压力政治文脉的发展

第一节　压力政治文脉的发展

一、美国压力政治的盛况

最近在美国的政治之中，压力政治文脉的发展渐渐地变得显著起来。《季刊》杂志记者对这一现象进行了直接观察，进而在其报告书中指出，“在1970年代中期这一时间阶段里，美国首都华盛顿已经成为以对联邦议会以及行政部门施加影响为目的的种类繁多的利益团体进行活动的舞台”，在今天，“说政府以及公民对于在华盛顿活动着的压力团体的诸种声音，无论是哪一种都没有听进去的说法显然是不能成立的。”^[1]

类似这样的美国压力团体的盛况，不用说，在1960年代中期到70年代初期这一阶段里，公共利益团体以及高龄者团体的显著发展尤为醒目。仅以1970年设立的Common Cause作为旗舰的公共利益团体为例，在美国全国、州以及地方等不同范围和层面活动着的压力团体的总数在70年代中期，估计就有数千个^[2]。并且，在这些团体之中，特别是共同事业（Common Cause）和拉尔夫·纳德（Ralph Nader）的公共的公民（Public Citizen）的活动最为显眼，“这两个团体的兴起意味着在华盛顿的院外活动政治的变化，……并且因为这两个团体使联邦议会的程序在普通公民面前为之公开，在增大公民参加立法过程方面也有许多功绩”^[3]，故而得到了应有的评价。

二、“重要的七个”活动

但是，美国压力政治于今天的这种盛况，在上述的这种社会变动的前后关系之中，当然不会仅仅因为关联到类似公共利益以及高龄者团体兴起这一个方面。与此同时，也有近年来受公共问题呈扇面之势不断发展扩大这一倾向的影响，进而促进了各种压力团体得以发展的这一背景。在这样一种理应受到注目的前后关系之中，比较显著的该是州以及地方自治体对联邦议会、联邦政府进行院外活动更显积极。《季刊》杂志社的记者，基于这一点就事态的推移作了如下这样的表述。“驻在首都华盛顿的州政府或者地方政府的事务所的数量，随着近年以来对这些地方政府的联邦补助金数额的增加，也随之变得多了起来。1967年，至少有十一个州和二十个大城市中的八个城市在华盛顿设有事务所，且把自己的代理人安排在华盛顿。而这些事务所中的一大半是1961年以后设置的。”^[4]

但是，根据由提供与华盛顿事务所以及华盛顿代理人相关的最新信息的阿瑟·C·克鲁兹（Arthur C.Close）所编的《华盛顿代理人》（1983年）一书所言，在1983年于华盛顿设置了事务所以及代理人的有以阿拉斯加、阿肯色、加利福尼亚三州为首的三十一个州，包括波士顿、纽约、洛杉矶在内的八个城市以及加利福尼亚州的阿拉买达郡、新泽西州的艾塞库斯、内华达州的克拉克等十五个地方郡^[5]。

州政府以及地方政府对联邦议会、联邦政府的种种努力，并不仅限于通过这些事务所或者代理人进行个别单独活动。更为常见的是根据这些州、城市，以及地方的郡等这种或那种的联合组织来进行活动。由《华盛顿代理人》列举出的可作为这种类型的团体之中，有最具代表意味的州政府协议会（Council of State Government，CSG 1925年设立）、全美都市同盟（National League of Cities，NLC 1924年设立）、全美郡协会（National Association of Counties NACo 1935年设立）、合众国市长会议（United States Conference of Mayous，USCM 1932年设立）、全美州长会议（National Governors’Association，NGA 1908年设立）、国际都市管理协会（International City Management Association，ICMA 1914年设立）等，与此同时，还有全美州议会会议（National Conference of State Legislatures，NCSL）、大都市水处理机关协会（Association of Metropolitan Sewerage Agencies）、州住宅机关协议会（Council of State Housing Agencies）、全美州预算主管协会（National Assocation of State Budget Offcers）等团体^[6]。顺便说一下，在这些团体之中，CSG、NLC、NACo、USCM、NGA、ICMA、NCSL作为压力团体中的七雄（Big Seven）而广为人知。

并且，所有这些团体的活动的活跃，是在1960年代中期以后的事。肯奈斯·N·维奈斯（Kenneth N.Vines）把这一点与全美州长会议相关联，作了如下这样的叙述。

“州长的主要代言者全美州长会议（NGC），最初是为了自然资源立法而对联邦议会实施压力，由西奥多·罗斯福总统为领头人在1908年得以设立。在设立后的这半个世纪里，NGC虽然也召集年度大会，但还是没有逃过沦落为不活动的、无力的团体命运，大会的出席者连州长总数的一半也没达到。在关于公民权问题上，更是因为意识形态所至的分裂使其进一步呈弱化，究竟哪一种目标可以促使其在全国政策的焦点上集合起来，已经变得愈加不明确了。NGC的活动显著强化，是在1966年。在这一年，NGC以全美州长会议联邦-州关系事务局的名称在华盛顿设立了专职事务所，作为该事务所营运费用的预算竟超过了二十四万美金。……到1968年止，NGC的年度大会以及冬季特别大会要求所有的州长必须出席，在实质上已经成为可能，由此完成了向充分有益的团体发展的过渡。当时的NGC主席约翰·保尔普州长（马萨诸塞州）就曾自诩，州长们在今天，于一年之中在联邦议会进行作证的次数超过了过去十年的总和，仅1968年10月，就有十五位州长在联邦议会作过证。”^[7]

三、教育关系团体的加入

针对于联邦政府压力政治的影响的地域不断扩大，教育机关，特别是大学以及与大学有关联的各种各样的利益团体的院外活动，在1960年代以后也开始活跃起来。在这样的文脉之中，路易斯·A·德克斯特（Lewis A.Dexter）在1969年刊行的《团体在华盛顿是如何被代表的》一书里，就曾指出，“教育团体的代理人和联邦政府之间的接触，于近年实现了相当规模的增大……大学把自己的代理人送往华盛顿，专门职业团体也在华盛顿花费了越来越多的时间，进而教育顾问公司也逐渐开始出现。”^[8]

实际上，联邦政府把1963年的高等教育设施法（Higher Education Facilities Act）^[9]以及1965年高等教育法（Higher Education Act）等作为模型，随着其在教育援助方面所起的作用的不断扩大，美国大学协会（Association of American University）也在经历了创建后的第六十二个寒暑之后于1962年把事务所迁至华盛顿。以全美教育委员会（National School Boards Association 1940年设立）为首，在1966年于华盛顿设置了事务所，众多的教育关系团体相继把办公室移到了华盛顿。就这样，“到1970年为止，有不下百余个这样的团体在华盛顿安置了自己的代理人。几乎所有类型的教育机关以及教员，进而教员亲属，图书馆以及教育行政人员的代理人也踏上了创设的轨道。学校图书馆和学校事务职员等，也都有了各式各样属于自己的团体。大学行政当局、大学学籍注册者、大学经营者也同样有着自己的团体而被组织了起来。加起来，有几十所大学在华盛顿拥有这样或那样的代理人。”^[10]

顺便说一下，据《华盛顿代理人》所言，1981年时在华盛顿安置了自己的代理人的大学和大学关系团体中，与加利福尼亚大学、马萨诸塞大学、耶鲁大学等二十七所大学，美国大学协会、美国州立大学协会（American Association of State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女子大学联合会（Women’s College Coalition）、基督教大学联合会（Christian Colleges Coalition）、美国大学教授协会（American Association of University Professors）、美国大学妇女协会（Association of University Women）、全美大学生活教育协会（National University Continuing Education Association）等等，包含了极其多样化的团体^[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