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统一过程中的外交与战争

第二节　德国统一过程中的外交与战争

学者们常常把意大利和德意志的统一进程进行比较，例如，这两个统一进程都是由一个国家来统领，在意大利是撒丁王国，在德意志是普鲁士；这两个统一进程中的领袖都是超群的政治人物，意大利是加富尔，德意志是俾斯麦；这两个统一的进程都是针对一个主要的军事敌人——奥地利；并且，意大利和德意志也都是由地理名词变成了统一国家的概念。

虽然有上述相似之处，但在19世纪发生的这两个重大的历史事件，也有诸多不同之处。这主要表现在：一是德意志问题比意大利问题更为复杂；二是德意志在统一进程中遇到的阻力、出现的险情，都比意大利要大得多；三是缔造德国统一大业的俾斯麦，比加富尔的政治生涯更长久，因此俾斯麦在建国后构建的外交体系，对以后欧洲政治产生了极大的影响。所以史学家们普遍认为，德意志的统一是继法国大革命之后，欧洲政治上最大和最有影响的历史事件之一。

一、德意志统一面临的问题

1.德意志地区的分裂现状

1870年以前，欧洲历史上从未形成过统一的德国。德意志只是个地理概念，有许多日耳曼人居住在这里。由于地处欧洲的中心，德意志地区成为宗教、民族和文化冲突的交汇点，并经常是欧洲大国角逐的场所。三十年战争不仅毁坏了德意志的大部分地区，而且又通过《威斯特伐利亚条约》在法律上把德意志的分裂进一步固定下来。后来的拿破仑战争又屡挫奥地利、普鲁士及其他德意志君侯的自尊和野心。从某种政治意义上讲，德意志民众没有骄傲的过去。对此，基辛格评论说：那是由于三十年战争使德意志的统一推迟了二百年。

法国大革命和拿破仑战争，从地理上、政治上和民族意识上都改变了德意志。但是，维也纳会议强行把德意志改组为由38个政治实体构成的松散联盟，即由34个君主专制国家和4个自由市组成的所谓邦联，因此，就民族统一而言，德意志仍然有漫长的道路要走。但是1848年的欧洲革命刺激了德意志民族的统一要求和行动。首先，在政治、文化和知识团体里，普遍认为德意志人民从不缺少能力和智慧完成民族的统一；其次，在1848年革命的震撼下，德意志国家的部分统治阶级对资产阶级作了一定的妥协，以便联合起来镇压革命或控制局面。普鲁士也不例外，实行了君主立宪政体。但实质上，这些国家仍是在君主立宪制度掩盖下的君主专制国家，因而德意志四分五裂的局面也没有任何改观。

2.德意志统一道路的选择

1848年欧洲革命不是没有影响到德意志国家，虽然他们政治上保守，有些甚至极为专制，但经济上却进入了迅速发展的时期。到了60年代，整个德意志的工业水平赶上了法国。面对整个德意志国家的分裂状况，德意志各阶层民众也越来越感到统一的必要。原因很简单：分裂的德意志各国都有自己的法令、货币、关税、度量衡，这些对于大工业的发展极为不利。特别让德意志资产阶级感到苦恼的，就是由于德意志诸国独立，没有一个强大的中央政府作为后盾去支持他们参与国际市场的竞争或国内关税的保护。而在英、法等国，商人及资本家在国外竞争时，均能得到相关的外交保护和优惠关税，必要时还有军舰作为后盾。此外，统一也是德意志工人阶级所关心的问题，因为统一有利于加强他们的团结并推动工人解放事业的发展。

到了50年代末，德意志人对于统一的要求，比1848年革命前更加迫切了。但是德意志的资产阶级却无力担负起统一德国的任务，同时更畏惧通过革命来完成统一，因此，他们决定依靠现成的某个大国来完成这个历史使命。当时有两个德意志国家——普鲁士与奥地利，拥有完成统一德国的实力，但是德意志资产阶级中的大部分人把希望寄托在普鲁士统治阶级身上。因为：第一，普鲁士拥有强大的军事、经济力量；第二，普鲁士在政治、经济上所采取的措施，如倡导关税同盟、颁布宪法和成立议会等，博得了资产阶级的信任。而奥地利在镇压了1848年的革命后，又恢复了君主专制统治，成为德意志诸邦中最反时代潮流的政权。

当时马克思和恩格斯也都极其关心德意志的统一，他们号召德意志人民用革命手段推翻各邦的君主统治，建立起统一的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但由于德意志无产阶级在政治上、组织上都处在幼稚阶段，无力领导“自下而上”的革命来统一德国。在这一时代背景下，德意志的统一只有一条路可走，那就是通过王朝战争，“自上而下”地统一德国。

