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对美国的态度

中国共产党对美国的态度

考虑到在我使华期间中国共产党在宣传上对美国的猛烈攻击,我相信,回顾一下中国共产党在我使华期间对美国和对美国调解努力所持的态度将证明是有益的,因为这关系到中美关系问题。

在最初的两三个月内,中国共产党是合作的,而且也没有迹象表示对美国和美国调解所持的态度不友好或不诚恳。表明共产党的合作态度有了变化的第一个迹象是在3月底显示出来的,这时满洲的局势已经严重恶化。周恩来将军当时正竭力制止美国船舰载运国民政府的军队到满洲,尽管这种调动是停战协定所许可的,而且他也事先被告知美国在这方面的承诺。表明共产党对美国同中国有关的活动的反应的第二个事例是共产党报纸对美国向中国政府提供贷款一事所作的批评,抨击的锋芒指向国民党。

4月21日,出现了表明共产党敌视美国的第一个迹象,也是表明共产党在宣传中毫不顾及事实的一个迹象。那一天延安电台在广播中指控美国飞机在满洲公然参加袭击“人民武装力量和当地居民”的军事行动,并且声称,在四平街地区被“当地人民武装力量”击落的国民党飞机上发现一个美国军官。由于我为这样的报道向周将军提出了抗议,延安电台后来在广播中更正了先前的指责。据解释,被击落的飞机上穿着美军制服的是国民党驾驶员,而进行空袭的飞机上的美国标志则是由于国民政府在接受飞机时用“油漆”绘在上面的国民党党徽脱落后暴露出来的原有标志。

这起事件就此以这种解释而告了结,但是广为传播的关于美国参与国民党空军在共产党控制区上空活动的报道却很可能并没有被后来对这类报道所作的更正所完全抵消。这时,延安电台正大事宣扬满洲共产党部队和“美国装备和训练的”国民政府军队作战所取得的胜利,这就进一步有助于强调美国在支持国民党方面所起的作用。共产党这种对美国含沙射影的新例证出现在上述更正之后不久。5月3日,延安电台提到国民党使用美国造的飞机;5月5日,又提到国民政府的第六十军已“由美国军舰全部运到满洲”。在以后的几个月内,“美国训练的”或“美国装备的”国民党军队和“美国造的”国民党飞机或坦克就成了共产党报纸和电台广播中司空见惯的词句。

来自延安的宣传攻势后来暂时停止了一个时期,但是5月19日的四平街陷落和5月23日的国民政府攻占长春成了共产党重新发动反美宣传攻势的开端和信号。新的攻击远远超出了以前的含蓄指责美国帮助国民党的说法。这种日复一日的攻击持续了将近一周,而且范围广泛,从指责美国对国民党的援助是“使得满洲内战扩大”的重要因素之一,到对美国在华调停的公正立场提出疑问,不一而足。就在国民政府占领四平街和长春之前,我曾建议共产党撤出长春并就满洲和其他问题重开谈判,同时还向周将军传达了蒋委员长提出的一些条件。在国民政府军队攻占长春后继续向北挺进期间,蒋委员长长时间不在南京,再加上我本人和长春建议的瓜葛,都有助于在共产党人心目中激起对美国和对我本人在调解和谈判中所持立场的深刻怀疑。这种怀疑在共产党人对共产党地区执行小组美方人员所抱的敌对态度中表现得十分清楚。

由延安电台发出的共产党攻击美国的另一阵狂风从6月初开始刮起,但是在宣布满洲休战十五天时停息下来。然而,对美国表示好感的好景不长的“蜜月”在援华法案准备提交国会审议的消息公布的时候就被另一场宣传攻势所中断。延安电台报道,共产党地区举行了攻击这一法案的群众集会。这是这一类集会的第一例,后来中国共产党就在其控制下的地区内利用这样的集会煽动反美情绪。可以表明共产党对这项援华法案的重视程度的,是6月23日毛泽东主席发表了一项反对通过这项法案的声明。(这是在我使华期间毛泽东发表的两项正式公开声明之一,而更值得注意的是,虽然共产党发言人常常发表政策声明,毛本人却难得公开发表声明。)毛指责美国对“国民党政府”的军事援助和在华驻扎大量美军是“导致中国大规模内战的爆发和加剧的根本原因”。他说,“因此,所谓美国对华军事援助,其实是对中国内政的武装干涉”,结论是要求美国“及时停止和收回所谓的对华军事援助,立即从中国撤出军队”。

