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遏制＋威慑”到“均势＋威慑”

第三节　从“遏制＋威慑”到“均势＋威慑”

美国战略界对美国亚太安全战略走向的辩论反映了这样一种共识，即在全球和地区安全环境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下，华盛顿需要调整其在亚太地区的安全政策。但是对布什政府来说，调整亚太安全战略的初衷则与国会的压力有关。随着冷战逐渐降下帷幕，美国公众和国会要求减少美国在海外承担的义务、集中资源解决国内经济与社会问题的呼声日渐高涨。在分享“和平红利”的欲望的驱动下，国会有意通过立法使美国从朝鲜半岛撤军。应国会的要求，美国国防部先后于1990年4月和1992年7月向国会递交名为《亚太地区战略框架》的政策报告。这两份文件体现了布什政府对后冷战时代美国亚太安全战略的基本设想。

尽管冷战已经结束，但美国国防部在考虑面向21世纪的亚太安全战略时仍表现出维持现状的基本倾向。负责参与此项研究的国防部官员称，他们在提出调整美国亚太安全战略的建议时遵循了两个原则：“首先，这些建议在军事上务必稳妥；其次，这些建议务必使美国的盟国对美国在亚太地区承担的义务树立信心。”^[29]1991年11月22日，美国国防部长切尼（Dick Cheney）在东京的一次讲话中提出指导美国亚洲安全政策的6项原则：确保美国继续参与亚太地区事务，保持一个强有力的双边安全安排，维持适度但有力的前沿军事部署，保持充足的海外基地结构以支撑这些力量，美国的亚洲盟国应为其自身的防务承担更大的责任，开展互补性的防务合作^[30]。基于上述思路，布什政府新的亚太安全战略主要包括以下内容。

首先，鉴于美国在亚太地区的国家安全利益目标和对地区形势的估计，美国需要继续保持它在本地区的军事存在，既不应该大规模削减美国的前沿兵力部署，也不应该调整这种部署的模式。对美国安全态势的急剧的和重大的改变将会产生不稳定的后果^[31]。

其次，由于全球和地区安全形势的变化，加上一些美军驻在国希望在安全上减少对美国的依赖，以及美国财政力量对国防预算的制约，美国应对其前沿部署的兵力结构进行一定的调整，这意味着美国可以适度削减部署在韩国、日本和菲律宾的地面部队和空中力量。美国自二战结束后即在亚太地区部署前沿军事力量，越南战争期间达到高峰，为238 000人，冷战结束时约为135 000人。这些兵力以空军和海军（含海军陆战队）为主，陆军主要是驻在韩国的第二步兵师。这反映了越战后美国在亚洲的军事战略，即让盟国承担陆战的主要压力，美国提供海空军支持。

根据国防部1990和1992年的两份报告，90年代分阶段调整美军兵力结构的计划如下。

1.第一阶段（1990—1992年），削减兵力结构并开始重新安排安全同盟关系。计划将美国在东亚的驻军削减11%，总数为15 250人，其中包括从韩国撤走5 000人，从日本撤走5 000—6 000人，从菲律宾撤走2 000人。按军兵种结构分，陆军5 000人，空军5 400人，海军1 200人，海军陆战队3 500人，其他人员200人。1990年的报告并未提出要从菲律宾大规模撤军，但由于菲律宾皮纳图博火山爆发和该国参议院拒绝批准美军继续使用苏比克海军基地协定，美国国防部不得不决定在1992年底之前从东亚和西太平洋地区另外再撤走8 300人。

2.第二阶段（1993—1995年），进一步削减驻军，包括逐步地、按比例地减少作战部队，调整兵力结构。在日本，主要是在第一阶段的基础上继续调整美国在冲绳的空军部署。在韩国，原计划进一步削减美军地面部队，但国防部长切尼在1991年11月以朝鲜发展核武器为由，决定推迟实施撤军计划。

3.第三阶段（1996—2000年），如果安全环境允许，在第二阶段削减的基础上，进一步减少兵力，并将其稳定在一个较低的水平^[32]。

除了第一阶段削减驻军有明确的数量要求外，第二、第三阶段的裁军计划并不明确。这一方面是由于五角大楼对亚太地区战略格局的演变感到不确定，另一方面也有这样的考虑，即大规模的裁军计划会使美国在本地区的盟友感到震惊。整体上看，上述渐进的军事调整既不会改变美军前沿部署的基本态势，也不会对美军的战斗力产生实质性的影响。因此，国防部的有关官员形容这一分阶段削减美国驻军的办法是使美军在太平洋的军事力量“甩掉尾巴，保留牙齿”^[33]。

再次，加强盟国间防务费用分担，要求日韩两国为美国驻军支付更多的费用。根据日美两国1991年1月签署的一项协议，日本政府同意承担驻日美军费用（不包括工资）的四分之三左右。1991年，日本支付美军的费用为29亿美元，到1995年，这个数字将增加到39.5亿美元。1990年2月，切尼访问首尔，向韩国方面提出增加支付驻韩美军费用的要求。经过磋商，韩方答应在1991财政年度为驻韩美军支付1亿5千万美元，比上一年度增加115%；1992年支付1亿8千万美元，比1991年增加20%；以后逐年增加，到1995年，韩国将负担驻韩美军费用（不含工资）的三分之一^[34]。

