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大利统一战争中的外交活动

第一节　意大利统一战争中的外交活动

1856年的巴黎会议上，正式提出了“意大利问题”。当时的意大利是个地理概念，而非国家实体。但在一个统一的德国出现之前，意大利在欧洲均势中举足轻重。可以说，“意大利问题”是自维也纳会议后（1815-1860年），欧洲政治中最令人关注的问题之一。

一、“意大利问题”的性质

1.“意大利问题”的由来

所谓的“意大利问题”，实际上是意大利人在争取民族独立和统一过程中产生的问题，即如何完成这一使命以及如何确立他在欧洲的地位。

在欧洲历史中，意大利的影响与地位是不言而喻的。古希腊—罗马文明（Graeco-Roman Civilization）深深地影响了整个欧洲；意大利人先进的文化和教育，在欧洲也起了先驱与示范的作用。但是，自从西罗马帝国灭亡以后，意大利地区就不断遭受外族入侵，加上内部的纷争与混战，意大利一直处于分裂状态。1494年法国入侵意大利，揭开了欧洲大国在意大利地区竞争的序幕，随之出现了近代欧洲均势政治。拿破仑时期，法国占领和重新划分意大利，其中包括打破原有的政治和区域上的分裂局面，让当地人民第一次感受到了大革命的影响，使近代民族意识在整个意大利地区得到了空前的发展。

在战后的维也纳会议上，保守的君主们推翻了拿破仑在意大利实行的各种改革尝试。作为对战胜国的一种补偿，奥地利成为意大利地区的外国统治者。^[2]自此，意大利分裂为八个封建君主制邦国，其中除了撒丁王国、教皇国和那不勒斯王国以外，其余国家都由奥地利直接或间接统治。

意大利的民族意识并没有由于奥地利的“怀柔”统治而消失，相反伴随着欧洲民族主义的发展而日益高涨。从1815年到1848年，意大利的知识分子以诗歌、音乐等形式进行宣传、鼓动，极大地激发了意大利人的爱国热情。1831年，来自热那亚的革命党人马志尼在法国的马赛建立了“青年意大利党”，并成为早期意大利民族解放运动的先驱者之一。但在20年代和30年代，意大利的两次规模较大的民族解放运动均被奥地利镇压，主张自下而上完成统一的武装起义也接连受挫。

1848年，欧洲革命的浪潮再度高涨，法国、奥地利、比利时和德意志等国家和地区几乎同时爆发了革命起义。1848年2月，巴黎人民推翻了七月王朝的统治，建立了共和政府；3月13日，维也纳爆发革命，一向镇压革命的保守派领袖梅特涅被迫辞职；3月18日，柏林人民也起义，普鲁士国王威廉三世不得不接受宪法改革。这些革命无疑触动了意大利人民。

在意大利，除马志尼领导的民族解放运动外，撒丁王国国王阿尔伯特（Charles Albert）也在同时期领导了意大利统一战争。特别是1848年3月，深受法国和奥地利革命鼓舞的阿尔伯特，号召意大利爱国者加入他所领导的统一战争，并对奥地利宣战。但战争进行得很不顺利，后以失败告终。这要归结于奥地利军队的强大、教皇的态度，以及英法的偏袒调停等多方面的原因。

2.意大利人关于统一的态度

1848年的革命失败后，意大利继续处于分裂的局面。奥地利统治着意大利中部和北部的大部分国家，西班牙的波旁王室控制着南部的西西里王国，在罗马教皇国帮助教皇镇压革命的法国军队迟迟不肯撤离。这些外国统治势力都竭力阻止意大利的统一，因为这样的分裂局面有利于他们的宰割和统治。并且，在革命失败后，大多数意大利国家又恢复了过去的君主统治。除撒丁王国以外，其他国家均废除了革命期间颁布的宪法。因此，“意大利问题”仍然没有解决。但不可否认的是，1848年以后的意大利人民要求实现祖国统一的愿望更加强烈。

