前我们同你们之间存在着关系到马克思列宁主义一系列原则问题的分歧，存在着不团结的状态，但是，我们坚决相信，这只是暂时的。一旦世界发生重大事变，中苏两党、两国和我们的人民就会站在一起，共同对敌。让帝国主义和各国反动派，在我们的团结面前颤抖吧，他们总是会失败的。”中国外交部也发电给各驻外机构，统一关于对待赫鲁晓夫寿辰的应对措施：“一、不向驻在国的苏联使馆写贺信、送花篮，不登门祝贺，见面时不作口头祝贺。二、驻在国官方或苏联使馆举行祝寿活动，如邀请各国使节参加，我馆长可应邀参加。在祝寿的集会上，如驻在国领导人或苏联大使在讲话或祝酒中，对我领导人指名攻击，我当场不抗议，不退场。但可向周围人士表明，这是恶劣的侮辱，绝对不能同意。驻在国的攻击，事后由大使或参赞到外交部抗议，苏方攻击，由大使向苏大使抗议……四、修字号国家使节如发起搞社会主义国家外交团集体祝寿活动（如招待会、写贺信、送花篮等），无论有无南斯拉夫，我均不参加……五、如我大使为外交团长，不主动组织集体祝寿活动。如有人倡议，我可借故推掉，不出面组织……七、修字号国家党政领导人率代表团前往苏联参加祝寿活动，有别于一般国事访问，我大使、代办不参加迎送。”

我驻苏联使馆向外交部和中联部报回了苏联群众对赫鲁晓夫祝寿的反应，认为他“是无功受勋，搞个人迷信”。

“列宁格勒大学一实验员说：‘战争中牺牲了的英雄、斯大林都没得四个勋章，他这个混蛋为什么得四个勋章！’……莫斯科大学工程物理学院几个大学生一起议论赫鲁晓夫为什么得了第四个勋章，说：‘鬼知道，卫国战争中的中将怎么能起到那么大的作用！’‘农业上也没成就，不应该得勋章’。”“少数人为赫鲁晓夫捧场，但也遭冷遇：核子所一苏联人建议庆祝赫鲁晓夫得勋章，另一苏联人反对说：‘有什么值得庆祝的，他爱发几个就发几个。’莫一工人建议为赫鲁晓夫生日喝酒，另一工人拒绝并讽刺地说：‘连酵母都没有，还喝什么酒’。”

礼品清单上的中苏关系嬗变

1957年11月，为祝贺十月革命四十周年，毛泽东率领中国政府代表团前往莫斯科祝贺，并向苏联政府赠送了精心准备的礼品。根据解密外交档案记载，这份国礼共有十份，包括“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国徽”、上海毛绣《列宁在拿兹里夫》、国画《岱宗旭日》和《松柏长春》、《牡丹、和平鸽丝绣大屏》、清代古瓷“清乾隆青花釉里红龙天球瓶”、“清乾隆粉釉百鹿尊”等六件，以及表现苏联援助成就的十七件援建项目模型，如“长江大桥”、“第一汽车制造厂”、“喷气式飞机制造厂”等。

当时的中苏关系因1956年苏共二十大赫鲁晓夫全盘否定斯大林等原因已处于非常微妙的阶段，但中国仍然向苏联表达了真诚的感谢和祝贺。在“第一汽车制造厂模型”说明中，有如下文字：“第一汽车厂的建成为中国汽车工业奠定了良好基础，为中国汽车工业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第一汽车制造厂已开工生产并且生产水平已达到设计能力的标准。这巨大的成绩是与伟大的苏联人民无私援助和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亲密团结友谊分不开的。”毛泽东在庆祝十月革命四十周年大会上，热情洋溢地赞颂了苏联在四十年中所取得的辉煌成就，“向伟大的苏联人民、苏联政府和苏联共产党致热烈的兄弟般的祝贺”，中苏缔结的友好同盟互助条约是“两个伟大社会主义国家伟大同盟”，“我们同苏联和整个社会主义阵营共命运，同呼吸。我们认为：增强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各国的团结，是一切社会主义国家神圣的国际义务。”

1960年11月5日，刘少奇和邓小平、彭真、杨尚昆率领中国党政代表团飞抵莫斯科，出席在苏联莫斯科举行的八十一国共产党、工人党代表会议，然后参加苏联十月革命四十三周年庆典。此前七月，苏联突然单方面撕毁合同，撤走专家并停止供应中国急需的重要设备，中苏关系急转直下。刘少奇此次访苏，一方面，是要在重大问题上继续坚持原则，另一方面，又要顾全大局，维护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结，同时，还要努力缓和中苏之间的紧张关系，任务十分艰巨。

