萨摩亚人对人格的态度

（四）人格与文化

如果说，人格心理学从微观的角度论证了人格的可变性和发展性，那么，文化人类学则从宏观的角度论证人格的可变性和发展性，两者同样使我们推断出罪犯人格的可改造性。

从文化人类学的角度看，人在本质上是文化生物：一方面人创造了文化，同时另一方面人又是由文化所创造的。所以，人格主要是文化产物：高度发达的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创造高度发展的人格，贫脊落后的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创造发育不良的人格；健康的文化创造健康的人格，病态的文化创造病态的人格；民主的文化创造自由的人格，专制的文化创造压抑的人格；如此等等。

人格是人的行为倾向或行为模式。那么应当如何解释人类行为的由来呢？由于在19世纪下半叶，达尔文的进化论在科学界取得了绝对权威的地位，人们自然而然地认为必须把人类社会行为的解释奠定在生物学的基础上。生物决定论在心理学和社会心理学研究中，占据主导地位。然而，生物决定论却遇到来自文化人类学家的有力挑战。美国人类学家博厄斯开“文化与人格”研究的先河并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学术成果。他通过对爱斯基摩人和范库弗岛的夸扣特尔印第安人的研究，否定了解释人类行为的生物决定论。在《原始人的心理》一书中，他提出了人格的文化塑型问题，认为人的行为习惯和全部文化活动并不取决于身体的功能和生理解剖结构，而取决于文化塑型。博厄斯的女弟子、美国文化人类学家米德深入南太平洋波利尼西亚群岛，对岛上的萨摩亚人的青春期危机问题进行研究。⁽¹⁰⁾“我试图回答那促成了我的萨摩亚之行的问题：使我们的青少年骚动不宁的青春期危机究竟归咎于青春期本身的特性，还是归咎于我们西方的文明？在不同的条件下，青春期的到来是否会呈现完全不同的景象？”⁽¹¹⁾米德详细研究了萨摩亚的50名姑娘，以丰富的第一手资料证实了：在西方国家普遍引起青年们骚动不安的青春期危机在萨摩亚姑娘那里并不存在。可见，青春期危机并不取决于生理原因，而应归咎于西方文明。萨摩亚社会是平静的，萨摩亚人过着简单的生活方式。“由于萨摩亚人能够以一种随和的态度对待人生，由于他们对任何冲突，任何过于强烈的情境都能顺利地回避，这就使萨摩亚文明不仅与美国文明、而且与绝大多数原始文明形成鲜明对照。……在一个没有强烈感情撞击的地方，青春期的姑娘是不会受到任何过于强烈的心理折磨的”。⁽¹²⁾米德有力地论证了其导师博厄斯的文化决定论。博厄斯写道：“所以，我感到应该感谢米德小姐，她孤身一人和萨摩亚的年轻人朝夕相处，并且向我们生动而明晰地描述了那些生活在和我们迴然相异的文化中的年轻人所经历的欢乐和痛苦。她那得之不易的调查结果，证实了人类学家长期以来的猜疑：以往我们归诸于人类本性的东西，绝大多数不过是我们对于生活于其中的文明施加给自己的种种限制的一种反应。”⁽¹³⁾

文化人类学使我们看到人格与文化的密切关系。尽管我们并不否认生物遗传因素对人格的作用，但是，人格主要是由文化塑造的。文化是某一社会的成员共同创造、共同享有的，它对每个社会成员的人格产生着巨大的塑造作用。民族之间人格特征的种种差异体现了民族文化的差异。既然人格与文化之间存在这样的决定关系，因此，人格必然因文化而生成，因文化而改变，因文化而发展。罪犯的人格也因文化而得到改造。

我们可以把犯罪看作是罪犯对于生活于其中的各种文化施加给自己的种种限制、种种压抑、种种诱惑、种种引导、种种影响的一种反应。例如，提倡禁欲的性文化或提倡纵欲的性文化都可能引起同一反应——性犯罪。既然文化对于人格具有如此重要的决定作用，人格改造的全部内容就在于创造一种监狱文化，使它能对罪犯的人格产生深刻的影响和作用，使罪犯的人格变得健康，并得到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