3.德意志统一的三大阻力

德意志的政治统一面临着三大阻力。第一个阻力，来自德意志各邦国的独立传统。由于没有政治统一的传统和民族统一的意识，德意志各国的地域主义思想根深蒂固，都热衷于固守自己的领域，而不希望有一个超越自己主权的政治机构出现。这种独立倾向，在南部诸国中尤为明显，他们不仅担心普鲁士的野心，而且还将普鲁士视为外敌。第二个阻力，来自奥地利与普鲁士的两强之争。德意志境内从1720年后出现了两个强国，一个是传统意义上的大国奥地利帝国，另一个是新崛起的普鲁士王国。它们之间为争夺在德意志地区的领导权，还常常发动对邻国的战争。例如，1763年普鲁士入侵西里西亚，便是典型的例子。能否让这两个德语大国合作，以完成德意志民族的统一大业，答案似乎是否定的。而第三个阻力则是来自外在的法国。^[15]

位于莱茵河左岸的法国，历史上一直忌讳有一个统一而强大的国家做其近邻，德意志的分裂无疑有利于法国占领莱茵河流域，因此从黎塞留之时起，阻止一个统一而强大的德国出现，就成为法国的既定国策。从拿破仑一世到拿破仑三世，这一传统的看法与国策都未改变。为此，法国政府致力于保持德意志的分裂，尤其是对南德意志诸国，法国或图谋控制，或进行拉拢，目的都是要维持南德诸国的独立地位，以与普鲁士和奥地利抗衡。

针对上述三个阻力，德意志的政治与知识精英们一再积聚力量，谋求机会。1834年，以普鲁士为首组织的“德意志关税和商业同盟”（简称关税同盟），就可以视为借经济贸易的统一来促进政治统一的努力，在一定程度上，也是成功的案例。但1848年欧洲革命让他们再次彷徨起来。

二、俾斯麦的统一方针与外交政策

在德意志的统一问题上，奥、普之争和来自法国的阻力，则是关键问题。在当时的德意志政治家中，能看到这一关键症结的有奥地利政治家史瓦辛格（Flexix zu Schwarzenberg）和普鲁士的奥托·冯·俾斯麦（Otto von Bismarck）。他们都信奉现实政治中的铁的规律：“从历史而非理论来判断形势，并以武力解决问题。”相比之下，俾斯麦更有谋略、意志和历史机遇。

1.俾斯麦的统一方针

俾斯麦1815年4月（愚人节）出生在普鲁士的一个贵族地主家庭。他所受的教育传统而完整。在哥廷根大学，他主修法律与历史，为以后步入普鲁士外交部作准备，但他同时也喜欢阅读歌德与席勒、莎士比亚与拜伦的作品。1862年以前，俾斯麦的政治经历包括他代表普鲁士政府常驻法兰克福联邦议会，并出任过驻俄大使和驻法大使。

俾斯麦一生执著追求德意志的统一，并坚持它必须是在普鲁士领导下完成的。对此，他是这样分析的：虽然有过战败和羞辱的历史，但拿破仑战争已经把普鲁士锤炼成了一个强国；奥地利是一个有着昔日传统的、合法的帝国，但是这个多民族的帝国又是十分虚弱的。因此，德意志存在这样两个强国本身，似乎就让一个真正统一的德国难以出现。

1851年，俾斯麦代表普鲁士出席了在法兰克福举行的关税同盟会议，这让他清醒地认识到：所谓的德意志邦联，只不过是奥地利支配的一个松散的同盟。普鲁士要想完成统一德意志的伟业，必须把奥地利排除出去。除非使用武力，否则很难解决问题。他在1851-1857年任普鲁士驻法兰克福议会代表期间，进一步看清了普鲁士与奥地利在德意志统一问题上的势不两立。而他任驻俄、驻法大使期间，又使他能够实地了解俄国与法国统治核心层的想法。

俾斯麦的这些政治与外交经历，使他非常现实地解决德意志统一问题。他坚持：第一，德意志不需要普鲁士的自由主义，即“先普鲁士，后德意志”；第二，政治的争议当取决于实力，而不取决于权利，即“武力解决问题”。^[16]1862年9月24日，俾斯麦就任普鲁士首相兼外交大臣。26日，他在议院首次演讲中坚定地对议员们说道：当前的重大问题不是靠演说或多数派的决议所能解决的……这正是1848年所犯的错误，要解决它只有用铁和血！为了着手实现德意志的统一，俾斯麦策动了三次战争：对丹麦的领土战争，与奥地利的最后摊牌，解决德国统一的关键决斗——对法战争。

论述德意志统一战争本身的书籍很多。我们这里所论述的主要是俾斯麦如何让外交更有效地为普鲁士的国家目标服务。

2.俾斯麦对形势的分析与策略

任何国家外交政策的制定，都不可能脱离其所处的国际环境和国内政治要求的制约，俾斯麦时期的普鲁士也是如此。

1815年维也纳会议以后，欧洲外交进入了大国协调时期，三个北方君主——俄、奥、普三国皇帝形成的“神圣同盟”，不仅是建立在共同的价值观念上，更是在维也纳体系的原则上。但是，当俾斯麦看到1848年的欧洲革命给德意志及欧洲的自由主义者所带来的后果时，就意识到了维也纳体系正在动摇。他分析了当时的形势后，确定在追求普鲁士的国家利益时，必须牢牢把握三个政治原则：一、德国的统一，不能打破欧洲的总体平衡；二、统一过程的完成，不能有奥地利的介入；三、“神圣同盟”已经没有必要继续维系。