在这一场合,也像在其他场合一样,中国共产党人似乎成了共产党的疑心病和不信任感的牺牲,他们倾向于相信他们自己的宣传,部分的原因是由于经常不断地重复同样的话题。但是宣传对中国舆论所产生的影响,无论是在共产党地区或是国民政府地区,都是不应低估的。

从莫斯科美国大使馆就苏联报纸和电台评论提出的研究报告来看,没有迹象可以表明中国共产党对美国的批评是由莫斯科发动的。4月下旬的苏联报纸报道了中国要求美国停止干涉中国和从中国撤军的消息。5月间,苏联报纸刊载一篇不常见的文章,摘引了中美两国报纸批评美国对华政策和美国对国民党军事援助的言论,却没有苏联对美国在中国作用的直接攻击。但是,6月1日,一家苏联报纸的文章第一次直接攻击了美国,在指控中声称,有迹象表明美国军人正在参加中国的内战,在苏联军队已经撤离中国的时候,“美军仍然留在那里,而且正积极参加反动派所发动的内战”。虽然共产党的批评在一开始似乎纯粹起源于中国,并且被独立的中国报纸所重复,但是在后来的月份里,中国共产党和苏联对于美国对华政策的批评就或多或少是在一唱一和,从而加深了国民党对于中国共产党和苏联之间有着密切联系的怀疑。这就使美国调停人的任务变得更加艰巨。

在6月末7月初对美国的军事援华法案和对美国副国务卿解释美国援华目标的声明发动了一系列很少考虑事实而充满了不确切言论的攻击之后,中国共产党于7月7日在延安发表了一项宣言。这项宣言强烈而恶毒地攻击美国对华政策,并且又一次抗议共产党所谓的美国对国民政府的军事和财政援助,这种援助被说成是在鼓励国民党的内战政策。这类攻击出现在6月休战期间的和谈破裂以后,并且得到来自莫斯科的类似宣传的配合。

7月11日,我和周将军就共产党的反美宣传攻击进行了一次长时间的坦率交谈。经过这次交谈,延安电台压低了这类攻击的调门。7月间民主同盟两名成员在昆明遭到暗杀时,甚至广播了一项呼吁,吁请“中国的美国友人”采取行动制止“一场以消灭反对国民党暴政的民主人士为目标的大屠杀”的爆发。但是,到了7月即将结束的时候,延安电台又恢复了攻击,指控美国海军陆战队部队经常进行侵入共产党占领区的袭击。

7月13日,发生了涉及在华美国海军陆战队和中共部队的一系列事件的第一起事件,那一天,有七名海军陆战队人员在河北省东部被共产党人所俘虏并拘押到7月24日。

7月29日,共产党部队在天津北平之间公路线上的安平伏击了载有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物资的军调部汽车队,护送车队的美国海军陆战队有三名被打死,十二名受伤。这起事件(共产党私下承认了应负的责任)成了共产党重新发动反美运动的一个信号。这是人们所熟悉的共产党那一套伎俩的重演：抓住一起有理或无理的事件,不顾事实真像和准确性,大做文章,并以此为根据发动一场几乎是歇斯底里的反美诽谤运动。这一次,伏击被说成是共产党地方指挥官在延安当局事前并不知晓的情况下擅自进行的,但是后者显然觉得,他们必须掩盖共产党所应该承担的责任,并利用这起事件去达到他们自己的目的。

