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与“烤鸭外交”

周恩来与“烤鸭外交”

唐　军

笔者查阅了外交部向社会开放的一批1955—1960年间形成的档案，这批解密档案，内容主要涉及20世纪50年代中后期，中国在双边和多边外交领域的有关原则立场、对外交流交往等情况。在查阅过程中，看到了一些周恩来总理宴请国外元首的外交活动档案，了解到一段周恩来总理开展“烤鸭外交”的佳话。

设宴帅府园全聚德

据档案记载：1960年1月27日周总理宴请缅甸总理奈温和1960年3月21日宴请尼泊尔首相柯伊拉腊等，吃的都是烤鸭宴。

1月27日，正值中国农历庚子年除夕，中午12点半，周恩来总理在帅府园全聚德烤鸭店宴请奈温一行，中方参加人员有陈毅副总理、张爱萍副总参谋长、外交部副部长章汉夫等，缅方参加的还有缅甸驻华大使叫温，一共34人。而此次宴请的背景非同寻常。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同不少邻国存在着悬而未决的边界问题。而国际上某些别有用心的国家也利用这一点大造声势，“中国威胁论”等荒谬言论喧嚣一时。

由于历史原因，当时的新中国与缅甸存在未划定边界的问题，双方就此开展过多次会谈。早在1954年，为解决中国和印度关系中的某些问题，中国首次提出了著名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1955年4月，周恩来总理在亚非会议上郑重宣布：“中国同十二个国家接壤，同有些国家的一部分边界尚未定。我们准备同邻邦确定这些边界，在此以前我们同意维持现状，对于未确定的边界承认它尚未确定。我们约束我们的政府和人民不超越边界一步，如果发生这类事情，我们愿意指出我们的错误并立即退回国境。至于我们如何同邻国来确定边界，那只能用和平方法，不容许有别的方法。我们如果一次谈不好，就再谈。”本着愿意同缅甸睦邻友好地解决边界问题的真诚愿望，中国领导人摆出了以和平共处五项基本原则解决中缅边界问题的态度。

奈温总理是访华次数最多的缅甸领导人，一生共12次访华。1958年，奈温出任缅甸内阁看守总理，并奉命组织大选选出新总理。1960年对中国的访问，是他第二次，也是他自己认为最重要的一次访华。此前，中缅双方已就边界问题达成了原则协议，但由于缅甸国内的原因，边界问题未能获得最终解决。按计划，1960年2月将举行大选，奈温以他特有的果断，决定在他看守政府任期内解决这一问题。

1960年1月29日，缅甸联邦总理奈温将军（右），结束了在中国的访问，乘专机离京返国

1960年1月24日至29日，奈温来华商讨边界问题。1月27日，正值中国农历庚子年除夕，双方的谈判已接近尾声，对于协定和条约的大部分内容已基本达成一致。

总理的宴请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举行的。

宴请被选择在帅府园烤鸭店，它是1959年10月1日开业的，作为全聚德开的第二家分店，称为东号。这是周恩来总理第一次在这里请外宾吃饭。现将开放档案中记录的当天菜谱转录如下：

四冷盘：卤翅膀、糟鸭片、鸭肝片、拌鸭掌

热菜：鸭四宝、炸胗肝、爆鸭心

烤鸭、鸭架白菜汤、蒸蛋糕、蜜汁梨、鲜果

有关宴请活动的详细情况，开放档案中并没有记录，但根据事后的情况来看，这次宴请显然是一次水到渠成的“烤鸭外交”活动。

1月28日，周恩来总理与奈温总理分别代表本国政府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缅甸联邦政府关于两国边界问题的协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缅甸联邦之间友好和互不侵犯条约》上签了字。至此，中缅边界问题得到友好解决。《中缅边界条约》是新中国与亚洲邻国签订的第一个边界条约。

1960年10月2日，首都各界人民在工人体育场举行盛大集会，庆祝中缅边界条约的签订

中缅边界问题的合理解决，是运用和平谈判方式解决此类问题的第一个成功范例。中国愿意同邻国睦邻友好交往的真诚愿望以及周恩来总理超凡的人格魅力给奈温留下了深刻印象，自此，他与周总理结下了深厚的友谊。1977年2月，全国人大副委员长邓颖超访问缅甸时，已担任总统的奈温破格给予了最高礼遇，以表达对周恩来总理的深切怀念之情。在欢迎宴会的讲话中，一谈到周总理，奈温不禁潸然泪下，有十来分钟低头不语。此情此景，在场的人无不为之动容。这是后话了。