当时在意大利的统一问题上，出现了三个不同的政治派别，各有自己的计划：马志尼等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派的计划是，首先把意大利从外族君主统治下解放出来，然后把意大利建设成为一个民主的、统一的共和国；而乔贝提（Gioberti）等人则主张在教皇的领导下，组织一个联盟，以实现统一意大利的目的；实力较强的撒丁王国的政治家们，视其君主为反抗奥地利统治的唯一希望，主张应该在撒丁国王的领导下，通过王朝战争建立一个统一、强大的意大利王国。虽然这三派的政治策略不同，但他们的根本要求是一致的，即意大利必须完成民族解放，并跻身于欧洲大国行列。从这个意义上讲，1859年的意大利解放战争，亦称第二次意大利民族统一运动。

在初期，三个意大利政治派别里尽管存在着十分强烈的共同渴望，但他们缺乏一位真正的政治家，特别是集锐利的眼光、坚定的勇气和丰富的经验于一身的领袖人物。最早出现的具备这些素质，又能从整个欧洲局势看待意大利问题的人可以说是加富尔（Camillo Cavour，1810-1861）。他坚信无论实施上述哪一个计划，非得外援和欧洲舆论的支持不可，否则毫无实现的可能。从此，加富尔在意大利的统一进程中，表现出了令后人尊敬的外交艺术、军事才能以及对国际政治的深刻见解。莫沃特这样评论道，加富尔冷酷、务实，他运用军事与外交手段之娴熟，以至于人们不知如何判定哪一个是最起作用的。^[3]

二、加富尔统一意大利的“三步计划”

加富尔于1810年出生在都灵，是个资产阶级化的贵族。作为政治家的素养和能力，主要来自他那广泛的游历、阅读和与人交谈。巴黎、伦敦和日内瓦都是他经常光顾的地方，在那里他加深了对国际政治和外交本质的理解，并醉心于英国式的君主立宪制。当时，有许多滞留国外的意大利人，他们成天高谈阔论如何解放自己的祖国，却没有任何具体的建议或切实的行动。加富尔鄙视地称这些人为“空谈的思想家”。

1.加富尔的“三步计划”

1850年，加富尔进入撒丁王国内阁任农业部长后，就把他的政治目标锁定为建立一个统一的意大利，并坚决主张由撒丁王国来担负起这一历史使命。当时的撒丁王国不仅是意大利各邦国中力量最强、经济最发达的国家，而且有着较好的民众基础。此外，加富尔正是撒丁王国的内阁成员之一。

加富尔认真总结了1848年第一次意大利革命运动失败的两点教训：首先，意大利人的力量过于分散而且弱小，要把强大的奥地利逐出意大利，仅凭意大利人自身的力量是无望的；其次，要想改变目前这种由维也纳会议确定的领土现状，必须得到一个或几个欧洲大国的支持，才能孤立继而打败奥地利。为了实现意大利统一的理想，加富尔深思熟虑地策划出三步计划：第一，通过宣传，让“意大利问题”变成欧洲国家所关注的焦点问题；第二，要让欧洲各国政府了解统一后的意大利在欧洲政治中的作用；第三，必须要有一个强大的国家作为盟国，以协助意大利迅速驱逐奥地利势力。无疑，不论完成哪一步都绝非易事，并将面临巨大的困难。但是，每完成一步，就意味着离最终目标更近一步。^[4]

2.在媒体和外交圈中造势

1848年以前，欧洲媒体对“意大利问题”并不关注。由于缺乏应有的了解，英、法等国的公众舆论对奥地利的统治并不反感，对意大利人的处境也不表示同情。但是在加富尔和他同事的努力下，“意大利问题”不久便悄然出现在欧洲的主要媒体上。

1852年11月，加富尔担任撒丁王国的首相后，更是积极加强公关宣传工作，把撒丁王国变成了统一意大利的基地。撒丁王国的首都都灵，成了来自那不勒斯、罗马、佛罗伦萨、伦巴底、威尼斯等地的意大利爱国者的避难场所和宣传中心。这些避难的爱国者中，不少是受过良好教育、笔锋犀利的记者和作家。他们所描述的奥地利当局对意大利人的专制统治，很快便激起了欧洲对意大利的同情心并对“意大利问题”产生了兴趣。