8月1日,周恩来将军交给我一份延安电台关于安平事件的广播稿副本,并且说,这是北宁铁路沿线所发生的涉及美国海军陆战队和中共部队的一系列事件中的第八起。他说,这最后一起事件还牵涉到中国政府部队,这可能表示国民政府中某些人正试图通过在铁路沿线制造事端的方式使美国海军陆战队卷入中国的内部事务。

我对周将军答复如下：在收到美国海军陆战队司令官根据柯克海军上将指示所派调查人员提出的正式报告以前,在我有机会听到周将军的说法以前,我对安平事件暂缓作出任何结论。今天柯克海军上将已经把海军陆战队一个正式调查团的调查结果亲自通报给我。据我看,为了理解这个问题,有必要追溯到在热河省所发生的各种情况,特别要联系到那一地区共产党司令官李雪瑞将军的声明,也还要联系到延安就同一局势所作的宣传和最近在河北东部七名海军陆战队人员的被绑架事件。延安电台对安平事件的叙述完全不同于海军陆战队调查人员的报告。后者对事件的叙述如下：一名海军陆战队的中尉和四十一名海军陆战队士兵当时正护送一支由二十一辆小型卡车(载有这四十一名士兵)、六辆为在北平的海军陆战队部队载运食物和军需物资(大部分运给军调部美方人员)的供应卡车、一辆由中国司机驾驶的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的卡车和载有三名要向军调部美国方面报告情况的美国陆军军官的小汽车组成的车队。这些车辆的护送队在一处遇到了路障,当那个中尉徒步走上前去询问这是什么意思的时候,他遭到了射击并因而死亡。共产党的袭击部队立即用步枪、机关枪和迫击炮开火,海军陆战队士兵也予以还击。关于共产党士兵的参加人数缺乏精确的统计资料,估计在三百人左右。战斗持续了大约四个小时,直到一名共产党军官展示白旗时为止。这时护送队就留下所有的卡车前往北平,后来从天津到达出事现场的一队换班的海军陆战队把卡车开到了北平。安平镇并没有受到袭击,共产党部队并不是被迫自卫,没有任何国民政府部队卷入或在场。这些情况,我认为是真实的,据我看,延安的广播中只有两点是准确的,那就是：发生了一场双方互有伤亡的战斗和在下午晚些时候海军陆战队的增援人员从天津来到。所有的其余部分都完全是歪曲,据我看,是故意的歪曲。

我接着表示,联系到司徒雷登博士和我本人所作的和平努力来看,这整个的问题非常重要,因为我经常遇到国民政府声称是共产党挑起了所有的战事的说法。我毫不介意共产党方面实际是针对我的恶意宣传。使我感到困窘的是,这种宣传得到了苏联方面类似宣传的配合——我之所以感到困窘是由于对我和中国政府的关系以及我影响这个政府的能力产生的影响。虽然民主同盟两名成员在昆明被暗杀的事件是悲剧性的,这对国民政府产生了影响,因为这在美国官方、政界和公众舆论中产生了影响。但我们现今在安平所遇到的是由那个对先前在承德恐吓执行小组美方人员一事负有责任、在向延安提出几乎全是捏造的歪曲报告一事上有过错的同一位司令官所领导的共产党人的行动。所有这一切,从周将军所表达的共产党的愿望的角度来看,全都非常不幸,并且使我在和国民政府的关系方面陷入了更加困难的境地,因为这将对美国公众的舆论产生和愿望正好相反的影响。美国公众是不会心平气和地对待这类事情的。

周将军接着说,他还没有收到安平事件的正式报告,但是他十分关心,并且认为应该进行调查。他说,他赞成由军调部派出一个由最干练的工作人员组成的小组去调查这一事件和有关的问题,以便确定责任。

军调部的国民政府方面也表示希望指派一个特别调查小组。尽管我不愿意让军调部来处理这起事件和有关的调查,但是毫不考虑军调部内的中国双方全都要求进行这样一次调查的愿望也是困难的。因此,我发了一份电报给军调部的美方委员,向他表示,既然国民政府和共产党全都希望进行一次查明事实的调查,看来派出一个经过仔细挑选的特别小组是适宜的。

