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美国多元主义的现实基础
得益于美国所拥有的多元主义的现实基础，当然可以作结论说美国社会的多元构成这一认识方面完全不存在任何障碍。而J·玛蒂松的多元论所具有的社会背景，应该更多地就是体现在美国的多民族构成上。根据A·马恩的表述，以1700年为起始，截止到1775年这一期间，仅以1700年为例，超过英国殖民地时统计为二十五万人口两倍半以上的人来到了美国，在这些新移民当中自然包括了英国人，但在数量上占据优势的却是从爱尔兰、德国、苏格兰、威尔士、法国、瑞士，以及非洲涌来的新移民[66]。也就是说，托马斯·派恩（Thomas Paine）在《常识》里所论及的“美国的母国不是英国，它真正的母国是欧洲”[67]，丝毫没有半点夸张。
也就是说不管根据了坩埚的理论，还是根据了文化的多元主义，在这里无须引发争议的应该是类似这样的美国社会的民族以及人种的多元性，并且这种多元性也恰因结合地理上的、经济上的多元性，进而在新旧移民之间基于利益上的对立，而逐渐变得膨胀起来。这些直接刺激了玛蒂松理论中的以各种各样利益的表露为取向的利益团体的活动，即便不管其所持的多元主义论的动向如何，但由此完全可以确定的恰是美国政治经常是置身于压力政治的文脉当中才得以展开和不断发展的。关联到该一文脉，最近值得注意的，正是通过第Ⅱ-3章和第Ⅳ-9章所综述的那样，在“统一”趋向不断高涨中的美国压力政治更加呈现活跃。同样是基于对照这样的事态后的感受，N·J·奥斯汀才以“在集团的数量和活动方面真正爆发（genuine explosion）的十年”[68]为据，从而确立了其政治研究的主要着眼点的。
进而，罗伯特·H·萨利斯孛瑞（Robert H.Salisbury）还把目光投向位于“华盛顿代表”里的个别企业、州政府、地方政府、大学、智囊团以及其他作为纯属私人性质防御地段的机关“代表”的“爆发性的发展”（explosive growth）[69]方面，唤起人们必须给予充分注意，指出类似这样的机关代表在发展中，实际助长的是公共政策不断扩大的断片化倾向，从而使所有这些机关的代表在公共政策领域等方面实际上比大多数目的团体（purposive group）或会员团体（membership group）更加持久，得出了“对照这些机关团体代表的力量和规模，如果我们没有对分析上的焦点做适当的修正，我们目前所进行的教育、研究，以及对规范方面的评价都会陷入混乱和迷惘当中去”[70]的结论。
二、美国的压力政治和协调主义
英国的政治学者帕特里克·邓里维（Patrick Dunleavy）曾经论述说，“在形成国家政策的诸多决定方面，势力雄厚的企业和团体均谋求参加的这一协调主义体系，至少从1914年开始到1979年的这一时期里，早在工党政权之下就已经成为英国政治学的主要论题之一了。”[71]不过，类似这样的事态当然不仅仅限于英国的政治学，不如说把“截止到1970年代中期，说多数的欧洲国家也都变成了CORPORATISM国家这样的说法是完全可行的”[72]以这一现实状况作为背景，从最一般意义上来说，围绕着从1970年开始到1980年代初期的压力政治，在政治学方面所形成的最近（UP TWO DATE）论题，恰恰就是围绕了“在重要政策的决定过程中，代表了社会上各种各样部门的，有时也代表了这些成员对政府进行具有约束性的约定以求获得垄断权利的行会或经营者团体等那样的经济利益团体之间的，仅只通过近于交涉性广泛协议而由政府实施的”[73]专业术语化了的CORPORATISM问题。
另外，在这一演变之中变得最为显著的例子就是在美国，其压力政治恰是从比CORPORATISM这一状况更远的地方立足，并呈现出其自身的特点的。萨缪尔·H·比尔（Samuel H.Beer）曾经在1956年发表的论文中，把英国和美国的压力团体做了比较，并且得出的结论是与一般的理解相反，英国的压力团体在政治方面更为强有力，其理由之一就是这一点可以从“对于重要的组织集团来说，承认其在形成决定方面所具的影响力管道和在现实当中的参与权”的英国的“QUASI（准）-CORPORATISM”体制当中完全可以看到[74]。二十五年之后大体提出了同样观点的论者是戈若哈姆·K·威尔逊（Graham K.Wilson），戈若哈姆首先把“在多数的欧洲国家当中存在的经济型利益团体于政策形成方面之所以能够成为了政府的重要伙伴”进行对照，进而分析了“这一位于利益团体和政府之间的，并且是被称为样本的密切相关的伙伴关系，事实上并没有在美国完全被确立起来”的事态，进而对美国的“新CORPORATISM的欠缺”作了说明，还将主要原因之一归结为美国的利益团体的弱势性方面[75]。
根据威尔逊的论述所言，其原因在于一方面是美国在全国的层面上或者在全国政府和州政府之间，权力是根据各种各样的机关来进行分管和拥有的，其结果当然是“经济利益所信任的，并且理应拥有通过交涉而被凝聚起来的政府并不存在，另外，与此大致相同的是，政府的断片化也使接近形成决定方面仅限于少数被公认了的利益团体也在实际层面上成了完全不可能的事，”所以，如果说美国政府比其他西欧民主国家在面对本应承担的责任方面所采取的完全是一种趋于回避的对应方式，而对于普通市民来说，可以确认的恰是其所期待的正是这样一个被习惯化了的内容[76]。