4月18日，外交部上呈中央关于“刘主席访问苏联及东欧各国赠送礼品方案”的报告，将赠送苏联部分的礼品分为五级：最高的甲级有2份，送党的第一书记和国家元首，每份价值5000—10000元，如双面绣屏风、红木嵌银丝立灯、景泰蓝鱼缸及名酒、茶叶等；最低的戊级100份，每份价值50元左右，送有关司、局长及接待人员，有台布、中国剪纸、暖水瓶等。23日，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在这份报告上批示：“（一）我们多次送给兄弟国家负责人的礼物，都是些不合个人使用的大件工艺品，使受礼人处理这些东西困难。是否还可以再想想，有无其他的东西可送？（二）各级礼品的价值是否偏高？可不可以减少一些，由刘少奇同志访问（开始），树立一个亲切、朴素的作风？”5月27日，国务院发电给北京、上海等11个省市的人民委员会，“为了更能反映我国当前的跃进新形势”，要求各地“特制一批朴素、实用和有纪念意义的工艺美术品”。根据档案记载，此次访问的赠礼层级比最初的方案降低了很多，送给苏共中央第一书记赫鲁晓夫和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勃列日涅夫的礼品是，男大衣料1块、女大衣料1块、西服料2块、绸缎2块、150支纱府绸1匹和茶叶4听。

1964年10月16日下午3时，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两小时后周总理向外界公布了这一消息。当天下午5时10分，外交部礼宾司收到了苏联驻华使馆照会：赫鲁晓夫被解职，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由勃列日涅夫担任。中共中央决定抓住这一机会来改善已经破裂的中苏关系。11月5日，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总理周恩来率领的中国党政代表团到达莫斯科。为了准备这次访问，外交部礼宾司参照1957年和1960年我党政代表团访苏时赠送礼品的规格，拟定了一高一低两套送礼方案。第一方案送礼范围较大，从苏共中央主席团委员到普通的接待人员，分别准备了甲（如瓷器茶具、抽纱台布等）、乙（如珐琅烟具、绸缎等）、丙（如钢笔、茶叶等）三个等级的礼物；第二方案仅是向接待中国代表团的副部级以下工作人员送礼，分乙、丁（如毛衣、头巾等）两级。礼宾司在请示中也特别说明：“为了更好配合这次出访工作和制造一些团结友好的气氛，第一方案较好。另考虑到苏联目前微妙的情况，这次采用第二方案也好。究采用何方案，建议代表团到后视情况酌定。至于礼品准备，则按第一方案悉数准备妥带去，可备而不用。”然而，周恩来这次莫斯科之行并未达到预期的目的，中苏关系不仅没有改善，而且继续恶化。

动物使者

熊猫作为中国的国宝，曾多次出国充当友好使者，为发展对外友好关系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是动物界最著名的“大使”。1972年2月，美国总统尼克松来中国访问，周恩来总理宣布赠送给美国人民的一件隆重的国礼，即来自四川省宝兴县的大熊猫“玲玲”和“兴兴”。4月26日，当“玲玲”和“兴兴”乘专机从北京抵达华盛顿国家动物园时，受到八千余名美国民众的冒雨迎接，开馆与观众见面第一个月，参观者就多达一百余万。如果说乒乓球撬动了地球，开启了中美两国发展正常关系的大门，熊猫赴美则成功地拉近了中美两国人民之间的感情。从1957年到1982年的26年间，中国一共赠送给9个国家23只大熊猫。然而从解密档案可以发现，早在熊猫之前，已经有其他的动物被当作国礼赠送了。

1957年到1982年的26年间，中国共赠送给9个国家23只大熊猫

1954年11月，印度总理尼赫鲁致信周恩来总理，信中写道：“我感谢您在我的生日致我友好的来信，我十分珍视这一来信。我到您的伟大国家的访问是我一生中值得记忆的事件，并且我相信这个访问对促进印度和中国之间的友谊和合作已有所帮助，这种友谊和合作对我们两国以及亚洲和世界的和平是如此的必要。谨致以我的良好的愿望。我非常感谢您送给我的梅花鹿、丹顶鹤和金鱼等礼物。我相信印度儿童将很高兴看到这些礼物，并且每当他们看到这些礼物的时候，将想起您的伟大的国家。”

1953年4月，越南民主共和国（北越）越中友好协会向毛泽东主席赠送了两头大象，以表达对毛主席的敬爱之情，并祝福毛主席“健康长寿，领导中国人民抗美援朝取得胜利，建设新中国取得成功，加强和保卫亚洲和世界和平的力量”。同年6月，印度总理尼赫鲁赠送一头名叫“阿萨”的大象给中国儿童，时任文化部副部长、印中友好协会主席的丁西林代表中国政府接收，这头大象最后被安置在北京西郊公园（1955年更名为北京动物园）饲养。