8月3日,周将军通知我,他收到了安平地区共产党地方指挥官发来的报告,其内容和延安的广播基本相同。报告断言,国民政府军队也卷入了这起事件,并且声称,由于安平处于共产党控制区内,海军陆战队在通过这一地区时应该提前发出通知。

8月6日,周将军在和司徒雷登博士讨论安平事件时发表了以下的谈话：共产党的报告表明,这起事件是由于国民党和美国的军队进入共产党地区而引起的。美国海军陆战队以前已经多次造成扰乱,但是并未酿成事端。北宁铁路沿线一系列事件可能产生于下述情况：保护这条交通线的美国海军陆战队往往喜欢偏离铁路,而共产党部队虽然竭力避免冲突,但是在和美军发生直接接触时却无法避免抵抗。国民党正利用北平、秦皇岛之间的铁路和北平到天津的公路运送武器弹药和军队。国民政府军队利用这种由美国海军陆战队保卫的交通线作为扩张地盘的基地,而在受到共产党部队反击时就撤退到铁路线上。如果共产党部队继续追击,他们就会和美国海军陆战队发生冲突。共产党并不像人们再三说的那样,有意识地制造安平事件以迫使美军撤出中国,因为这样做就会失去美国的友谊。共产党人无意和美国发生冲突。

军调部美方委员罗伯逊先生就安平事件调查工作进展情况送给我的报告表明,延安当局和军调部共产党方面显然正在竭力混淆视听,他们指责说,共产党催促抓紧调查,而国民政府和美国方面却采取拖延战术。罗伯逊先生报告说,事实正好相反,因为共产党一直在采取一切可能想得出来的策略拖延和阻挠调查。

8月9日,我把上述报告的要点通知周将军,并且把罗伯逊先生就调查工作现况给我的报告的摘要交给他。摘要大致如下：8月2日,军调部三方委员签发命令,指示一个专门小组进行调查。与此同时,要求共产党委员取得安全通行证,指定专门小组和当地共产党司令官接触的地点、日期和不晚于8月5日中午的具体时间。8月6日上午,共产党司令官发来了一份保证通行安全的电报,但是没有答复指定和共产党战地指挥官接触的地点、日期和具体时间的要求。从8月2日到8月8日,小组的美方成员试图调查仍然留在北平的事件目击者。但是这一步骤遭到了共方成员的阻挠。8月4日,共方成员没有出席小组会议,却派来一名未持受权证件的下级人员,从而排除了采取任何行动的可能。8月5日,共方成员确实出席了会议,然而却把一整天都花费在程序细节的争论上。他要求小组首先会见北平海军陆战队的指挥官,然后再前往现场会见一个番号不明的共产党部队的姓名不详的指挥官。共方代表表示,在完成这些会见之前,不同意调查目击者。他又说,他不会把参加那次护送车队的任何美方目击者的证词当作正式可信的证明材料看待。在小组会议上的一次长篇发言中,他常常以几乎是侮辱性的态度对待美方成员,似乎是想要激起他的恼怒。8月6日,美方成员召请两名身为军调部工作人员的美方目击者前来作证。共方代表于是立刻起立发言,坚持他所主张的程序达两小时之久。当提醒他证人已经等候多时而请他准许对他们进行调查时,他直截了当地加以拒绝,而会议也告中断。8月7日,在一次小组会议上,共方成员争论了两个半小时。一再重复以前已经提出过的主张,要求在进行一次现场调查之前小组必须前往他所建议的地点,而在听证以前必须就证人达成一致的协议,从而又使得讯问从天津带到北平来的证人成为不可能。