调整安全关系也是布什政府亚太安全战略的一项内容，这主要体现在美韩同盟上。鉴于韩国军队实力的不断增强和韩国方面希望减少对美军依赖的立场，在韩国的防务问题上，美军逐渐从发挥主导作用向发挥支援作用转变，让韩国军队承担更多的责任。1990年2月切尼访问首尔时就调整美韩安全关系同韩国方面进行了磋商。根据磋商的结果，1991年，韩国的一位陆军少将取代美军军官成为“军事停战委员会”联合国军司令部的高级成员；美军开始从“非军事区”撤出其第二步兵师；1992年，韩美联合野战军被撤销，韩国的一位四星将军有史以来第一次被任命为韩美联合地面部队司令官。不过，鉴于韩国实现自主国防是一个长期的过程，一些重要的能力仍将由驻韩美军提供，其中包括：战略与战术情报，战略与应急战术空中力量，海上支援，以及某些地面作战行动等^[35]。

五角大楼对美国亚太安全战略的调整反映了布什政府对后冷战时代美国在该地区安全事务中的角色的定位，用国防部的话说，就是“地区性平衡器、诚实的掮客和最终的安全保证者”^[36]。这一调整反映了美国在亚太地区的战略态势从冷战时期的“遏制＋威慑”战略向后冷战时代的“均势＋威慑”战略的转变。不过这里有几点值得注意。第一，如果说美国冷战时期在亚太的“遏制”战略主要是针对苏联的话，那么冷战结束之初的“均势”战略则主要考虑到日本因素。如前所述，美国战略家们在展望90年代亚太的发展趋势时，极为关注日本力量的增长及其对地区战略格局和美国利益的影响。1992年初，美国国防部草拟的“五年防务计划指导方针”将德国和日本列为对其战略利益构成潜在威胁的国家。此事经媒体披露后，国内外舆论大哗。在盟国反对下，美国虽然对这项指导方针进行了修改，但其核心思想并没有发生根本性改变。布什政府官员私下称，美国保持东亚驻军的主要理由是：“除非美国维持其平衡力量，否则日本将最终在军事上和经济上主宰亚洲。”^[37]按照这一思路，驻军也好，同盟也好，都是作为对日本进行牵制和平衡的一种手段。第二，在维持均势的同时，美国的安全战略表现出强烈的维护和促进美国“优势”的倾向。在苏联解体、俄罗斯大幅收缩其在远东地区的军事部署的情况下，美国在太平洋地区的军事优势无可匹敌，而布什政府对美国亚太安全战略的调整则是以不损害这种优势为前提的。国防部关于美国在东亚安全中既要扮演“地区平衡器”的角色、又要充当“最终的安全保证者”的设想，反映了“均势稳定”与“霸权主导”的安全理念。第三，在保持冷战时期安全结构（军事同盟＋前沿部署）的情况下，美国亚太战略的转变主要体现在指导思想的转变，这不免给人以“新瓶装旧酒”的感觉。这种调整的有限性反映了五角大楼对地区安全形势演变的不确定态度，一旦新的安全挑战需要华盛顿重新界定其亚太安全战略的指导原则，它就可以最大限度地利用现有的安全结构。

布什政府所推出的亚太安全战略也与冷战结束后的美国军事战略密切相关。1992年2月2日，国防部长切尼向总统和国会提交了1993财政年度《国防报告》，正式提出了后冷战时代的美国军事战略——“地区防务战略”。该战略的一些重要内容，如把防范对象由前苏联转向地区强国，在战争准备上由立足于在欧洲与苏联集团打一场大规模的全面战争，转向重点准备在中东和东北亚地区与地区性对手进行两场高技术局部战争，强调前沿军事存在，谋求维持与加强安全同盟关系等，无疑都影响了布什政府对冷战结束后的美国亚太安全战略的思考^[38]。

无论如何，通过小幅削减美国在东亚的驻军和将“遏制＋威慑”的战略态势转变为“均势＋威慑”的战略态势，布什政府迈出了调整美国亚太安全战略的第一步，并规划了后冷战时代美国对亚太地区安全政策的发展方向。但是美国亚太安全战略何去何从，既取决于地区安全环境的演变和美国对这种变化的反应，也与美国国内政治经济形势和整个安全战略的调整密切相关。正如后来的发展所揭示的那样，由于围绕朝鲜核计划所出现的纷争以及对中国崛起的日渐关注，到90年代中期，美国亚太安全战略再一次进行了重要调整。

【注释】

[1]James A.Baker，Ⅲ，“America in Asia：Emerging Architecture for a Pacific Community，”Foreign A ff airs，Winter 1991/1992，Vol.70，No.5，p.1.