很快，外族统治者的刺刀便无法对抗意大利爱国者的笔锋了。而这在1848年以前，是难以置信的。西欧，特别是英国、法国、荷兰、比利时等国的自由派议员和知识精英，开始公开抨击奥地利人的统治；欧洲的报纸上也经常出现有关意大利人的消息；英国和法国的舆论，已经明显地倾向于意大利的民族解放运动。不管是出于政府的政治用意，还是出于民间的同情，欧洲国家都已经开始关注“意大利问题”了。

3.借助克里米亚战争提出“意大利问题”

在媒体和外交圈中制造出一个“意大利问题”后，加富尔的第二步就是要在欧洲政治家面前，具体陈述意大利在统一后的政治目标，以及在欧洲均势体系中的重要作用。他希望意大利人能有机会在欧洲舞台上展现自己，以赢得国际支持。1854年的克里米亚战争为加富尔提供了机会。

当有人问加富尔，撒丁王国在克里米亚战争中有何具体利益所在时，他简单而又认真地答道：哦，没有任何联系。但是，他坚信只有英国和法国才能真正地解决或影响“东方问题”。因此，撒丁王国就应该以一个欧洲国家的身份出现，到那时，这些大国就必须考虑解决“意大利问题”。^[5]

撒丁王国主动要求加入英法联盟，并派1.5万军队参加了对俄战争。为此，英国只给了200万英镑的贷款，对于加富尔来说这无足轻重。因为在以加富尔为首的自由派内阁的领导下，通过采取改革财税制度、加快铁路与港口建设、发展工商业，以及降低关税、实行自由贸易等一系列政策，撒丁王国的经济实力已大为增强。但加富尔坚持撒丁王国必须以正式的同盟身份参战，只有这样，才能让英、法两国作出回报，即在战后的和会上正式提出“意大利问题”。果然，1856年4月8日，英、法两国在巴黎会议上正式提出了“意大利问题”，其结果是它如期地成为欧洲政治家必须面对和亟待解决的问题。作为外国占领者的奥地利虽心中不满，却也无力挑战英、法的联合提案。

4.争取与大国缔结同盟

英、法两国在巴黎会议上提出“意大利问题”后，加富尔进而向英国请求结成反对奥地利的军事同盟。在加富尔寻求盟国的时候，考虑到历史、地缘、政治等因素，俄国和普鲁士都先后被排除在外，而英国则是首选。

19世纪的英国是欧洲最大的工业国和海上强国，而且还有着自由主义的传统。但此时正奉行“孤立主义”的英国，并不愿意与撒丁王国形成军事同盟。英国一旦看到欧洲的均势得以恢复，就会退回到传统的政策——密切注视着海峡对岸的局势，但不轻易卷入其纠纷。所以，除了道义上的同情之外，英国不想给予撒丁王国任何实质性的许诺，因为英国没有理由也不愿意恶化与奥地利的关系。事实上，当时的奥地利与英国的关系还很友好，维也纳政府正在诚恳地向英国请教国内改革和帝国统治的经验。

此时法国拿破仑三世的态度，则更具冒险性和不稳定性。1815年维也纳会议后，法国在莱茵河地区的扩张受到遏制，因此，对意大利的影响与控制，是重新恢复其传统大国地位的标志。拿破仑三世曾公开声称：“一旦1815年会议有关意大利的决定被推翻，那么维也纳体系在整个欧洲范围内便坍塌了。”^[6]

拿破仑三世对“意大利问题”感兴趣是出于两方面的因素：第一，历史情怀。1494年入侵意大利是法国开始追求欧洲大国地位的开始，而1797年进军意大利是拿破仑一世建立欧洲霸权的开始。第二，个人野心。拿破仑三世曾坦承他个人的政治目标之一，就是建立一个自由和独立的意大利国家。但在拿破仑三世的计划中，意大利不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统一国家，而是由撒丁王国领导的一个联邦。他还希望，这个联邦的一部分能脱离撒丁王国的统治而依附于法国，另一部分则由教皇来领导。拿破仑三世的这种想法，显然是既简单又危险的，因为它必定会遭到欧洲其他国家，尤其是意大利人民的反对。