1856年的克里米亚战争，让俾斯麦更清醒地意识到“神圣同盟”已经形同虚设。不仅是因为俄国与奥地利之间存在分歧，更是因为奥地利已经成为普鲁士实现德意志统一的巨大障碍，而非合作伙伴。此外，极力想推翻维也纳体系的拿破仑三世，虽然推行的是一个冒险的政策，但他的个人野心与虚荣，实际上是可以被利用的条件，而非威胁。对这一点，当时除了俾斯麦和加富尔外，很少有哪位欧洲政治家能够同样清晰地认识到。^[17]

作为迈出完成统一德国的关键一步，俾斯麦认为就是确立普鲁士在德意志联邦中的领导地位；随后是让普鲁士和德意志传统的保守派接受把奥地利排除在外的必要。对此，他强调一个健全的外交政策必须建立在对各种政治力量的现实评估上，而非所谓的文化情感和合法原则上。在现实政治中，政治家的作用就是要把价值观念转变为制定政策的力量，而非空洞的原则；是实力而非空谈，才能获得被人接受的合法性。如何判断这种价值观和原则，是看它能否为国家利益服务，而非原则本身。以后的结果表明，在为统一德国而确保他国不干涉的过程中，俾斯麦冷静的斡旋手段让整个欧洲像一盘棋一样尽在他的掌握之中。具体表现于他所谋划的三次对外战争。

三、对丹麦的战争

1864年，已经在军事上颇为强大的普鲁士与其弱小邻国丹麦之间因领土问题爆发了战争，这是统一德国的三场战争中的第一步。这里要指出的是，普鲁士进攻丹麦并非俾斯麦多年谋划的结果，而是偶然造成的历史机遇，但这样的机遇却被俾斯麦牢牢地抓住了。

1.与丹麦开战的起因

普鲁士与丹麦战争的爆发，是由易北河的两个公国——石勒苏益格和荷尔施泰因——的归属问题引起的。

欧洲历史上频繁的战争，使这两个公国的归属问题变得十分复杂。当时的英国首相帕默斯顿曾开玩笑地说过，“恐怕欧洲只有三个人知道它们的隶属问题，一个已经死了，一个已经疯了，另一个就是他自己，但也忘得差不多了”^[18]。虽然两公国不是丹麦自身领土的一部分，但是两公国作为丹麦王室的领地，以及在历史上所形成的政治关系，已有两百年的时间。两公国在经济上并不重要，但在地理上颇具战略价值，其居民主要是日耳曼人和丹麦人。

1848年，这两个公国的民族主义分子，为了两地的隶属问题，与对立方大有剑拔弩张之势。丹麦请求英国和瑞典介入，最终以《摩尔莫公约》缓解了紧张局势。随后，在英国和俄国的压力之下，普鲁士和丹麦又分别于1850年和1852年签订了《柏林条约》和《伦敦议定书》。这两个文件均强调共同承认现状，同时要求丹麦不得兼并石勒苏益格。

但是在1863年11月，丹麦的极端民族主义分子在其国王去世后两天，迫使议会通过了新宪法，并要求新国王签发予以承认。丹麦的新宪法中提到了对两公国的领土与主权要求，普鲁士联合奥地利对此提出抗议，认为丹麦的行为是对1852年的《伦敦议定书》的践踏，并以最后通牒的形式提出要求：丹麦在（1864年）1月16日前删除新宪法中“违反”《伦敦议定书》的有关部分；如果丹麦拒绝，普、奥两国的6万军队随即进攻两公国。骄傲的丹麦人认为会有英国和俄国的支持，于是坚决而明确地拒绝了普、奥两国的要求。

在丹麦拒绝普鲁士和奥地利的要求后，2月1日，普奥联军攻入丹麦。

2.丹麦战争期间的大国外交

在战争爆发前，已是普鲁士首相的俾斯麦，就已经在外交上进行了周密的准备。考虑到当时的英国、法国和俄国有可能站在丹麦一边，俾斯麦使用的对应策略就是：打着民族主义的旗号与奥地利结盟，并防止上述三个国家结成同盟进行干涉。如果有某种同盟支持丹麦的话，必定会阻止俾斯麦上述策略的实施。但是，俾斯麦灵活地运用外交手腕，表现出了能够孤立对手并将其各个击破的能力。最终导致丹麦在抗击普、奥的战争中没有得到任何外援。

英国政府在丹麦战争爆发前，就向其他欧洲国家递交外交照会，提议于1864年1月20日召开国际会议，商议制止丹麦战争。但其他国家反应冷淡，况且英国也无意干涉丹麦战争，这一外交活动也就不了了之。泰勒写道：“1864—1865年，当英国政治家假设战争可能发生的地点时，认为是美国而不是欧洲大陆。如果不是唯一的因素的话，美国内战也是影响当时欧洲政治家的一个最大的考虑。英国的军事资源当时都集中在加拿大和远东。”^[19]况且，英、法第二次侵华战争（1856-1860年）又让英国忙于巩固其在中国的既得利益。