中缅边界问题签订协定后不久，尼泊尔首相柯伊拉腊于1960年3月访问中国，两国首脑开始对中尼边界问题进行会谈。1960年3月21日双方签订了边界问题协定。原计划当天中午周恩来总理在帅府园全聚德宴请柯伊拉腊首相，但最后是由陈毅副总理出面宴请，周总理出席。

开放档案中记载的那天便宴的菜谱为：

1960年3月13日，周恩来（前排左二）陪同柯伊拉腊首相（前排左三）参观密云水库

冷菜：拌鸭掌、糟鸭片、酱鸭膀、卤什件

热菜：扒鲜蘑龙须、炸胗肝、烩鸭四宝、油炮鸭心

烤鸭、鸭架白菜汤、冰糖菠萝桔子

这次访问后，1960年4月26日，周恩来总理同陈毅副总理访问尼泊尔，此后双方的交往不断，签订了和平友好条约、边界条约、边界议定书、贸易协定、文化合作议定书等一系列友好条约。

27次以烤鸭飨外国宾朋

据全聚德统计，周恩来总理曾先后27次到全聚德宴请外宾。第一次到全聚德是出席由彭真市长宴请以威廉·西罗基总理为首的捷克斯洛伐克政府代表团的便宴。1957年3月27日晚8时，周恩来总理准时来到了前门的全聚德。当时，全聚德还是早年的布局，楼上14间雅座，每间雅座9平方米，只能摆放一张大圆桌，显得很拥挤。

据全聚德的工作人员回忆，每次宴请，周恩来总理都要向外宾们介绍全聚德烤鸭和制作烤鸭的厨师。当看见厨师用娴熟的刀法快速地削下一片片鸭肉，转瞬间整只鸭子只剩下一个骨架时，外宾们无不发出阵阵赞叹声。客人还应邀参观店后面的加工现场，看到一个炉头通红的砖砌烤炉，挂着正在烤的鸭子，厨师手拿铁叉，间歇地用叉子把悬挂着的鸭子轮流转换位置或方向。实情实景，使外宾对中国精妙的饮食文化有了真切的体会。客人们往往会问起“全聚德”字号是什么意思，周总理便告诉他们，“全即全而无缺，聚为聚而不散，德指仁德至上”，这是至今为止对“全聚德”三字最为经典的解释。席间，周总理还会向外宾们介绍全聚德在新旧时期的发展历史——从无到有，从小到大，直至享誉中外。在旧社会，全聚德深受通货膨胀、经济崩溃之苦，几乎濒临绝境；新中国，党和政府惠予扶持而获得新生。通过总理的介绍，来宾们在吃烤鸭的同时，很自然地对新中国所取得的成就有了感性认识。

“全聚德”原名叫“德聚全”，是一位山西人在北平前门外肉市胡同开的一家干鲜果品店，由于生意不好，最终倒闭。清同治三年（1864年），以经营生鸡生鸭生意的河北冀县人杨全仁买下此店铺，开始经营烤鸭。杨全仁改店铺名为“全聚德”，并请秀才钱子龙书写了牌匾。“全”正含着他的名字，“聚德”取“聚拢德行”之意。有意思的是，牌匾上的“德”字故意少写了一横。原来那时杨全仁杨掌柜已雇了13个伙计，加上自己一共14人。“德”字为15划，少一划，暗含着14人要同心协力，重视商德；另一层意思是告诫大家心上不能横一把刀。

此后全聚德有了飞速的发展。全聚德菜的品种最初是鸭四宝，后来是全鸭菜，到了解放前后，全鸭菜品种已发展到了几十个，著名的有烩鸭四宝、炸胗肝、炒鸭肠、烩鸭雏、烩鸭舌、烩全鸭、糟鸭片、芫爆鸭肠等。到了20世纪40年代中期，全聚德发展至鼎盛期。但由于战乱，全聚德逐渐衰败下来，到了濒于破产的境地。

解放后，全聚德进行了公私合营，老店迸发了新的活力。经过大家细致研究，用鸭子通身的材料，做成整桌筵席，定名为“全鸭席”，以突出全聚德烤鸭店的特色。“全鸭席”菜肴的配制，大致是以两只烤鸭作为主要菜品，另外佐以卤什件、白糟鸭片、拌鸭掌、酱鸭膀等四道凉菜；油爆鸭心（或火燎鸭心）、烩四宝、炸鸭肝、炒鸭肠等四道炒菜，最后一道是鸭架汤。

上文提到的档案，乍看抄录的两份菜谱，似乎没什么区别，都是用鸭子做成的菜，但后一份为“全鸭菜”，前一份，即宴请奈温的那次，是“全鸭席”，两者差异很大。

所谓全鸭席，是在全鸭菜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全鸭菜，完全是用鸭子做的菜，而全鸭席，则是以鸭子为主要原料，加以山珍海味，经过精心定制而成的珍馐荟萃的高级宴席。到这一步，全聚德才有了纯粹属于它自己的菜系，才有了它自己的风貌。应该说，全鸭席才算得上是地道的北京菜。