事实上，类似这样的事态，即表现为以妨碍根据美国政府和经济利益团体的协议决定政策的作用的本身，首先就是根本无需加以争论的内容。但是于另外一方面，则是作为美国本身所以会欠缺新CORPOAATISM的另一个重要原因而值得必须加以注目的原因则是：①美国的利益团体组织效率的低下；②即使是同一利益组织也表现出诸多的多元性，等这一决然不可忽略的内容。
也就是说类似威尔松的理论所显示出的那样，以美国农民为例，加入农民团体的比例为35%，而加入非农业劳动力协会等团体的比例则是28%，然而在英国方面，仅上述的加入状况而言，其实际上的加入率则分别是68%和55%，即在两国之间仅由这一点所表现出来的差异就相当明显。另外，美国的农业利益虽然从其传统来看向来就是以全体农民的代表为指向的三大组织，即以美国农业事务局联盟（American Farm Bureau Federation）、全美农民共济会（National Grange）、全美农会（National Farmers Union）为代表，但联系到近些年又加上了全美的农民组织（National Farmans Organization）和美国的农业运动（American Agriculture Moverment），进一步增加的当然是农业利益代表的多元主义性质。并且与之相对应的是，在工人利益的场合虽然AFL CIO拥有被组织起来的工人的75%，但是作为大型工会组织的国际卡车驾驶员友爱协会（International Brotherhood of Teamsters）、汽车工会联合（United Auto Workers）、全美教育协会（National Education Association）、美国矿工联盟（United Mineworkers of America）等庞大的劳工利益团体却没有加盟到AFL-CIO里面去。
至于经营者利益，可以说其状况也和劳工利益团体的情况相差不多。即仅以代表了经营者团体而广为人知的诸如全美制造业者协会（National Association of Manufacturers）和美国商会（Chamber of Commerce of the United States）为着眼点，尽管前者主要是作为重工业的代表，后者也主要是作为小企业的代表来看待的，但是在时代进入到1974年之际，至少是只作为大企业利益代言人的经营者圆桌会议（Business Roundtable）组成以来，表现在经营者利益代表的断片化状况也相应愈发变得显著起来[77]。
总体来说，在CORPORATISM形态的形成决定的诸条件当中，①劳工、经营、农业等各种主要社会范畴之内俨然都有一个利益团体或者紧密地被统合了的利益团体的联合组织（coalition of interest groups）存在应是有目共睹的事实；并且②所有的这些组织在为该一范畴里的人们进行代言这一事实也是被容忍了的，虽然这之中也包含了必须对属于该范畴里的人员做出约束性约定的这一条件在内[78]，但毋庸置疑的则是在美国的压力政治当中有关这一类条件的不充分状况则早已是被完全揭示明白了的事实。事实上，正像威尔逊所言那样，“甚至在与我们自己最为相关的领域里面，代表了在美国的重要经济团体的利益团体在体制上欠缺的正是与CORPORATISM在分类方面不可缺少的诸如统一以及构成者和集中表现为权威”[79]的这一类至为关键的内容。
三、压力政治和民主
正如已经充分阐明的那样，事实上真正形成了美国的政治过程的基本条件完全是社会的多元化结构，进而在这里出现的由理论推演的多元主义思考在相当程度上也正是深扎在美国社会的多元性这一基础之上的。可以说多元主义理论不仅包含了玛蒂松以来的对少数者的权利的维护，并且该理论本身也恰是依赖了“压力政治在本质上属于小集团的政治”[80]的判断基准才得以蓬勃发展起来的。在这之中，被多元主义批判者所必须瞩目的最重要的问题点，也恰如E·E·沙奇奈德尔淋漓尽致地论述的那样，全在于“多元主义乐园的不足之处，归根结底就是集中在乐园曲调的重音方面，基本表现为极其强势地为上层阶级不断讴歌，”“就如同全新的体制在一定程度上也只是突出为仅对少数者当中的一部分人有利那样，不仅被充填了不公正，并且还使状况本身也越发变得不均衡起来。”[81]
不过，最近围绕着压力政治和民主政治而格外地汇集了诸多关心的内容，依然类似我们业已在从C·贝以及V·范·迪克的理论当中窥探到的那样，凸显为在政治决定形成过程当中的无法忽略的是少数者想积极获得席位的问题。基于这层意思，作为沙奇奈德尔的“集团理论的巨大缺陷全在于没有发现位于政治体系当中的本该存在的由多数者所占据的位置”[82]的主张，不如说是不得不后退到了原来的背景当中去。虽然这一点上理应瞩目的恰该是对J·C·卡尔霍恩关心的复活。但在关联到少数者的位置这一问题点上，CORPORATISM型的样板也不能从问题的视野里面完全豁免出去。有关这一点正如P·邓里维所作的评论那样，恰因该一样板极难躲避开“堪称为了把更小规模的利益团体从影响力方面完全排除出去，继而滋生出的在政策形成方面的《团体偏见（corporate bias）》倾向”[83]的发生。