此时的俄、法两国，都不赞成与英国联合采取行动。俄国有他自己的打算，鉴于普鲁士在波兰事件中对俄国的友好支持，作为回报，俄国在丹麦战争中，不准备对普鲁士采取任何妨碍性的行动。而法国也不主张采取强硬手段，一是因为当时法国正出兵干涉墨西哥事务，英国对此深表不满；二是因为英国在1843年协商“波兰问题”时拒绝与法国采取共同行动，巴黎怀疑伦敦目前的意图。毕竟对法国来说，普、奥两国不是波兰这样的弱小国家。

当丹麦面临被彻底打败时，英国再次向法国政府提出了联合干涉的建议，但法国外交部于4月14日以正式照会的形式予以拒绝。照会内容暴露出两国的利益相去甚远：英国只关注波罗的海由谁支配的问题，而法国则必须谨慎考虑普、奥联军可能给他带来的压力或威胁。

3.丹麦战争的结果

就在英国对干涉之事犹豫不定之时，普奥联军一举攻入丹麦本土，直逼首都哥本哈根，并以完全占领两公国为既定事实。

普奥联军对丹麦的战争，实际上是一场不对等的战争。由于丹麦在抗击普、奥的战争中没有得到任何外援，从战争一开始就注定了丹麦要被击败。尽管有4万丹麦军队奋力抵抗，但其对手占有明显的优势。

战争期间时有调停和休战，但到了4月20日，丹麦的抵抗已全无希望，新国王同意全面停火。议和会议在维也纳举行，8月1日交战各方签订了临时草案，并确定在10月30日正式签订和平条约。根据这一《维也纳条约》，丹麦放弃了对两公国的领土与主权要求。

普鲁士和奥地利对两公国的占领，可以说是从精神上破坏了1815年建立起来的德意志联盟，因而必将造成德意志地区的不稳定，并引起重新组合。

四、普鲁士对奥地利的战争

普奥联军占领两公国后，对于奥地利与普鲁士来说，丹麦问题暂时解决了，但在处置两公国的问题上，普、奥之间引发了新的矛盾。

1.普奥战争的起因

1865年8月14日，奥地利和普鲁士签订了《盖斯坦因条约》（Convention of Gastein），对两公国的归属作了处置。该条约实为俾斯麦的胜利，它为后来的普奥战争埋下了隐患，并且，这场战争也使俾斯麦摸清了奥地利军队的真实力量，以至于被他称为“未流血的胜利”。

《盖斯坦因条约》明确规定，石勒苏益格归普鲁士管辖，而奥地利则接管荷尔施泰因，但普鲁士有权在荷尔施泰因开凿运河、修筑铁路和敷设电缆。这种安排本身，就为两国间日后的冲突埋下了隐患。因为荷尔施泰因地区完全处在普鲁士的包围之中，而与奥地利本土并不相连。很快，两国在道路通行权上产生了纠纷，同时，奥地利指责普鲁士蚕食荷尔施泰因的行为。这一切，导致德意志两大国之间的关系日益紧张。

面对上述问题，俾斯麦一方面佯称愿意通过谈判来解决这些矛盾，另一方面却有意让两国间的摩擦升级为武装冲突，从而使德意志的统一战争进入第二阶段——普奥战争，亦称“七周战争”。

追根溯源，普奥战争的实质是由于1815年维也纳会议规定的德意志联盟结构和权力分配模式的变更，即运行了50年后，积累下了众多的矛盾，最终难以继续运行所致。同时，德意志民族意识的觉醒，加速了普鲁士统一德意志的进程，而保守的奥地利日益成为统一道路上的障碍。不可否认，此时的普鲁士与奥地利两国，势均力敌但又势不两立，崇尚武力的俾斯麦决意通过战争来消除奥地利在德意志事务中的影响。因此，普奥战争实际上是俾斯麦策划的战争。

2.俾斯麦的战前外交准备

俾斯麦虽然早就准备与奥地利发生冲突乃至战争，以确立普鲁士的领导地位，并将德国统一的最大障碍奥地利清除出德意志联盟，但是与一个如此重要的大国开战，必将影响到欧洲的均势。因此，他在战前作了充分的外交准备：先是了解欧洲三强——英国、法国和俄国，以及崭露头角的意大利的态度；然后充分展示他的外交才干，通过秘密外交达到孤立奥地利的目的。

从波兰事件到丹麦战争，俾斯麦已获得俄国的友好中立，现在沙皇亚历山大又承诺在未来的普奥战争中信守中立。此外，普鲁士要取得意大利的友好也不困难，因为这时的意大利正积极寻找战略伙伴。于是，俾斯麦以支持意大利从奥地利手中夺回威尼斯为诱饵，同意大利缔结了互助同盟，并使奥地利在日后的战争中腹背受敌。

