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体与外交的关系

一、媒体与外交的关系

在政府记者招待会上,有关外交的议题通常相对敏感且备受记者关注。由于外交关系的信息比国内政策的信息更难以确认,加之记者身兼报道者和公民两种角色,记者在政府的外交政策路线面前非常被动。戴维·哈伯斯塔姆在《应有的权力》一书中记录了政府为保证新闻界支持越南政策所采取的方法：“支持总统政策的要求是以‘国家安全’和‘捍卫中心利益’的名义发出的,这样的要求往往无法抗拒。”政府记者招待会是中外媒体在跨国新闻传播中主要的信息来源,也是各国政府进行国际宣传的信息载体和新闻宣传方式。政府可以利用新闻媒体报道的外交事件争取公众理解并引导公众参与,而报道外交事件的媒体也可以通过影响受众以施动于政府的外交政策。多数西方国家经过长期实践和深入研究,已经基本形成了适合本国政治环境的政府记者招待会的运作模式。简单说,就记者招待会的对外报道而言,媒体应该报道什么,报道多少,什么时候报道,或是不予报道,基本上都经过了政府和媒体的双重把关。

威尔逊总统在对外政策方面有特殊的规定。他要求由他来决定公众应该知道什么,特别是在对外政策领域中。他对这一领域特别敏感。1914年1月29日,他在一次记者招待会上说：“政府的对外政策是这样一个领域,如果你们允许我这样说的话,在这个领域中你们不应公开进行推测,因为有一定数量的报纸宣称当局在对某一件事进行研究,电报瞬间就将它传播全世界,并给外国政府留下某种影响,可能很容易使我们确实想办的事办不成……我对此感触很深。我并不认为一个国家的报界有权在解决某些必须精妙、公正地加以处理的问题上使他们自己的国家陷入窘境。”威尔逊总统曾一度取消记者招待会,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他不愿意同记者讨论外交政策问题。当时,美国即将卷入第一次世界大战。威尔逊认为,如果在记者招待会上涉及到外交议题,德国记者便将相当多的情报传回去,但在当时的形势下,拒绝他们参加记者招待会也不妥。哈丁总统在对外政策上也特别谨慎。当《纽约论坛报》记者访问哈丁问及对国外一些问题的看法时,哈丁说,“对欧洲那些事我一无所知,你和贾德(注：总统秘书)谈谈,他以后会告诉我。他替我处理这方面的事务。”在一次记者招待会上,有位记者的提问对“总统在与日本人有关的问题上形象不利,但这只是小事一桩”,“然而它仍使哈丁吃惊”。在里根总统执政时期,“总统成功地把外交政策上的失利归咎于新闻界,同时还谴责它不爱国”。1982年他再一次把《电视导报》当作他的传声筒,他说,“假设……我对新闻界说,我相信你们,告诉你们我们要做些什么。如果你们把我所讲的发表出来,就会给我们的国家带来危害,甚至有可能使我们的努力付之东流。但是他们还是把消息捅了出来,于是所有的人都知道了这些事情。”对里根这番话,分析家丹·哈林评论说,“总统的话表明他对新闻界,对政府,特别是对它的外交政策毕恭毕敬的过去的年月的怀念。”

美国学者伯纳德·科恩在《新闻与外交政策》一书中指出,媒体是一条连续而明确的纽带,联结政府和关心国际事务的公众,因而成为外交决策不可或缺的要素。媒体还是政府友好的合作伙伴,两者处于一种和睦相处的“共生”关系中。鉴于当时美国公众普遍对外交事务兴趣不大的事实,他还提出了“信息传播两步理论”,即媒体首先左右“舆论制造者”或是“舆论精英”,继而由后者对大众产生影响。科恩进一步指出记者在外交领域至少承担两个任务：(1)告知公众并向他们解释外交政策。(2)通过质疑、批评决策者而参与外交决策过程。依靠先进的媒介技术手段和完备的驻外记者制度,向政府提供快捷的第一手外交事件资料或官方渠道难以得到的信息,是媒体影响外交的主要方式。美国前总统卡特曾经说过,“原始的信息一般是来自路透社、美联社和BBC等新闻机构,……然后更加详细的资料才从官方通讯渠道到达,有时候要晚24小时左右。”另据美国学者林斯基对美国前政府首脑和高级外交官进行的调查显示,有65%的被采访者认为媒介是为决策提供信息的最快渠道。

媒体在外交领域内的议题设置功能主要表现为两个方面：(1)将原本不在政府考虑之列的某些事件或政府重视不够的国家地区提上日程。(2)将已经列入议程的问题和国家提升到更重要的战略位置。媒体很大程度上是利用新闻舆论和公众态度来影响政府的外交决策,即建构不同的议题影响公众议程最后进入政府议程。因为,公众对重大的国际事件缺乏直接经验,被迫依赖新闻媒介以形成自己的意见。美国卡特总统的白宫律师劳埃德·卡特勒曾在《外交政策》上撰文说,“一个问题无论多么紧要,只要没有什么电视报道涉入,在白宫的日程表上就可以安排在随便哪个早晨。人们常常把它搁置一旁,先考虑最新的电视新闻中出现的意外事件,并要及时在下一次节目中对此做出适当的反应。”如今,外交正逐渐由单一性走向多样化,外交行为主体的数量也随之增加,而大众传媒是其中一个重要主体。媒体正是通过连接政府、利益集团和公众,通过新闻报道引导公众舆论,成为了政府外交环节中不可缺少的因素。

外交对媒体的施动表现出强控的特征。在外交政策面前,媒介特别需要政府的解释和界定,尤其关注政府领导人。作为外交活动的中心,政府领导人在处理外交事务和国际问题上有绝对权威,其行为和表态均具重大新闻价值。政府还施加各种影响,频频举行记者招待会,要求媒体按照政府的统一口径报道,同时限制媒体在对外报道时发出不同的声音。各国都有政府独自创办或隶属于政府的媒体,其中知名的对外传播媒体大多由政府直接提供经费支持。这些媒体是该国政府重要的外宣工具,如美国之音、自由亚洲广播电台、自由欧洲广播电台、英国BBC世界新闻广播、德国德意志电台和莫斯科广播电台等。由此,政府通过控制对外信息在外交议题上占据明显优势,因而能够在很大程度上施压于媒体使之符合自己的外交议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