围绕着压力政治和民主于最近的另一个议题，是与院外游说担当者类似爆发性的发展相关联的。也就是说，最近在美国联邦议会里面堪称最为显著的问题之一，是联邦议会的工作人员爆发式的发展和这些工作人员的“非公选议员”（unelected representative）[84]化，但是院外活动担当者的大幅度增殖也表示出了诱使同一问题不断出现的可能性。实际上提供了在美国的首都华盛顿正在活动着的院外活动者的名单，或者已经持有了被确立的院外活动者的花名册，以及干脆选用了《华盛顿的代表人》这一标题的诸多事例，虽然集中在这里均是极具象征地与此一问题点关联在一起，但是该书进而着笔的核心内容则是“华盛顿是代表人的城市”，并明确指在城市里作为私人代表人的院外活动担当者之中，被规定或区分为政治代表的数目仅为537人，全然未能反映出实际[85]。
另外，罗伯特·H·萨利斯孛瑞所以论述说“华盛顿的代表特性描写一般来说基本伴随了经过修正的过程，但经济理论的两个最重要因素，即利益团体理论和代表理论却都是作为分析的对象才列入其中”[86]一点，无疑就是与这里的问题状况相关联的。
【注释】
[1]Henry B.Mayo，An Introduction to Democratic Theory，1960，p.v.
[2]Henry B.Mayo，An Introduction to Democratic Theory，1960，p.v.
[3]Thomas R.Dye and L.Harmon Zeigler，The Irony of Democracy：An Uncommon Introduction to American Politics，1970，pp.v，vii.
[4]John G.Kirk，In J.G.Kirk，ed.，American Now，1968，pp.x-xi.另外请参照拙著《读解现代政治学》，三岭书房，1984年，第8页。
[5]Arthur Mann，The One and the Many：Reflections on the American Identity，1979，p.11.
[6]Ibid.
[7]拙著《美国压力团体的研究》，三一书房，1980年，第217～218页。
[8]Christian Bay，Strategies of Political Emancipation，1981，p.1.
[9]Ibid.，p.2.
[10]Christian Bay，Strategies of Political Emancipation，1981，p.9.
[11]Vernon Van Dyke，“The Individual，the State，and Ethnic Communities in Political Theory，”World Politics，Vol.XXIX，No.3，1977，p.344.
[12]Ibid.，p.347.
[13]Vernon Van Dyke，“The Individual，the State，and Ethnic Communities in Political Theory，”World Politics，Vol.XXIX，No.3，p.343.
[14]Ibid.，pp.365，369.
[15]Ibid.，p.362.
[16]Vernon Van Dyke，“The Individual，the State，and Ethnic Communities in Political Theory，”World Politics，Vol.XXIX，No.3，p.369.
[17]Alexander Hamilton，John Jay and James Madison，The Federalist，Everyman’s Library ed.，p.42.
[18]Ibid.，pp.42-43.
[19]Ibid.，p.42.
[20]Alexander Hamilton，John Jay and James Madison，The Federalist，Everyman’s Library ed.，pp.46-47.
[21]Ibid.，p.267.
[22]E.E.Schattschneider，Party Government，1942，p.18.
[23]A.Hamilton，J.Jay and J.Madison，op.cit.，p.43.
[24]David B.Truman，The Governmental Process’Political Interest and Public Opinion，1951，p.5.
[25]E.E.Schattschneider，op.cit.，p.19.
[26]Norman J.Ornstein and Shirley Elder，Interest Groups，Lobbying and Policymaking，1978，p.9.
[27]D.B.Truman，op.cit.，p.5.并请参照Schattschneider，op.cit.，p.18-19。
[28]A.Hamilton，J.Jay and J.Madison，op.cit.，p.266.