我提醒周将军,我本来不想让美方人员参加小组调查,我只是在周将军和两位中国委员的催促下才表示同意的。我说,而发生的情况,却比我所料想的还要糟,而且似乎预示着一旦调查开始还要变得更糟。我说,作为美国政府代表的我,不可能默默地接受这样一种局面,因此,我正在考虑撤回小组的美方成员而就我认为是事实的情况发表一项公开声明。我解释道,如果不是考虑到这样一种行动对于谈判取得成果的可能性所可能产生的巨大和几乎是决定性的影响,我是不会有丝毫犹豫的。我的行动将有助于证实国民政府官员的论点,他们坚决认为与共产党谈判是不切实际的。因为共产党不可避免地会采取设置重重障碍的手法来破坏谈判的目标。在这件事情上,他们将有可能说,我以自己的声明表示和他们的观点一致。我强调,我把问题看得极为严重,我不想让美国再在这种徒劳的程序中承担任何责任。在和司徒雷登博士讨论了这个问题以后,并且由于充分意识到后果的严重性,我愿意再等二十四小时,以便收到共产党的保证——而不是讨论——保证这个问题将以普通的、日常所见的、直截了当的方式来处理。我补充道,我为我不得不在我们的会谈中即使是私下说了这样一些话而感到遗憾,但是我不愿和北平共产党代表所采取的那一类做法发生关系。我看不出共产党人首先一定要争取的是什么,而现在,他们正冒着蒙受巨大不利的风险。

周将军的回答如下：从他所能得到的情报来看,实际的情况和我的报告几乎完全相反。中国报纸已经报道,一个调查小组已在前一天,最迟将在今天派出,他认为共产党人是急于进行调查的,而国民政府却在拖延派出小组,并企图在美国人和共产党人之间散布不和。

我对周将军说,调查小组是不是像报纸所报道的那样在昨天派出或是在今天出发,我们要等着瞧。关于拖延派出小组,我说,在共产党代表所列举的论点中只有一个具备正确的根据——那就是轮流担任主席的问题——而共产党人应该能够召请任何一个和所有的证人。我觉得拖延问题的出现似乎是由于共产党人在这种或那种技术性问题未经讨论以前未能就召请证人的问题达成协议。

军调部的调查小组于8月8日离开北平,但是一无所获而回,因为未能就程序达成协议。8月12日,我又和周将军就这个问题进行了如下的讨论：共产党的新闻通讯社提到美国海军陆战队一再挑衅的行动,说军调部的美方人员偏袒国民政府,已经变成军事冲突的发动者,并且在竭尽全力拖延专门调查小组的行动,而共产党方面却要求立即进行调查。这一天我收到罗伯逊先生发来一份相当长的电报,其要旨如下：

罗伯逊先生和共产党委员叶剑英将军达成了一项初步的口头协议,随后又以中文写成书面文件,并取得了国民政府委员的同意。这时,叶将军不但拒绝在文件上签字,反而提出一份新的方案要求交付翻译,他在这一方案中把原先达成的协议规定得更加具体。三方委员举行会议讨论了这份新方案。其中含有先前未曾讨论过的新内容,但是委员们未能就此达成协议——叶将军坚决主张听取参加安平事件的国民政府军队的证词。叶将军就这样把应该由调查决定的问题当作事实,包括在听证范围之内。罗伯逊先生建议把这一点用这样的说法包括在内：“听取据共产党人声称是参加了冲突的国民政府军队的指挥官的证词。”共产党人在这份新方案中还指出两名军调部美方成员是参加了海军陆战队巡逻活动的人,照他的提法,这两人属于“海军陆战队武装巡逻”的部队,而不属于“被护送的汽车队”。这些建议没有一项被接受。罗伯逊先生觉得叶将军是在按他上级当局的命令行事,而在过了八天之后,小组仍未能获得共产党方面的同意,以听取任何一个证人的证词。