[2]资中筠主编：《战后美国外交史——从杜鲁门到里根》，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95年版，下册，第948页。

[3]Joseph S.Nye，Jr.，“Coping with Japan，”Foreign Policy，Winter 1992/1993，No.89，p.98.

[4]Richard Holbrook，“Japan and the United States：Ending the Unequal Partnership，”Foreign A f f airs，Winter 1991/1992，Vol.70，No.5，p.44.

[5]塞缪尔・亨廷顿著，盖玉云编译：“变化中的美国战略利益”，《美国研究参考资料》，1991年第11期，第13页。

[6]Richard Holbrook，“Japan and the United States：Ending the Unequal Partnership，”p.42.

[7]U.S.Department of Defense，A Strategic Framework for the Asian Pacific Rim：Report to Congress 1992，p.2.

[8]James A.Baker，Ⅲ，“America in Asia：Emerging Architecture for a Pacific Community，”p.2.

[9]U.S.Department of Defense，A Strategic Framework for the Asian Pacific Rim，p.2.

[10]Richard J.Ellings and Edward A.Olsen，“Asia's Challenge to American Strategy，”The National Bureau of Asian Research，Analysis，Vol.3，No.2，1992，p.8.

[11]Ibid.，p.22.

[12]Richard Holbrook，“Japan and the United States：Ending the Unequal Partnership，”p.44.

[13]Richard Holbrook，“Japan and the United States：Ending the Unequal Partnership，”pp.52 53；Richard J.Ellings and Edward A.Olsen，“Asia's Challenge to American Strategy，”p.11；Joseph S.Nye，Jr.，“Coping with Japan，”p.101.

[14]U.S.Department of Defense，A Strategic Framework for the Asian Pacific Rim：Looking Toward the 21st Century，April 1990，p.4.

[15]Richard J.Ellings and Edward A.Olsen，“Asia's Challenge to American Strategy，”p.12.

[16]U.S.Department of Defense，A Strategic Framework for the Asian Pacific Rim：Looking Toward the 21st Century，pp.34；Donald S.Zagoria，“The Changing U.S.Role in Asian Security in the 1990s，”In Sheldon Simon，ed.，East Asian Security in the Post-Cold War Era，M.E.Sharpe，New York，1993，pp.5 152.

[17]Richard J.Ellings and Edward A.Olsen，“Asia's Challenge to American Strategy，”p.6.

[18]Robert Scalapino，“The U.S.and Asia：Future Prospects，”Foreign A ff airs，Winter 1991/ 1992，Vol.70，No.5，p.38.

[19]马丁・L・拉萨特著，刘世龙译：“超越遏制：九十年代美国的亚洲战略”，《美国研究参考资料》，1993年第1期，第7页。

[20]U.S.Department of Defense，A Strategic Framework for the Asian Pacific Rim：Looking Toward the 21st Century，p.6；Donald S.Zagoria，“The Changing U.S.Role in Asian Security in the 1990s，”p.53.

[21]Richard J.Ellings and Edward A.Olsen，“Asia's Challenge to American Strategy，”pp.1 415.

[22]Joseph S.Nye，Jr.“Coping with Japan，”p.102.

[23]Richard J.Ellings and Edward A.Olsen，“Asia's Challenge to American Strategy，”pp.1 517.

[24]Richard J.Ellings and Edward A.Olsen，“Asia's Challenge to American Strategy，”pp.1 718.

[25]Richard J.Ellings and Edward A.Olsen，“Asia's Challenge to American Strategy，”pp.1 819.

[26]马丁・L・拉萨特著，刘世龙译：“超越遏制：九十年代美国的亚洲战略”，第10—12页。

[27]朱崇坤主编：《霸权的历程——美国军事战略冷观察》，北京：新华出版社2000年版，第260—261页。

[28]Richard J.Ellings and Edward A.Olsen，“Asia's Challenge to American Strategy，”p.23.

[29]马丁・L・拉萨特著，刘世龙译：“超越遏制：九十年代美国的亚洲战略”，第8页。

[30]U.S.Department of Defense，A Strategic Framework for the Asian Pacific Rim，p.9.

[31]U.S.Department of Defense，A Strategic Framework for the Asian Pacific Rim：Looking Toward the 21st Century，pp.1，7.

[32]Ibid.，pp.7-8.

[33]马丁・L・拉萨特，刘世龙译：“超越遏制：九十年代美国的亚洲战略”，第8页。

[34]U.S.Department of Defense，A Strategic Frameworkfor the Asian Pacific Rim，pp.2 326.

[35]Ibid.，p.19.

[36]U.S.Department of Defense，A Strategic Framework for the Asian Pacific Rim：Looking Toward the 21st Century，p.5.

[37]Selig S.Harrison＆Clyde V.Prestowitz，Jr.，“Pacific Agenda：Defense or Economics？”Foreign Policy，No.79，Summer 1990，p.68.

[38]朱崇坤主编：《霸权的历程——美国军事战略冷观察》，第274—28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