1957年尼泊尔国王马亨德拉赠送了一对犀牛给中国政府，也安置在北京动物园。其中名叫“香蒂”的雌性犀牛因患急性肠炎于1960年1月死亡。3月，尼泊尔王国政府代表团访问北京时参观动物园，了解到“香蒂”死亡的情况后，随即表示可补送一只雌性犀牛，以便给另一只雄性犀牛“香卡”配对。北京市园林局就此专门发文给外交部礼宾司，请示外交部与尼驻华使馆商洽接收事宜。在解密档案里，园林局在发文后还报送了“香蒂”到京后详细的饲管情况、死亡报告和解剖记录，可见园林局对作为“国礼”的动物们还是格外的给予照顾。

外事交往中，“动物使者”们不仅只是增进两国间的亲近感，有时还能创造特别的会晤机会。1962年5月，缅甸领导人奈温（1962年3月2日，由于不满吴努领导的政府对少数民族叛军作出让步，奈温发动不流血政变上台，自任缅甸联邦革命委员会主席、政府部长会议主席（总理）兼国防部长和国防军总参谋长，开始长期的执政，控制缅甸政坛达26年——作者注）委托为他治病的中国针灸名医孙振寰大夫，向毛主席等我国家领导人赠送了六篓水果。我驻缅使馆发电报建议陈毅副总理写信给奈温表达谢意，并以周总理夫妇名义再送些金鱼（据电报记载，当时奈温在为孙大夫饯行时，曾提到他养的金鱼已死）。外交部相关部门受礼宾常规的约束，未能重视使馆的意见，于5月16日复电使馆，认为“对方只是送水果并未附信函，陈总不必去信，只请驻缅大使李一氓代表我国家领导人向奈温口头表示谢意和问候”。5月19日，李一氓大使专门写信给外交部副部长耿飚，详述建议陈老总写信及送金鱼给奈温的理由：“现在见奈温颇不容易，我们想制造一些机会，要求见奈温，见到后可能从他口中，谈出些什么。”并直抒：“把外交看得如此呆板，就削减了我个人的活动机会。现在情况，无任何社交场合可以看见奈温。”耿飚在信函上批示：“李大使这个意见，请礼宾司和一亚（第一亚洲司——作者注）办，我看为了他工作的方便，可以陈总名义写封信去。有道是礼多人不怪，何况奈温今天已是国家元首了。”5月22日下午，李一氓大使送给奈温各色中国金鱼200尾，并附送了饲养金鱼的说明。奈温向李大使详谈了他与老挝领导人富马、富米和美驻缅大使有关老挝问题的几次谈话，最后还说到，“一个半月前左右，吴庭艳（南越领导人——作者注）给了我一封长信，中心意思是说中共和北越军队干涉南越，要求我出面谴责国际共产党人。我没有理睬，把信搁一边了。”李一氓大使用金鱼作礼品既联络了感情，又从谈话中了解到很多重要信息。

以民促官

1955年8月，日本恢复日中、日苏邦交国民会议代表团访华，该团团员小畑忠良带来日本出席万隆会议代表团团长高碕达之助致周总理的信函和两个日本景泰蓝花瓶。信函中说：“回忆今春在万隆会议之时，承蒙教言实铭心怀，并承赐佳珍拜领之余益深感激。无奈当时会议之日程甚短，回国益甚仓促，因此未得获暇畅谈并告辞实为怅恨。”周恩来总理与高碕达之助在万隆会晤，并向高碕达之助赠送了排花台布、雕漆捧盒等礼物。周恩来在万隆会议中展现的高超的谈判艺术和外交家的个人魅力使高碕达之助折服。高碕达之助后来与廖承志谈到亚非会议对他产生的巨大影响：“这次万隆会议，使我的一生发生了转变。我对政治外交产生兴趣，实际上是从这次万隆会议开始的。”

柬埔寨西哈努克亲王访华时，赠毛泽东的木雕蛇纹边镜子

高碕达之助（TAKASAKI TATSUNOSUKE），日本大阪府人，时任自民党国会议员，是“日本的大资本家，又是经济、政治界的活动人物。身兼数十个企业组织的重要职务，还参与制订政府的经济政策并经常参加对外活动。他所经营的企业与国内的渔业、钢铁垄断资本家有密切联系，同时也得到渴望打开中日贸易的关西纺织、钢铁、贸易等大资本家的积极支持”。高碕达之助与中国的关系很深，早在1939年就出任伪满的“满洲重工业开发公司”总裁及伪满的政府经济顾问，并参与制订伪满“产业五年计划”。日本投降后任“满洲日本人救济会”会长。长春解放后，一度被我留用，任我东北产业调查所副所长。国民党占领东北期间，任国民政府资源委员会顾问。1947年底返回日本。