[29]Ibid.
[30]Alber Furtwangler，The Authority of Publius：A Reading of Federalist Papers，1984，p.138.
[31]C.Edward Merriam，A History of American Political Theories，1903，p.267.
[32]Quoted by Richard G.Lindblad，Progressive Politics and Social Change：The Political Ideas of Charles E.Merriam.Ph.d Dissertation，The University of Minnesota，1972，p.32.
[33]John C.Calhoun，A Disquisition on Government and Selections from The Discourse，Forum Books ed.，1953，pp.22-23.
[34]Ibid.，p.30.
[35]Ibid.
[36]Ibid.
[37]C.E.Merriam，op.cit.，p.274.
[38]N.J.Ornstein and S.Ellder，op.cit.，p.10.
[39]C.E.Merriam，op.cit.，p.271.
[40]藤原守胤：《美国的民主政治》庆应义塾法学研究会，1960年，第242页。
[41]Karl W.Deutsch，Politics and Government：How People Decide Their Fate，2nd ed.，1974，pp.35-36.并请参照卡尔霍恩的所论和最近英国方面的动向以及与之相关联的J.J.Richardson and A.G.Jordan，Governing Under Pressure：The Policy Process in a Post Parliamentary Democracy，1979，p.186。
[42]Clyde N.Wilson，ed.，The Essential Calhoun：Selections From Writings，Speeches，and Letters，1992，p.xv.
[43]Jay M.Shafritz，The Dorsey Dictionary of American Government and Politics，1988，p.80.
[44]David H.Everson，Public Opinion and Interest Groups in American Politics，1982，p.24.
[45]D.B.Truman，op.cit.，p.509.
[46]A.Mann，op.cit.，p.6.
[47]George B.Galloway，The Legislative Process in Congress，1953，p.518.
[48]D.H.Everson，op.cit.，p.31.
[49]请参照前揭拙著《美国压力团体的研究》，第120页。
[50]A.Mann，op.cit.，p.98.
[51]Ibid.
[52]Ibid.
[53]William Safire，The New Language of Politics：An Ancedotal of Catchwords，Slogans，and Political Usage，1968，p.257.
[54]A.Mann，op.cit.，p.100.
[55]W.Safire，op.cit.，p.257.
[56]Emory S.Bogardus，Essentials of Americanization，1919，p.12.
[57]Emory S.Bogardus，Essentials of Americanization，1919，p.250，并且，鲍嘎杜斯（1882～1973）作为社会学的芝加哥派的成员之一和知名政治社会学者，曾在1931年担任过美国的社会学会会长。
[58]Ibid.，p.11.
[59]Ibid.，p.18.
[60]Ibid.，p.14.
[61]Emory S.Bogardus，Essentials of Americanization，1919，pp.21-22.
[62]Ibid.，p.189.
[63]Ibid.，p.207.
[64]K.W.Deutsch，op.cit.，p.304.
[65]Japan Times，June 14，1984.
[66]A.Mann，op.cit.，p.49.
[67]Thomas Paine，Common Sense and Other Political Writings，Forum Books ed.，1953，p.21.
[68]N.J.Ornstein and S.Elder，op.cit.，p.227.
[69]Robert H.Salisbury，“Interest Representation：The Dominance of Institutions，”The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Vol.78.No.1，1984，p.72.
[70]Ibid.，p.75.
[71]Henry Drucker，Patrick Dunleavy，Andrew Gamble，and Gillian Peele，eds.，Developments in British Politics，1983，p.263.
[72]Graham K.Wilson，Interest Groups in the United States，1981，p.132.
[73]Ibid.
[74]Samuel H.Beer，“Pressure Groups and Paritain，”The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Science Review，Vol.50，No.1，1956，p.7.
[75]G.K.Wilson，op.cit.，pp.132-133.
[76]Ibid.
[77]G.K.Wilson，“Why Is There No Corporatism in the United States？”in Gerhard Lehmbruch and Phijippe C.Schmitter，eds.，Patterns of Corporatist Policy-Making，1982，pp.221-223.
[78]Ibid.，p.220.
[79]Ibid.，p.224.
[80]E.E.Schattschneider，The Semisovereign People：A Realist’s View of Democracy in America，1960，p.35.
[81]Ibid.
[82]Ibid.，p.39.
[83]H.Drucker，P.Dunleavy，A.Gamble，and G.Peele eds.，op.cit.，p.262.
[84]拙稿“美国联邦议会职员的发展”《政策科学和政治学》年报政治学1983年、1984年，第122～123页。
[85]Arthur C.Close，ed.，Washington Representatives 1983，p.5.
[86]R.H.Salisbury，op.cit.，pp.64-65.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