1856年的和谈后，当加富尔和撒丁代表团离开巴黎时，一向沉默寡言的法国皇帝对他说道：“我有一种不祥的感觉，这个和平不会维持太久。”^[7]这正是加富尔想听到的。作为对撒丁军队参战的补偿，这种表述简直是难以接受的；但是，作为加富尔政治计划中的一部分，这个暗示已足矣。

加富尔知道，在意大利问题上法国是不会袖手旁观的，因为法国是奥地利在意大利的传统竞争对手，且拿破仑三世又急于重振法国的雄风。同时，加富尔也十分清醒，拿破仑三世不会无私地帮助意大利摆脱奥地利的统治，他并不是一个可靠的盟友，只是一个可以利用的力量。由于遭到英国的拒绝，此时的加富尔别无选择，只能利用法国的力量和拿破仑三世的虚荣，来达到驱逐外国统治者和完成意大利统一的政治目的。

因此，参加克里米亚战争的结果对加富尔来说，不仅在道义上得到了英、法的支持，而且还在军事上加强了同法国的关系，并诱使拿破仑三世考虑将来如有必要，进攻奥地利。与加富尔相比，已经在克里米亚战争中失去俄国友谊的奥地利，现在则更显孤立了。

三、“意大利问题”的升级

从1856年开始，“意大利问题”已逐渐在欧洲政治中升温。首先是撒丁王国与奥地利关系恶化，然后又影响了法国和奥地利的关系。

1.撒丁王国与奥地利的关系恶化

当时的奥地利，尽管其国力在欧洲五强中不突出，在外交上又处于孤立，但是对控制意大利的独立运动还是充满信心的。1856年底和1857年初，奥地利皇帝约瑟夫亲自访问了意大利北部省份，对当地人实施“怀柔”政策的同时，任命其弟马克西米连大公为奥属意大利总督。

加富尔抓住这一事件大做文章，指责这是奥地利对意大利的公然挑衅。撒丁王国的媒体，开始对奥政府猛烈抨击，甚至带有挑衅的味道。于是，两国外交关系日趋恶化。同年2月，奥地利政府召回其驻都灵的公使。加富尔采取了同样的手段予以报复，不久也撤回了撒丁王国驻维也纳的使节。在整个1857-1859年间，奥地利与撒丁国没有外交关系，但也没有升级到武装冲突。就在这两年里，加富尔积极实施了计划中的第三步——寻求与大国结盟。

2.撒丁王国与法国结成军事同盟

1858年5月一天傍晚，一位名叫康诺（Conneau）的医生来拜访加富尔。他们俩是在1856年的巴黎会议上相识的。康诺医生是拿破仑三世的好朋友，虽然不担任公职，但常常替拿破仑三世传递个人口信，因而被人们称为无冕特使。他转达了拿破仑三世的口信：希望能在7月20日与加富尔会晤，会面的地点是法、意边界附近的小山庄——普罗毕利斯（Plombieres）。加富尔当然不会放过这个机会，欣然决定如期前往。^[8]

加富尔与拿破仑三世相见后，二人单独会谈了四个小时。加富尔在回忆录中写道：会谈中，拿破仑三世坦率地表示，法国可以帮助撒丁王国与奥地利作战。但是，撒丁王国必须找到一个令人接受的“合理借口”对奥地利宣战。此外，拿破仑三世还提出条件，即战争的目的是将整个意大利半岛统一成一个由教皇统辖的邦联，其领土是从阿尔卑斯山到亚得里亚海；作为对法国帮助的回报，撒丁王国应将萨沃伊和尼斯地区割让给法国。加富尔同意割让萨沃伊，但在尼斯问题上，表示出惊诧与为难。接着，拿破仑三世的贪婪与阴谋进一步暴露无遗，在会谈将要结束时，他又得寸进尺地要求撒丁国王的女儿克考斯蒂公主嫁给他那花花公子的侄子杰罗姆亲王。为了国家的政治目的，加富尔耐心劝说自尊心很强的国王，克制个人的情感，接受这一联姻的请求，目的是与法国缔结必要的军事同盟来实现意大利的历史使命。

