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任问题的研究及应用概况

一、信任问题的研究及应用概况

信任问题既是约束人们言行的道德规范，也可作为处理个人、集体、国家间关系的一个理论范畴。作为道德范畴的信任问题，在古代就已经被提出，且一直延续至今。无论是从西方的《圣经》还是从中国的《论语》中，我们都能够找到依据。作为社会科学研究的中心课题之一，信任问题的研究从20世纪中期才开始。信任问题的研究开端于社会心理学，20世纪80年代，在社会学、组织行为学、文化与经济研究等学科领域，有关信任问题的研究成果已经出现。20世纪90年代，信任问题成为学术界研究的热点。“冷战”结束后，国际政治学者将信任机制、信任建立措施等问题的研究提升到维护国际和地区安全的理论高度，无论是现实主义、自由制度主义还是建构主义都对信任问题提出了自己的理论主张。

现实主义认为，国家之间不会产生信任。国家利益是国家对外决策的主要依据；在相对收益和绝对收益的问题上，国家看重的是相对收益；^[1]国家利益之争导致国家间的合作是有限的；即使在安全方面有些合作，也不是基于对对方的信任，而是基于对力量对比的判断。^[2]

国家间的合作只有在实力均等的情况下才有可能出现。

自由制度主义认为，国家间可以产生信任，但其前提条件是：当国际社会处于无政府状态时，信任只能在制度框架下产生。在无政府状态下，国家看重的是绝对获益；相互依赖和合作十分重要；^[3]“国际制度通过提供信息和减少交易成本，有助于合作”；^[4]建立在制度基础上的合作会促进信任的产生。

建构主义认为，国家间的信任与身份的建构紧密相关。“国家是可以具有身份和利益的实体”；^[5]“身份是由内在和外在结构建构而成的”，“利益是以身份为先决条件的”，“国家利益是国际体系的建构”；^[6]“国际体系结构不是物质结构，而是一种共有观念、共同的政治文化”；^[7]“建构主义的结构是由共有理解、共有知识和共有期望来确定的。这些构成了行为体之间关系的本质，包括合作或者冲突，国际关系中经常研究的安全困境和安全共同体实际上就是两种不同的共同知识造就的安全结构”。^[8]相互猜疑建构的是安全困境，而相互信任建构的则是安全共同体。信任与身份建构有关。如果行为体间的身份建构是朋友，彼此则可以在信任基础上进行合作。各国安全战略的制定正是建立在对他国身份和利益互为信任建构基础上的。

就国际关系的实践来看，以欧安会/组织为载体的欧洲信任机制建立后，各成员国在《赫尔辛基最后文件》（1975）、《斯德哥尔摩信任建立与安全措施文件》（1986）、1990年和1992年《维也纳条约》等框架下的军事和安全合作已经取得了较好的发展，成为地区性安全机制建立的样板。东盟也“已完成‘建立信任措施’和‘发展预防性外交机制’两个阶段，并朝着‘建立解决冲突的机制’的阶段发展”。^[9]中国与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在1996年签订了《关于在边境地区加强军事信任领域的协定》，并成立了上海五国机制。1997年，上述五国又签订了《关于在边境地区相互裁减军事力量的协定》，后于2001年成立了上海合作组织。上海合作组织明确指出，加强相互信任与合作是其宗旨之一，该组织也已成为“保障六国之间边界和信任的机制”。^[10]“亚洲相互促进与信任措施会议”虽然尚处于起步阶段，但该会议的召开，对在亚洲建立统一的安全与合作机制、维护地区和世界的和平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相比之下，东北亚地区目前还处于如何建立和促进信任进而建立信任机制的探讨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