奉行“光荣孤立”的英国密切关注欧洲的均势，但伦敦认为普鲁士是稳定力量，而非破坏者。为了稳住英国，俾斯麦也竭力表现出亲善的姿态，与英国达成了关税协议。

俾斯麦认为，在英、法、俄三国中，法国的态度是关键。但对拿破仑三世的个人倾向，尚未有确切的把握。1865年10月4日，俾斯麦在度假胜地比阿里兹（Biarritz）会晤了拿破仑三世。期间，拿破仑三世承诺法国将恪守中立，并协调意大利与普鲁士的行动。但这次会晤，只有口头协议而无笔录，因而直到今天，人们也不能确定二人谈话的真实内容。但有一点可以明确，拿破仑三世希望奥地利与普鲁士相互削弱。因为以后的发展局势，特别是普法战争向世人展示：一是拿破仑三世太过刚愎自用，他盲目自信法国有控制局势的能力；二是拿破仑三世错误地估计了形势，他认为奥地利终将获胜；三是拿破仑三世的贪婪让他失去了理智，他妄想在普鲁士求援之际趁机干预，并以更大的领土要求为报酬。^[20]

这次俾斯麦对拿破仑三世的拜访，与七年前的1858年7月加富尔赴普罗毕利斯（Plombieres）拜见拿破仑三世十分相似。因此，自负的拿破仑三世相信，他也同样会为法国获得报酬，既可以削弱奥地利的实力，又可挫伤普鲁士的元气，同时提高他本人的威望。因为1865年的墨西哥事件而荣誉受损的拿破仑三世，急于在国际舞台上重创辉煌，找回自己的威信。历史证明，这种病态的虚荣心是政治家的大忌。

此时的俾斯麦相信：只有通过实力的较量才能最终消除奥地利在德意志联邦中的影响，因此，他的所有活动都是围绕着这一目标进行的。外交上孤立奥地利，是军事胜利的第一步。从这个意义上讲，俾斯麦从来就没有忽视过外交的作用。但是，他并没有把外交看成是构建国际社会的重要手段，相反，把外交视为军事手段的陪衬，这种理解是与欧洲外交理念相违背的。当今现实主义学者常把俾斯麦的成功视为欧洲外交的范例，而非一种曲解，这不能不说是遗憾。

3.速战速决的普奥战争

1866年4月21日，奥地利政府针对意大利军队在其南部的部署，开始了军事动员。俾斯麦警告维也纳：普鲁士不能坐视意大利遭受攻击。于是，德意志各国根据自己与普鲁士和奥地利两国关系的亲疏，纷纷加入了不同的阵营。站在奥地利一边的，有几个德意志小邦，如汉诺威、萨克森和黑森—卡塞尔等。

在这剑拔弩张、兵戎相见之时，拿破仑三世以调停人自居，提议召开欧洲会议，解决此争端。普鲁士、德意志同盟诸国和意大利均表示接受法国的提议，但是由于奥地利和其他一些德意志国家的反对，拿破仑三世停止调停。

普奥战争于5月17日正式爆发，双方各投入了二十多万军队。这是一场短暂的战争，普军在短时间内就控制了北德意志。到了7月3日的萨多瓦会战后，奥军主力全面受挫，而普军的优势装备和表现震惊了欧洲各国。此前，欧洲普遍认为奥地利能够取胜，因为奥军经过长期的训练。但是普鲁士军队则发挥其优势的作战方式：准备周到，行动迅速，攻势凌厉，速战速决。^[21]

萨多瓦战役后，普鲁士国王、参谋总长毛奇都准备进占维也纳，事实上普军已经在向维也纳方面推进了。此时，奥地利皇帝请求拿破仑三世出来进行军事干涉，答应从威尼斯撤军并以退出意大利为条件。

普鲁士的胜利，绝不是拿破仑三世所期待的。更出乎他意料的是，法国原以为普奥战争是一场长期的消耗战，因而在开战后，并没有作好与普军对抗的军事准备。虽然有强大的军事力量，但此时的拿破仑三世却无可奈何，只得出面调停，而非军事介入。

由于国际调停的压力和来自法国干预的危险，俾斯麦深知利害关系，乃赞成拿破仑三世的停战建议，并以与意大利共同停战为条件。

在此，值得后世借鉴和赞赏的是，俾斯麦在胜利时刻所表现出来的政治家所具有的眼光和风格。俾斯麦劝说威廉国王给予奥地利宽容和体面的谈判条件，因为他懂得，不能过分地伤害哈布斯堡王室的骄傲和奥地利人的自尊心。普鲁士人所期望的直捣维也纳，带来的后果是不可预测的。为此他力排众议，果断地制止了正在乘胜追击的普鲁士军队，把他亲手策划的这场战争在得势的时候停了下来，从而为接下来的谈判留有余地。他在回忆录中写道：“我们必须避免过分伤害奥地利人，我们必须避免留给他们没有必要的痛苦或仇恨的心理。我们应当保留与他们成为朋友的可能。无论如何，我们应该保留和好的机会，将奥地利这个国家看成是整个欧洲棋盘上的一个棋子。相反，如果奥地利受到不论是物质上还是精神上的严重伤害，他将会成为法国或将来我们任何对手的盟友，甚至，为了报复普鲁士，他会放弃自己的反俄立场。”^[22]