1960年10月12日，周总理与访华的高碕达之助进行了一次长达四小时的会谈。高碕谈到了中日、日美及中美关系，“日本目前还没有完全独立。总理说这一点我们的看法是一致的。从1895年后的半个世纪中，日本对中国采取了军国主义的、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给中国带来很大麻烦，日本自己也进行了深刻的反省……十五年前，我们认为一定要承担战争的严重后果，缔订很苛刻的和约，甚至日本男人差不多都会被送到西伯利亚，没有想到联合国对日本这样宽大，而且战后日本人的生活水平还超过了战前……日本人都想同六亿五千万中国人民促进友好关系，并以实际行动表示赔罪。目前日本应该在得到美国的完全谅解下，尽快同中国恢复邦交，这是日本负有责任的应该采取的态度”。高碕还分析了日本政坛内所谓亲美派和亲中派政治立场。周总理不同意高碕关于中日美关系及日本政治立场的部分表述，指出：“我们对日本的态度很清楚，并不要你们敌视美国，亲中国。我们支持日本人民反对美国侵略和压迫，使美国撤退在日军队和军事基地，和美国平等往来，根据万隆十项原则，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和中国及一切国家建立友好关系。”

高碕达之助晚年致力于中日友好事业，曾任日中综合贸易联络审议会会长，积极促进中日贸易。1962年率代表团访问中国，签订了发展两国民间贸易的《中日综合贸易备忘录》。1964年8月在北京和东京分别设立“高碕达之助事务所”和“廖承志办事处”，为发展中日贸易和增进中日友好作出了重要贡献。

越南民主共和国主席胡志明曾长期在中国学习和工作，对中国及中国人民充满深厚感情。1961年6月他在《北京周报》英文版第22期上看到我国安徽省阜阳县一个人民公社的社员谭雪英一胎生四子的消息后非常高兴，便送给谭雪英一张签名照片和一块越南绸缎以示祝贺。外交部收到驻越南大使馆转来的礼物后，经安徽省外办送给了谭雪英。谭雪英写了感谢信并寄送了母子合照给胡志明主席。1962年5月，胡志明主席在《云南日报》上看到云南巍山彝族回族自治县营盘公社社员余阿应一胎生下三男一女的消息后，也送了签名照片和一块越南绸缎表示祝贺。

1961年2月缅甸联邦政府总理吴努赠毛泽东主席的凤首箜篌

中国与缅甸自古以来就亲仁善邦、共饮一江水，两国边民素有“胞波”情谊。1960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缅甸联邦政府边界条约》在北京签订，条约使两国的全部边界正式划定，标志着两国友好关系的进一步发展，对维护亚洲和世界和平作出了巨大贡献，同时也为我国同邻国解决边界问题提供了良好范例。此前的8月份，缅甸政府向居住在中缅边界上的中国居民赠送了两千吨大米和一千吨食盐。为表示友好和庆祝边境条约的签订，云南省建议我方也相应赠送一批礼物给缅甸边民。因当时我粮食供应紧张，最好选择送生活用品。8月底，周总理在致缅甸总理吴努的信中正式提出要在明年（1961年）初访问缅甸时，赠送中缅边界上大约120万缅甸边民花布240万公尺和瓷盘60万个。信中还提到这批礼品将于12月15日前从畹町运抵缅甸政府所指定的边境地点。

根据解密档案记载，240万公尺花布由商业部布置给上海生产，瓷盘最初计划由云南省负责生产40万个，湖南和河北两省各生产20万个共计80万个（其中20万个备损耗用）。但因当时云南省生产技术较差，运输能力也不足，最终确定只负责生产36000个，其他的全部交由湖南和河北生产。11月3日，除了云南省生产的瓷盘，其他瓷盘和花布由对外贸易公司租用的丹麦货轮自上海启运，于12日运抵仰光，之后由缅甸协助将礼品运到中缅边界，中方承担运输费用。云南省生产的瓷盘于11月20日运抵缅甸芒友。在交接仪式上，缅方代表瑞上校讲话强调中缅友谊，并祝贺边界条约签订，他说：“历史上遗留下来的中缅边界问题在我们这一代得到顺利解决，给东、西方国家解决国与国之间的问题做出了光辉的榜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