根据经典外交的含义，法国与撒丁王国领导人的会晤，不是一个常规意义上的外交谈判。它实质上是个阴谋，旨在打破欧洲的现状；它也不是一个平等意义上的双边协商，而是一个充满欺诈、相互勾结利用的权宜之计，以后的事态发展充分证明了这一点。

3.英、俄两国的外交努力

拿破仑三世和加富尔的密谈内容虽然没有公开，但是奥地利还是获得了相关的消息，并且通过外交渠道判断出了可能的后果。例如，在1859年的新年晚会上，拿破仑三世特意对奥地利驻巴黎大使说道：“我很遗憾我们政府之间的关系不如以前那样友好。但请你转告皇帝陛下，我个人的感情从未发生过变化。”^[9]在欧洲的宫廷中，以这样的口吻谈话明显流露出了警告的意味。

在法国通过外交途径向奥地利转达威胁性的信息后，英国想尽一切努力防止这场战争。英国大使考雷在与法国高级官员的交谈中得出这样的结论：拿破仑三世太诡诈、不可靠。而唯一可以防止奥地利和撒丁王国之间战争的有效手段，就是英国明确保证将支持任何被首先攻击的一方。但是，由于英国已经宣布保持中立，他只能予以道义上的支持。基于上述考虑，1859年2月，考雷提议英国政府调停奥地利和撒丁之间的争执，并提出四点建议为谈判的基础：第一，结束所有外国军队占领教皇国；第二，伦巴底和威尼斯王国开始行政改革；第三，修改那些束缚意大利小国与奥地利帝国的规定；第四，重新开始奥地利和撒丁王国的良好关系。考雷亲自前往维也纳与奥地利首相布尔会晤，最终使奥地利接受了全部四项建议，并同意给予一份书面保证：奥地利绝不首先进攻撒丁王国。

与此同时，俄国驻巴黎大使也向法国外交部提议，召开欧洲会议来集体解决“意大利问题”。可惜的是，奥地利对召开国际会议的建议并不热情。对于古老的哈布斯堡王朝而言，召开国际会议犹如某种国际法庭来判决有争议的案例。而英国提出的调停则带有私下的性质，容易让双方妥协。这样，一向主张大国协作的奥地利帝国竟然为了已经不存在的荣耀，失去了应有的理性判断，拒绝了通过国际会议来解决争端的机会。

4.加富尔的战前准备

就在英、俄两国积极着手调解“意大利问题”时，加富尔也在积极备战，包括大造有利的公共舆论、进行军事动员，并谋划如何让奥地利首先挑起战事。他明白，如果没有任何借口与奥地利开战，欧洲国家是很难支持撒丁王国对奥地利的军事行动的。对此，在1858年，加富尔坦诚地告诉英国代表，他可以让奥地利先打第一枪，并且为此定下了日期：1859年的5月15日。那么，奥地利会陷入加富尔设下的这个圈套吗？

四、意大利统一战争

到了1859年3月9日，撒丁王国已完成了战争准备，并下达军队动员的命令。现在加富尔所需要的只是借口，一个能让欧洲各国都接受的借口——是奥地利首先挑起冲突的。

1.战前外交带来短暂的和平

此时的奥地利政府虽然有些僵硬，但是，表示将耐心地等待英国政府的调停。而当时的英国已接受了俄国召开国际会议的建议，并考虑让奥地利也参加会议。为此伦敦向俄国提出了要求：第一，会议不得提出对意大利进行任何领土调整；第二，不得邀请任何意大利国家（包括撒丁王国在内）与会。