7月22日，交战双方达成了停战协议。26日，在尼克斯堡签订了和平协议草案。普鲁士只要求维也纳政府赔偿三百万英镑（约合四千万普鲁士币），而奥地利帝国的领土完整得到了尊重和保护；然而，俾斯麦对那些在战争中追随奥地利的南德各国却予以了严厉的惩罚，以昭示谁是德意志的主人。表面上看，虽然普鲁士在维也纳门口把胜利交还给了已经战败的奥地利；但实际上，俾斯麦得到了他所需要的东西：奥地利退出了德意志联邦，从而为后来以普鲁士为核心的德意志统一奠定了基础。

8月23日，普鲁士和奥地利终于签订了《布拉格条约》，重申德意志邦联解体，建立一个不包括奥地利在内、以普鲁士为首的北德意志联邦（含24个邦国和3个自由市）。同时，奥地利放弃对石勒苏益格和荷尔施泰因两公国的领土要求，并同意普鲁士兼并汉诺威和法兰克福全部，以及巴伐利亚和黑森一部。南德四国仍保持独立，不可并入奥地利联盟，但与北德联邦是两个独立的体系。就这样，普鲁士在尼克斯堡奠定了近代德意志帝国（1871—1918）的基础或者其坚实的核心部分。

五、普法战争

当拿破仑三世和他的法国将领们从速战速决的普奥战争中清醒过来时，一个强大的普鲁士王国和以其为首的北德意志联盟已经站立起来。

1867年，俾斯麦主持起草的《德意志联邦宪法》通过，替代了1815年创立的《邦联宪法》。北德联盟在政治结构、司法程序和税收制度上，俨然一个独立的国家。其中，普鲁士国王拥有联邦宪法所赋予的最高权力。

1.强大的普鲁士引起法国的焦虑

意想不到的奥普战争所导致的结果让拿破仑三世改变了对欧洲格局的看法。他原本想借助普鲁士削弱奥地利，然后出现一个两败俱伤的局面，不料却出现了一个更强大、更有竞争力的普鲁士。一个普鲁士已经够让人担忧了，何况是一个有24个邦国的北德联邦。如果再让俾斯麦把南德意志邦国也拉进北德联邦，法国无论在安全上还是感情上都无法接受。法国人似乎产生了一种丧失支配地位的感觉，可以说是一种失落感。

从黎塞留时代起，法国的传统政策就是：反对一个统一的强大的德意志国家的出现，这一点也被一些人看成是欧洲均势存在的一个重要前提。奥普战争后，法国对普鲁士的强大日益焦虑，所作出的反应也十分敏感甚至很不理智。傲慢的拿破仑三世要求俾斯麦回报法国在战争期间的友好中立立场。为此，法国驻柏林大使贝纳迪起草了一份《普法条约草案》，并把“补偿”要求写入其中，主要有如下内容：①法国承认普鲁士在战争中合并的土地；②普鲁士将根据此条约协助法国得到卢森堡；③法国承认新组织的德意志同盟；④如为情势所迫，法国出兵比利时，或征服此地时遇有阻力，普鲁士应以陆海军全力协助，对付向法国宣战的国家；⑤普法两国缔结攻守同盟。

俾斯麦虽然不满，但最后双方让步而暂时缓和了气氛。深谋远虑的俾斯麦将此草案保存下来，为以后孤立法国之用。

2.普法战争前俾斯麦的外交准备

1867—1870年间，普法两国关系在表面上看是稳定的，并且有改善的迹象。而在暗中，双方你争我斗，但都还没有作出进行战争的决定。这是因为，普鲁士的地位仍需进一步的巩固，法国也需要时间准备最后的决斗。

现实主义学者总是津津乐道地谈论说，普法战争是不可避免的，实则不然，历史上凡此类战争，需要有大政治家的谋略和手腕。^[23]当时，如果法国、奥地利和意大利之间有一个坚固的同盟，或法国与英、俄调整他们之间的关系，都可能迫使俾斯麦放弃战争的政策，至少可以使战争爆发的时间推迟、延缓。当时的奥地利外长比斯特，是为数不多的富有远见的政治家之一，他看清了俾斯麦的战争计划，并提出了制止战争的建议，但是，他被决心与普鲁士修好的奥地利皇帝免了职。这是因为，奥地利虽然怨恨普鲁士，但对法国更不信任。

拿破仑三世也不能说是轻举妄动地走进了1870年的战争。实际上，法国已经备战了两年。但是拿破仑三世本人，常有犹豫不定、更动政策的习惯。特别是有经验的外交人物如鲁高斯、莫斯迪等人退出政坛之后，他们的继任者虽然训练有素、做事规范，但缺少政治家的经验和手段。

相比之下，俾斯麦却扎实地完成了孤立法国的计划。他十分注重在战争期间防止欧洲大国，特别是英国和俄国的干涉。当时欧洲的公众舆论，特别是英国的舆论，对他也十分重要。于是俾斯麦的每一步，都是要让法国在欧洲面前表现出没有信义、唯利是图和野心勃勃的形象。例如，俾斯麦称拿破仑三世索取战争回报的要求为“索取伎俩”。^[24]通过宣传手段，把法国对普鲁士提出的“补偿”要求，渲染成拿破仑三世的贪婪，甚至是法国威胁普鲁士的证据。

