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威慑潜在的行为人
与世界上其他反对免除处罚的努力一起，《外国人侵权请求法》诉讼为威慑风潮作出了重大贡献。《外国人侵权请求法》诉讼已经导致一些侵犯人权的人离开美国并威慑其他人进入美国，这无疑是威慑的一种温和形式。然而，当与在其他国家的进展一起来看，合起来的影响是实质性地限制了侵犯人权的人可以去的国家的数量。尤其是对在这些历史上在美国可以享受退休、医疗保健、子女教育或休假的侵犯人权的人，由于《外国人侵权请求法》和《酷刑受害人保护法》诉讼，那些侵害人不能在美国旅游、不能在美国探亲、获得教育机会、医疗服务、休假，这些考虑可能威慑部分外国官员实施侵犯人权的行为。
虽然对于法院判决提供的救济而言，它们难以得到执行，最多的是象征性执行，最差的是无望的姿态，但对跨国公司和有钱的个人例外。诉讼的威胁也向跨国公司施压要求改革以避免诉讼，[122]为了回应或者回避责任，跨国公司被迫投资改善人权。例如，在Unocal案后，Unocal拿出3000万美元来和解，[123]Unocal将这些资金支付给原告并设立一个基金会以改善当地的生活条件。[124]类似地，对于因“二战”引起的诉讼，基本都和解了，[125]这无疑为最近一些涉及种族隔离和奴役的案件的解决提供了榜样。[126]和解协议还可以防止被告继续进行类似的侵犯人权的行为，例如，美国零售商设立了一个800万美元的基金作为解决对其请求的一部分，用来监督项目以确保遵守劳动法、提供部分赔偿、资助公共教育项目以及支付诉讼费用。[127]
巨额的赔偿或者和解可能引起很多产业的改革，甚至让跨国公司不与大肆侵犯人权的政府接触，[128]已经有组织建议公司在专制性的政治环境里营业时不要产生潜在的人权责任。[129]这样的裁决是另外一种形式的“次级制裁”(secondary sanction)，[130]可能迫使那些希望吸引外资的国家改善人权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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