我继续告诉他,据海军陆战队当局报告,又发生了几起事件,其中包括：身份不明的中国士兵对海军陆战队军火库哨兵和运煤列车海军陆战队警卫的袭击,在天津附近对海军陆战队人员的射击和对一支换班的海军陆战队部队的伏击。我和司徒雷登博士有同感,必须就我所知道的安平事件真像和共产党影响调查的拖延战术立即发表一项声明。我之所以不愿意这样做,仅仅是因为这几乎会完全摧毁我影响国民政府通过普通的谈判程序解决政治争端的能力。这样一项声明将在实际上宣告军调部的作用已经丧失,而被蒋委员长和中国政府其他军政首脑接过来当作肯定的证明去支持他们的论断：要根据普通的谈判程序和共产党人打交道是不可能的。对于共产党在这个问题上的策略我实在是困惑不解。也许他们是出于对传统程序的极度反感,也许是他们在河北和热河的地方首领反美情绪过分强烈而难以控制。看来清楚的是,他们在这件事情上的行动对于在中国实现和平解决的任何可能性都具有确定无疑的破坏作用,而且会坚定国民政府军方首领和某些政治首领在武力政策上的立场。

周将军回答道,他从未料想到会发生这种拖延,他愿意立即进行调查,已经向叶将军发出包含一个程序方案的指示。国民党中央通讯社谴责共产党进行拖延,但又说,军调部的美国和中国政府方面打算只听取美国方面和当地平民的报告,这就意味着任何共产党人都不得出面作证。共产党人担心没有一个一致同意的办法就有可能不听取共产党方面的证词,因而也就有可能在没有共产党方面人员作证的情况下作出结论。无论是叶将军的报告或是国民党的报纸都指出了这种可能。周将军解释道,由于交通困难,共产党方面难以和安平事件发生地区的共产党领导人取得联系。

我向周将军指出,美国方面的委员已经通知我,美国建议的方案包括视察冲突地区,会见共产党的战地指挥官以及每一方认为必要的任何其他证人,这就肯定能为听取共产党方面的证词提供充分的机会。任何别种办法都会和美国人关于公正的概念格格不入。这一方案还包括有关地区内海军陆战队司令官、国民政府军队司令官和共产党高级司令官的作证。共产党希望把参加了冲突的国民政府军队的证词载入记录,这样就把有待调查的问题当作事实对待,在我看来,这体现了共产党方面确定无疑的设置障碍的战术。我只能认为,应该对这种战术负责的不是叶将军(他受到美国人员的极大尊敬和喜爱),而是他的上级当局。我说,明智如周将军,是不会让事情以这种方式发展下去的。我强调指出,美国陆军、海军和海军陆战队人员是绝不可能容许他们自己在这样一场调查中和故意歪曲真相的行为发生牵连的。虽然个别人可能这样做,一群人却绝不可能这样做,因为我们的标准很高、判断很严,不会鼓励和允许这种串通作伪的行为。美国方面不想也不打算隐瞒真相或是对真相作有利于自己的歪曲。我要强调的是毫不拖延立即行动的重要性。

由于调查小组这时总算是在着手进行安平事件的调查了,我也就决定不再发表有关事件真相的声明,以便小组有充分履行其职责的机会。调查工作包括询问有关地区内美国、中国政府和中国共产党三方的高级司令官,以及由三方面各自推荐的证人。正像可以料到的那样,中国双方的证词互相冲突,而在共产党人竭力阻止听取国民政府方面所推荐的两名证人的证词的时候,听证活动又一次遭遇到他们的阻挠战术。这时,我指示军调部美方人员退出调查小组,并写出自己的调查报告。他们向我提出的详细报告,和我原先告诉周将军的事件真像一致,那就是：一支共产党部队伏击了由美国海军陆战队士兵护送的军调部和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的物资供应汽车队,使海军陆战队三人死亡,十二人受伤,而没有任何国民政府军队的士兵在场或是与事件有牵连。