正是在俾斯麦的宣传攻势下，出于对法国的担忧和怀疑，南德诸国——巴伐利亚、巴登和符腾堡——先后与普鲁士结成军事同盟，以提防骄躁的拿破仑三世和强大的法国。

3.普法战争前法国外交的失误

在两次索取努力失败后，法国又在卢森堡问题上咄咄逼人，后来，又发生了所谓的西班牙王位继承问题。

170年前，即1701—1713年，法国曾因西班牙王位继承问题而卷入了一场长达12年之久的战争，最后以失败而结束。1870年，由于普鲁士霍亨索伦家族的利奥波德将作为继承西班牙王位的候选人，拿破仑三世的法国又要为此与一个新崛起的普鲁士一争高低。但是，与上次的战争一样，法国的判断再次出现了失误，集中表现在三个方面：

第一，到了1870年，虽然法国清楚地意识到他的安全和地位将取决于与英国和俄国的关系，但是拿破仑三世不去设法赢得这两个正在对抗的国家的友谊，相反却把希望寄托在与奥地利结盟上。

西班牙王位继承问题发生后，拿破仑三世告诉俄国代表，霍亨索伦家族的成员接受候选，就意味着普法战争的爆发。实际上，他根本不了解俄国人并不希望普法之间爆发战争。但是，拿破仑三世仍寄希望于奥地利参战以报复普鲁士和俄国的支持从而换取法国的友好。

第二，同样，法国新任外交部长格拉蒙是个狂热的反普鲁士人士，却没有实际的外交经验。由于他就任外长之前是法国驻维也纳大使，因而坚信奥法结盟可以有更多的机会去羞辱普鲁士。此外，法国将军莱不伦在访问了奥地利之后，也相信一旦法国入侵南德意志地区，奥地利就会立即配合，并可牵制相当一部分普鲁士的兵力。格拉蒙和莱不伦的这种错误看法，迎合了拿破仑三世的虚荣心，却不是可靠的分析。

由此可见，战前的法国政府是多么的骄傲、偏执和自信，他们根本不去了解一下普鲁士是怎么看待法国的。他们太容易或太轻率地用自己的思维去判断自己的潜在对手了。他们的自信让他们不曾理性地思考一下：自己的实力到底怎样，真正的盟友又在哪里，谁是可以真正依靠的力量等等。这些，恰恰是外交较量中最敏感、最忌讳和最应该注意的。

第三，当西班牙王位继承问题发生后，法国政府，准确地讲是法国人民更关注的并不是如何防止霍亨索伦家族成员继承西班牙王位，而只是想借此机会羞辱普鲁士。这说明，从1866年的奥普战争到1870年的普法战争的爆发，拿破仑三世和他的法国似乎一直生活在幻想中。现在拿破仑三世还在梦想，可以不费力气地摧毁普鲁士。

如果法国政府真的关心西班牙王位继承问题，或是想在外交中赢得实质的利益的话，那么7月12日，当霍亨索伦家族的利奥波德宣布放弃西班牙王位继承权时，法国就应该停止挑衅，因为危机正在过去。但是拿破仑三世的虚荣和野心，不容许他就此罢手。当然，整个法国的狂热和传统的帝国主义情绪，也驱使拿破仑三世在本应妥协的时刻仍不妥协。

在欧洲外交史上，很少有像拿破仑三世的法国那样，在缺少明确政策的指导下，去与一个军事强国交战。法国既没有一项战后重建欧洲的方案，也没有一个具体的计划将如何处理在战争中获得的莱茵领土。而且，法国现在要肢解普鲁士的企图，实际上是与拿破仑一世的思想相违背的。泰勒写道：“1870年，拿破仑三世与其同伙为了自己的目的而需求一场战争。但是，却从未认真思考过战争可能导致的后果。”^[25]

4.普法战争与德国的统一

最终导致普法战争爆发的导火索是法国政府指示其驻普鲁士大使班内德蒂（Vicent Benedetti）要求普鲁士国王亲自作出保证：“霍亨索伦家族成员将不再重新提出这一继承西班牙王位的要求。”^[26]很明显，这一要求是有意挑衅，其后果给予普鲁士的羞辱绝不亚于一场军事上的失败。为此，普鲁士国王断然拒绝，普、法关系陡然紧张。而急于保持欧陆平衡与稳定的英国，则提议普、法两国请第三国出面调停，但法国仍不退让也不接受。为此，1870年7月9日，法国向普鲁士宣战。同时，普鲁士国王呼吁德意志民众组织起来，团结在一起为自己的自由和权利而战。

国内外学者在普法战争问题上专著很多，但争议也很大。大多接受这样一种说法，即“西班牙王室危机”是俾斯麦一手操纵的，其目的是为挑起普法战争，而又让普鲁士处于守势。但是，史学家泰勒认为：只是到了这一步（指西班牙问题），俾斯麦才真正插手到诱使拿破仑三世打响第一枪。