英国这两点要求是很实际的，因为如果撒丁王国参加会议，所有其他意大利国家就会本着公正、平等的原则要求参加。但是，一旦意大利国家都参加会议，受指责的将不只是奥地利，还可能有撒丁王国本身，因为当时有些意大利国家并不拥戴撒丁国王。这时和平的呼声在欧洲上空回响。按照英国的建议，奥地利同意参加旨在解决“意大利问题”的欧洲会议，但同时要求撒丁王国解除军队动员。维也纳的这个附加条件并不过分，既然大家都为了和平的目的参加会议，也就没有必要进行军事动员。

犹豫不定的拿破仑三世也表示同意参加国际会议。4月18日，法国政府在发给伦敦的电报中，请求英国帮忙劝说撒丁王国解除战争动员，并建议邀请其他意大利国家也参加和会。法国的电报十分肯定与诚恳：“如果你们的回答是肯定的，法国政府也将立即给撒丁王国发出相同的电报。”^[10]英国政府立即回电表示赞同。当天晚上，英、法两国向撒丁王国首相加富尔发出了内容相似的电文：“解除战争动员，准备参加和谈。”加富尔收到电文时，心情沉重得难以言状，但他又不得不接受这个严酷的现实。

第二天，撒丁王国政府电告巴黎和伦敦，同意他们的建议。这样，加富尔和他的同事们眼含泪水看着他们为民族解放战争所作的巨大努力白白地付诸东流。这一努力是他们经过了多年的准备，投入了极大的耐心和心血，克服了种种难以想象的困难，并寄托了厚重希望的。现在，眼看着这一切努力和机遇都将断送了。

2.战争的戏剧性开场

历史上有时会出现许多奇迹，特别是在濒临绝境的时候，希望之光可能突然出现。4月19日，加富尔无奈地决定取消战争动员令，并准备启程参加预定的欧洲会议。就在同一天，奥地利政府在听到英、法两国“规劝”撒丁王国作出让步的消息后，出于过度兴奋和自信，便不加思考地向加富尔发出一份带有威胁口吻的最后通牒。

历史上，对奥地利这一令人费解的行为有两种解释：一是称这是奥地利皇帝约瑟夫本人的刚愎自用所致；另一种解释是，维也纳的统治集团是世界上最骄傲的一群贵族官僚，他们不懂得如何退却。而历史学家泰勒的评论则更令人深思，他说：“人类往往从他们所犯的错误中学会的是重犯更大的错误。维也纳政府认为，他们在克里米亚战争中的失误是由于优柔寡断，没能及时参战才导致外交上的孤立。而这次，奥地利必须当机立断采取行动，不仅可以避免外交孤立，还会得到普鲁士及英国的支持。”^[11]正如布尔首相对法国驻维也纳临时代办解释的那样，“如果你们认为我们会重新思考我们肯定会迈出去的那一步的话，那么你们就根本不了解我们奥地利人”^[12]。

但不管历史上如何解释或猜测奥地利的行为，当加富尔在都灵收到奥地利特使递交的最后通牒时，简直兴奋到了无以言表的程度。这正是加富尔多年来梦寐以求的时刻，同意欧洲大国集体要求撒丁王国解除战争准备可以视为国际合作，而接受奥地利枪口上的专横要求则被认定是奇耻大辱。就在几个小时之前，加富尔的政治前途似乎已是山穷水尽，不承想如今却又柳暗花明。加富尔保持沉静，不动声色而又礼貌地送走两个奥地利使节后，随即仔细地研究起这份最后通牒的内容及其可以抓住的文字上的疏漏。

4月24日，即奥地利给出的最后期限，加富尔召见了两位奥地利特使，其间他按捺住内心的喜悦，冷静地向他们宣布：经认真研究后，撒丁王国政府认为应该完全拒绝接受奥地利的要求。

这样，恼羞成怒的奥地利率先发动了战争，在欧洲面前成为真正的“侵略者”与挑衅者，而撒丁王国则成了受害者。法国成为受害者的忠实朋友。英国为调停作出了最后的努力，但没能奏效。