8月间,延安电台继续对美国发表批判性的评论,主要之点是在华美国海军陆战队和安平事件。我和司徒雷登博士于8月10日就和谈破裂问题发表了一项联合声明,这成了直到当时为止可以算得上是最猛烈的一次反美攻势的发动时机,我们的“失败”被说成是由于“美国奉行了支持蒋介石的错误政策”。这场攻势后来有所收敛,但到8月30日关于美国政府向中国出售其在中国和太平洋地区剩余物资的剩余物资购买合约公布时,又重新猛烈地爆发出来。尽管签定这项合约前我向周将军解释了这种转售的性质及其背景,尽管我向他和其他共产党代表又进一步说明了这项合约的性质,共产党对剩余物资转售的抨击依旧不断,周将军并且向我提出一份由共产党向美国政府发出的反对这种转售的正式抗议。

9月中、下旬,延安电台发动了一场针对美国也针对我个人的宣传攻势。延安指责我没有反对内战的恶性发展,我最担心的是我在掩饰美国制造内战的政策方面的无能,而这种政策已经导致美国调停的失败。我的威信据说已一落千丈;我被指控“规避”讨论停战和重开政协;我被谴责以倡议五人小组为华盛顿“装点门面”。据说是美帝国主义正在取日本帝国主义的地位而代之。

9月下旬,由于共产党对我的攻击随着周将军的离开南京前往上海而变得更加猛烈,我和南京的共产党代表讨论了这个问题,并向他们指出,如果共产党方面对我的公正立场失去信任,他们只要通知我一声,我就会退出谈判。因为在其他许多场合,共产党人对我的调解努力总是私下表示信任,而来自延安的公开攻击却持续不断。

也许是由于我对这种情况作了说明,共产党的宣传攻势暂时有所减弱。延安电台把主要注意力集中到了在华美军的“不轨行为”,其高潮是10月下旬针对美军撤离中国一事所发动的“滚出中国”宣传战。

更为重要的是10月间毛泽东主席回答一位美国报纸记者问题的讲话和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一项声明。讲话和声明全都批评美国和美国的对华政策。在答复记者关于美国在华调停活动的问题时,毛泽东发表了以下的谈话：他怀疑美国能够被说成是在调解中国内战;从美国大量援助蒋委员长而使他能够发动一场内战的事实来看,美国政府的政策是在调解的掩护下加强蒋委员长,并经过蒋委员长的“屠杀”政策,压迫中国民主力量,使中国变为美国的殖民地。中央委员会的声明指责美国在日本投降以后和内战进行期间,居心不良地向蒋委员长提供军事援助。声明接着说,蒋委员长和美国想要镇压和消灭中国民主运动,蒋委员长和美国的军事活动目的正在于此,调解和政治解决则是为了达到这种目的而把军事活动掩护起来。声明的结论是,美国并不希望在中国实现和平和民主,而蒋委员长和我应该珍视自己的信誉和人格,应该尊重我们所签署的“各项神圣的协定”。

在整个11月和12月的上旬,延安电台集中力量在美帝国主义这个题目上,对1946年11月4日在南京签字的中美商约(中美友好通商航海条约)发表的评论尤为恶毒,认为这项条约标志着“殖民地化的道路”,可以和臭名昭著的日本二十一条相比拟。

比较一下共产党代表在美国调解努力问题上私下对我和司徒雷登博士发表的言论和猛烈批评美国对华政策的延安电台广播,就会发现两者语调上的巨大差异。可以表明共产党对我的调解活动所持态度的第一个具体的例证,包含在周恩来将军从延安回来后不久6月10日对我的一次谈话中。他说,延安领导人认为,只有通过我的努力才能挽救时局,我作为调解人所做的工作在一个长时期内都是必要的。在这次谈话后的几个月内,周将军和其他共产党代表继续在私下对我表示,希望美国居间调停,虽然与此同时,共产党的电台和报纸却在批评美国的对华政策,并且常常对美国的调解努力提出疑问。10月和11月间,周将军再没有提到我作为调解人的作用,而在10月26日的一次交谈中,他多次提到我们都是三人小组的成员,这显然是恢复我作为谈判者的作用的间接表示。这时我已经或多或少地退出了谈判,谈判主要由第三方面人士进行。