胡志明想吃北京鸭，卓别林不吃美国鸭

有两件关于烤鸭的小事，更是生动地体现出周恩来总理对努力维护睦邻友好关系，积极发展同国际友人友好交往的高度重视。

据前外交官李家忠（时任驻越南大使王幼平的翻译）回忆，20世纪60年代中期，越南共产党主席胡志明的病情逐渐加重，中共中央派出医疗组前往河内救治。

周恩来（左）和胡志明（右）

1969年初，胡志明主席的健康状况相对稳定，医疗组回国休假。周恩来总理详细听取了医疗组关于治疗情况的汇报，当得知胡志明主席想吃北京烤鸭时，当即指示：一只烤鸭不够，要送两只。烤制烤鸭这件事在北京办起来很简单，但在炎热的夏季把烤好的鸭子送到河内，则有相当的难度。为此，周总理亲自把外贸部副部长李强找来，研究解决方法。在有关专家的努力下，成功地解决了冷冻保鲜问题，将烤鸭运到了河内。胡志明主席的秘书武期至今还珍藏着当年盛甜面酱的陶瓷小罐，作为珍贵的革命文物。

另一件事发生在日内瓦。1954年国际联盟会议召开，4月24日，周恩来率领代表团经柏林抵达日内瓦，引起了全世界的关注。当时在日内瓦召开的还有许多其他的国际会议，如世界卫生组织大会、世界电讯组织理事会、世界劳工局会议等。中国代表团除了参加日内瓦会议外还利用一切机会与各界人士，特别是著名人士积极交往，让他们了解中国，了解中国的建设成就和外交政策，这其中就包括在瑞士定居的著名喜剧大师查尔斯·卓别林。

卓别林在电影事业上的成就自不必说，作为国际和平人士，他在1953年刚刚获得国际和平奖金，声望和影响正旺。6月3日，在卓别林住地举行颁发和平奖金仪式，当时有几名中国记者到场采访。卓别林对中国记者的到来非常高兴，说很想看中国电影，特别是关于梁山伯与祝英台的故事。

当得知卓别林的上述想法之后，周恩来总理特意派外交部交际处王倬如处长与卓别林取得联系。考虑到卓别林艺术大师的身份，以及他对中国电影和艺术的浓厚兴趣，代表团给他安排了一个电影专场，放映了中国电影舞台艺术片《梁祝哀史》（即后来的《梁山伯与祝英台》）。看完影片后，卓别林表示非常感谢，夸奖主演范瑞娟的表演十分出色，还说自己对中国唱片和茅台酒等能代表中国文化的事物很感兴趣，并当即给周恩来总理写了一封热情洋溢的感谢信，信中表示，很希望能有机会见见周总理。为了进一步增进了解和友谊，也为了满足卓别林的迫切愿望，7月18日晚上，周恩来总理特意在花山别墅宴请卓别林和夫人，王炳南等作陪。当时著名越剧演员范瑞娟正在捷克参加一个电影节活动，周恩来总理特意让王炳南给我驻捷克使馆发电报，将范瑞娟请来参加活动。周恩来总理的细致安排令卓别林非常感动。在宴会上，卓别林品尝到了特地为他准备的茅台酒和北京烤鸭。当招待员把烤鸭端上来的时候，卓别林说：“我这个人对鸭有特殊的感情，我所塑造的流浪汉夏洛尔，他走路时令人捧腹的姿态，就是从鸭子走路的姿态中得到的启发。为了感谢鸭子，我从此就不吃鸭肉了。不过，这次是例外，因为这不是美国鸭子。”卓别林幽默的表述让大家感到非常愉快。周恩来对卓别林给予了很高的评价，称他为反对侵略、反对战争的伟大战士，是维护人类和平、友爱、文化进步的坚强卫士。并表示，从卓别林拍的电影和塑造的众多角色中，深深感受到了他呼吁人类友爱、世界和平的声音。听了周恩来的话，卓别林非常感动，他也对新中国的发展和进步，以及周恩来的卓越才能表示衷心的钦佩。席间，周恩来邀请卓别林访问中国，卓别林非常高兴地接受了邀请。1955年1月，外交部曾试图就卓别林访华的事情作出具体安排，但因为当时卓别林正在紧张地拍摄他的新影片，所以没能成行，不过这次交往给卓别林留下了美好回忆，此后，他常对友人说起自己的“中国情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