4月29日，奥地利军队开始行动。与此同时，法国军队也越过阿尔卑斯山前来支援撒丁王国进行的“正义事业”。这样，一场有法国参与的意大利民族解放战争开始了，加富尔长期经营的“三步计划”也真正地完成了。

3.拿破仑三世的背信弃义

加富尔成功地达到了以“正当”理由与奥地利交战的目的，同时又有法国作为盟友。仅就军事力量而言，撒丁王国本身是远远不够强大的，因此，与法国的联盟实际上是让撒丁国暂时依托一个大国。这一点，在开战后的军事行动上表现得尤为明显。整个5、6两个月，法国与撒丁联军重创了奥地利军队，人们期待一场彻底解放意大利的战争最终会以胜利结束。但是，7月6日，拿破仑三世却派他的将军前往奥军总部驻扎地——维罗纳，与奥地利皇帝约瑟夫见面，并建议停火。略有困惑的奥地利接受了此建议，停火协议于8月15日正式签订。

拿破仑三世的这一行为让加富尔和其他欧洲政治家们瞠目结舌。一方面，人们仍然相信着他的许诺，即帮助意大利的解放事业，建立一个从阿尔卑斯山到亚得里亚海的统一的意大利；另一方面，撒丁政府，特别是加富尔不曾想到过，拿破仑三世竟然会在没有任何事先通告的情况下，抛弃他的盟友，与共同的敌人单独签订一项停火协议。

的确，法国与撒丁王国之间的同盟并没有书面规定任何停战条约必须是共同行动。但在一般情况下，都是在战争失利后某一盟国希望早日退出战争时，才单独签订条约。而法国与奥地利签约停战，却是在法撒同盟取得胜利的情况下进行的。很明显，当时法国只是想与奥地利单独讲和，然后给撒丁政府一个既成事实。这是加富尔不可能接受的。更加让他和其同僚们不能容忍的是，拿破仑三世给予其同盟——撒丁以既定事实，并不是他最初所许诺的，或许拿破仑三世有他的现实考虑，例如：法军的伤亡令他难以承受参与这场战争的代价；德意志邦国可能加入奥地利一方参战，对法国构成威胁；还有可能他担心在意大利地区出现普遍的政治动荡难以控制，或者一个新统一的意大利可能是潜在的竞争对手等等。无论出于何种原因，这一次，作为大国领袖的拿破仑三世在世人眼中是狡诈多变的，这位富有野心的冒险家根本不值得相信。此外，法国作为盟国，并没有平等地对待盟友。不可否认，拿破仑三世丧失了一切政治上与人格上的信誉，他在1870年的普法战争中孤立无援，与此次背信弃义不无关联。

7月11日，法国皇帝拿破仑三世与奥地利皇帝约瑟夫会面于维拉弗兰科（Villafranca）山庄，两人单独会谈了近两个小时。对于在军事上受挫的奥皇来说，这样的会晤简直是天赐良机。此时的奥皇可以坦诚地与他的兄弟君主交换意见。自负的拿破仑三世代表法国—撒丁同盟结束了与奥国的战争状态，但这样的解决方案与方式都是极不稳定的。拿破仑三世根本不是为了真正地实现意大利统一，而是旨在削弱奥地利和更有效地控制表面上统一的意大利。

4.意大利统一战争的结束

加富尔读罢法国与奥地利签订的停战协议，欷歔长叹，随后将协议扔掷在地，并坚决要求撒丁国王与奥地利战争到底。但国王本人并无此志，也无此求，加富尔只得以辞职作为抗议。

此后，法国代表、奥地利代表和撒丁王国代表相约在瑞士的苏黎世举行会晤，以便把协议草案变为和平条约的正式文本。在经历了反复的谈判之后，代表们终于在1859年11月10日签订了三个有关的条约：法-奥条约、法-撒条约和奥地利与法撒同盟的条约。这三个条约包含着领土调整、边界变更、经济赔偿以及战后的人员特赦与安排，这就是《苏黎世条约》。^[13]据此条约，对奥战争后，威尼斯继续归奥地利统治，萨沃依及尼斯合并给法国，恢复意大利中部各邦的君主统治，意大利北部的三个邦国和教皇国的大部分地区并入撒丁王国。这场战争完成了北部意大利的组合，而非整个意大利的统一。