实际上，当时俾斯麦把主要精力放在了处理国内事务上，特别是对待自由主义者的问题上。当时普鲁士面临的一个严峻问题是：如何在统一德国的进程中让自由主义者满意，而同时又不受这些人的掌控。心力交瘁的俾斯麦，更希望自己能站在西班牙王室危机之外。但当看到拿破仑三世如此咄咄逼人时，俾斯麦才把西班牙王位继承问题，转变成德意志民族荣誉问题。他这样做就是为了促使南德国家加入北德联盟。在整个普法战争问题上，俾斯麦的唯一贡献就是在“埃姆斯电文”上作了手脚，目的是要激怒已经拔刀出鞘的法国人。

普法战争所持续的时间，比人们预期的要短得多。从正式开战到9月2日色当战役，只有短短数周。俾斯麦不仅在战前破坏了法国的外交同盟，而且在色当战役中，迫使法军投降，包括拿破仑三世在内全都成了俘虏。战争的结果证明，法国战前的判断完全是错误的，法国的战略和战术也是不稳定和过时的，并且，法国所希望的欧洲同盟无一成为现实。

战争的结果造成了法国国内政治上的一片混乱，一时在巴黎竟然没有一个有效的政府来处理普法战争。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1871年1月18日，普鲁士国王威廉宣布为新统一的德意志帝国的皇帝。

新帝国的第一个重要外交活动，就是在1月27日跟法国签订了停战协议草案。2月28日，俾斯麦与法国代表法富尔（Jules Favre）分别在凡尔赛预备和约上签了字。在对法国的和约中，俾斯麦没有像以前对待奥地利那样宽容，而是提出了割地、赔款等条件。虽然后来俾斯麦本人宣称，他的这一要求，是那些只考虑德国军事安全的将领们强加给他本人的。但是，俾斯麦这样做，显然是低估了法国人的复仇愿望和恢复能力。同样让人费解的是，在战争刚开始不久，英国外交部长格兰维尔（Granville）向法国政治家梯也尔暗示，即将召开的伦敦会议，可能会为法国提供一个弥补其军事失利的外交机会。但是，在这关键的历史时刻，梯也尔认为，英国的建议只会让俾斯麦的态度更加强硬。因此，梯也尔坚持与他的德国对手进行直接的单独谈判。后来的事实证明，梯也尔最后以惨重的代价换取了和约条件。^[27]

1871年5月10日，德帝国在法兰克福正式批准了最后和约，承认凡尔赛预约的基本内容，并重申法国与德国恢复和平关系。法国同意割让阿尔萨斯、洛林两地给德国，并赔款五百万法郎（最初德国要求六百万法郎）。特别是法国割让给德国的领土中，包括一块有丰富煤炭储量的土地，它以后成为德国发展工业的基地，也成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法、德煤钢联营的纽带。

六、欧洲重新面对德国问题

普法战争完成了德国的统一。在普鲁士的领导下，新独立的德意志帝国（亦称第二帝国），以最强的军事力量出现在欧洲国家体系中。这个新帝国有人口四千余万，不仅面积广大，还拥有潜在的巨大的工业能力。无论是外交史学者还是国际关系学者都认为，在欧洲政治中从此又出现了一个新的“德国问题”，换句话说，就德国与欧洲的关系而言，统一的德国将是属于欧洲的德国，还是欧洲应该成为德国支配下的欧洲。^[28]

普法战争的结果造成了以后的欧洲政局动荡不安，并为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埋下了种子。加冕不久的德国皇帝威廉一世当时忧心忡忡地写道：“我们不会再被欧洲人视为无辜的受害者了，相反，我们将被看作是傲慢的胜利者；不是再被别人征服，而是决心让对手彻底毁灭。”^[29]的确，普法战争前，普鲁士是欧洲五大强国中最小的国家，但并非国力最弱。1871年后的三十年间，统一的德国有着令人信服的教育体系，受过严格培训的技工队伍，走在世界前沿的电子、化学工业，并拥有强大的军事力量。但是，德国的不利因素也同样明显，那就是：他地处中欧，三面都有大国包围，缺少除煤炭之外的自然资源，也缺少天然屏障——如山峦或海洋。此外，德国完成统一的同时，产生了一个志在复仇的法国。这种情绪可以从法国作家雨果（Victor Hugo）的讲话中感受到。他断言法国重新崛起和收复失地的日子不会遥远，到时他仍然是战无不胜的。不仅如此，1878年柏林会议之后，又出现了一个对德国耿耿于怀的俄国。在以后的30年里，德国就成为欧洲政治中的主要问题。法国政治家梯也尔曾经说过：“欧洲政治必须要确保德意志是由一系列独立的国家而构成的一个松散的联盟。”^[30]但1871年后，欧洲问题的实质是：任何单独的欧洲国家与德国对抗，无疑太危险；而单独的德国与联合的欧洲对抗，肯定是太孤单。

德国统一后俾斯麦的首要任务就是，如何巩固新建立的德国的安全和他在欧洲的地位。简言之，就是要建构一个以德国为中心的联盟体系，并设法防止法、俄两国走向同盟。1875年“东方问题”的再次出现，是普法战争后德国首相俾斯麦遇到的第一次严峻考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