但是,11月16日,当周将军来到我的住处把他返回延安的计划通知我时,我请他根据延安当局的态度明确推断,他们是否希望我个人继续担任目前这种调解人的角色。我并且告诉他,我将等待他从延安给我的答复。然而我却从未收到共产党对这个问题的任何直接的答复。

12月28日,延安电台广播了周将军对杜鲁门总统12月18日声明所作的评论。他攻击这项声明“为美国的反动对华政策辩护”,是为“美国调解人继续留在中国”提供借口。在评论到美国调解人的公正立场时,周将军提到了6月份的谈判、司徒雷登博士8月份的调解努力、张家口休战建议和第三方面人士10月份的斡旋。他说,“对美国调解人的态度的答案可以在这些谈判中找到”,而“蒋介石和美国之间在破坏停战协定和政协方针方面的合作,随着时日的推移已经变得越来越清楚”。

共产党人直接公开提到美国调解努力的仅有的另一次讲话,是1月10日周将军^[1]在延安就停战协定签字一周年发表的演说。他说,中国全国人民曾经欢迎1945年12月的杜鲁门声明和我的调解努力,但是美帝国主义者对华政策的真正性质后来暴露无遗;尽管国民党反动派发动了内战,破坏了政协决议,在停战协定上“签过字的美国连署人”却“再也没有提起1月的停战令”。

问题已经清楚,中国共产党并不希望美国在华调解。在延安电台广播的12月31日毛泽东主席的新年文告中,他声称,“反对美国帝国主义侵略政策的统一战线”在1947年将迅速发展壮大,“按照美国政府旨意行事的”国民党正忙于“用一个分裂的国民大会和一部独裁宪法打扮他们自己,以便于使他们的战争和美国的援助合法化”。这时延安报纸的一篇社论表明,对美国的攻击已经达到了肆无忌惮的地步。美帝国主义及其在中国的“走狗”一再受到指责,美帝国主义被说成是已经代替德、意、日法西斯的地位而成了世界性的侵略者和全人类的公敌。社论提出的七点要求包括从中国撤走美军和废除中美商约。共产党宣传部首脑在延安发表的类似的言论表明,共产党的新方针是把美国看成为新兴的帝国主义大国,正在取代德国和日本的地位而怀有统治世界的野心。另一方面,民主则被说成是苏联的同义词,是一切国家希望把人类从压迫和帝国主义统治下解放出来的广大群众的同义词。

我出使中国的全部始末,可以从研究中国共产党及其对美国的态度的角度来加以概括。在1月、2月和3月初这一段时期内,在达成了有关停战、成立联合政府和整编军队的协定的时候,没有理由怀疑共产党的诚意。后来当他们为了他们所反对的行动而猛烈攻击美国的时候,接连出现的事件表明了他们的猜疑和不信任所达到的程度。要在中国共产党的行为所表现的纯中国特点和世界各地共产党共同采取的手段之间划一条清晰的界线是困难的,但是就我使华期间中国共产党人涉及美国时的表现而论,这两种因素在他们的行动中无疑都是存在着的。对于可以称之为中国共产党行为的中国特点,大概可以这样来解释：作为争取中国人民支持共产党的一种手段,共产党人发现用美国来代替日寇是有效而且方便的。为了反对外部敌人而争取支持的呼吁往往能起到为共产党的事业征集信徒的作用,这从中国人的观点看来是一种在心理学上健全有效的方法,而且也是中国政治舞台上大家都熟悉的方式。但最后,他们行为的中国特点似乎因为采用世界各地共产主义运动的那些共同手段而已经在某种程度上逐渐消失,他们的反应和态度似乎也和其他这类运动一样属于同一类型,特别是在涉及美国的时候是如此。

【注释】

[1]周将军于11月19日前往延安,此后,直到我于1947年1月8日离开中国为止,他没有再回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