理论上讲，意大利的统一战争至此已经结束。但是，由于威尼斯仍在奥地利的统治下，法国仍控制着教皇辖地，罗马的地位问题也没有解决，因此，意大利的实际统一和独立，直到1871年普法战争时才真正完成。

五、意大利王国的建立

撒丁王国和意大利的统一事业不能缺少加富尔，1860年1月20日，加富尔被召回政坛，继续担任王国首相。他一如既往，继续为意大利的统一而奋斗。

1.继续统一意大利中、南部

1860年3月24日，加富尔同意把萨沃依和尼斯割让给法国，因为这对法国来说太重要了，而对恢复拿破仑三世的虚荣心亦是如此。此时的加富尔不得不迎合他的贪欲，因为如若法国能够因参与意大利的解放战争获得一份补偿，那么拿破仑三世就不会在意大利统一问题上设置大的障碍。毕竟意大利中部地区还没有完全接受加富尔的计划——加入计划中的意大利统一王国，所以，法国的支持仍然至关重要。

在加富尔的操纵下，中部意大利诸邦的自由派政府和民众都开始反对君主政权的复辟，并坚决要求与撒丁王国合并。当时的英国也希望出现一个强大的意大利国以对抗法国，因而对法国施压，迫其同意亚平宁半岛中部的意大利诸邦由公民投票决定自己的政治归属。随后，中部各邦举行了公民投票，其结果是正式合并于撒丁王国。

就在1860年，具有传奇色彩的意大利英雄加里波第率军从热那亚出发，远征在西班牙波旁王朝统治下的那不勒斯王国并获得成功。随后，加里波第交出政权，并通过公民投票将意大利南部合并于撒丁王国。至此，除威尼斯和教皇辖地外，意大利基本完成了统一。这样，1861年的欧洲见证了一个新的意大利王国的诞生。这正是加富尔为他挚爱的祖国建立的丰功伟绩，而此时的他已处在生命的弥留之际。1861年2月18日，意大利首次国会在都灵召开，随即宣布撒丁国王依曼尔（Victor Emmuel II）将在5月份就任统一的意大利国王，并定都佛罗伦萨（1871年迁至罗马）。至此，意大利半岛的政治统一已成事实。

2.加富尔对意大利的卓越贡献

从马基雅维利为实现意大利统一而开始奔走呼号的四百年间，一代又一代有志的意大利人薪火相传，坚持不懈，而这一历史梦想终于在1861年得以实现。加富尔和他的同事们作出了不可磨灭的历史贡献，并表现出了令人钦佩的忍耐和能力。加富尔的政治家素养不仅在于他的思想和谋略，更在于其胆识和魄力。当时的威尼斯和罗马，尚不在新组建的意大利王国之内，然而加富尔对于未来充满信心。同年3月27日，他在意大利议院公开宣布：原则上，罗马作为意大利的首都，并提出用大约两年的时间，解决罗马的地位问题。但是，1861年6月，加富尔突然病逝（终年51岁），定都罗马也就成了他未了的遗愿。而这一遗愿，直到1870年才得以实现。

后世的历史学者对加富尔予以相当高的评价，公认他是把分裂的意大利变成一个统一国家的政治家。也有人评论说，虽然他在业绩上逊色于俾斯麦，但是他在使用外交方面更让人尊敬。在外交实践中，加富尔表现了非凡的耐心、说服能力和必要的妥协，并把战争作为实现其政治目的的最后手段。英国历史学家莫沃特这样写道：“加富尔所完成的统一的意大利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自由和文明国家。在统一进程中，他并没有把‘火与血’看成是唯一的方法。”美国历史学家帕尔默持有相似的态度，并称赞加富尔是一个典型的西方自由主义者和拥戴君主立宪体制的政治家。^[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