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情感意识形态主导型向经济利益主导型的转变

一、从情感/意识形态主导型向经济利益主导型的转变

冷战结束后，中非关系进入一个新的历史时期。这不仅意味着两极体系不再束缚中非关系的发展，更意味着中国与非洲的传统关系模式的根本性转变。这种根本性转变可简单概括为从情感/意识形态主导型关系向经济利益主导型关系的转变。导致这一转型的原因有很多，主要包括三个方面，即经济交往增多，地理距离消失及领导人代际更替。

第一，自冷战结束以来，经济利益逐渐成为中非关系最为重要的方面。导致这一转变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既有中国经济快速发展对非洲自然资源的巨大需求，也有中国对外部依赖增加导致的对海外市场的需求，还有非洲自身经济发展需求以及国际体系转变的影响，等等。

中非经济关系在冷战结束后的增加首先体现为中国更为重视与非洲的经贸关系。1997年9月，中国召开“全国对非洲经贸合作工作会议”，这是自新中国成立以来的首次。时任对外经贸合作部部长吴仪在会上作《高度重视、大力加强对非洲的经贸合作工作》的报告，指出非洲是实施市场多元化战略过程中重点开拓的一个新兴市场。在加强对非经贸工作中，应贯彻“大经贸”思想，发挥政府与企业、官方与民间等多方面的积极性与主动性。全方位开拓非洲市场。^[47]为加强对非洲工作的内部协调与配合，国务院还成立了“对非经济贸易技术合作协调小组”，负责规划、组织、协调各部门和各地方对非洲的经济、贸易、投资、技术合作与资源开发工作。

中国对非援助政策的再一次调整也促进了中非经贸关系的发展。在西方国家陷入对非“援助疲劳”之际，中国于1992年开始调整援外政策，强调单纯的政府对政府援助已不再适应建立市场经济体制的需要，必须推动企业与受援国企业进行直接合作，朝向双方企业合资、合作经营模式发展。从1995年起，中国开始推动与非洲国家合作的主体从政府转向企业，实行援外方式和资金的多样化，促进中非企业的直接合作，推行政府贴息优惠贷款及援外项目合资合作方式，帮助受援国建立生产项目，将援外与直接投资、工程承包、劳务合作与外贸出口相互结合。^[48]这样，在1995年至1999年间，中国与23个非洲国家签订政府间贴息优惠贷款框架协议，并设立了11个投资开发贸易中心，以帮助中国企业到非洲投资。^[49]

与此同时，企业逐渐成为推动中非经贸关系的核心主体。这一时期，中国和非洲国家的经济体制都在实行改革，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和多数非洲国家的经济自由化政策相结合，使双方的经济关系已不再是单纯的政府行为，企业间合作成为双方经贸合作的主要途径，经济技术合作方式也朝向多样化发展，经济规律和国际惯例成为双方经贸关系的模式基础。

第二，随着通讯技术、交通方式的更新换代和中非交往的日益密切，曾经因距离遥远而产生的中非好感逐渐随日益稠密的交往而被破坏。

冷战结束前，出于各方面的原因，在中非人民的眼中，对方不仅某种程度上遥不可及，同时也因距离而产生了某种“美感”和“好感”。导致这些美感和好感逐渐被破坏和消失的，很大程度上源于双方相互交往的日益密切。例如，在进入21世纪前，许多中国的非洲研究学者做了一辈子非洲研究，但却鲜有机会踏上非洲的土地看上一眼。但今天，飞往非洲各国的飞机上都很容易遇上中国人，有的航班简直就成了中国人的“专机”。

中非交往稠密度上升对中非历史性的好感带来的破坏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在非洲的中国人数量迅速增加，一些中国人将某些不良习惯带到非洲，产生了某些恶劣的影响。在非洲的中国人主要包括三个层次。第一个层次的是由官方派出的外交人员、援外人员和研究人员等，尽管他们往往能促进中非传统友谊，但人数规模相对很小。第二个层次的是由中国援建工程和中国各大公司派出的大量工程技术人员和建设人员，大概占非洲中国人的30%—40%左右。第三个层次主要是大批的普通中国人，他们带着自己的资金和商品还有技能，跨洋渡海来到非洲。他们来到非洲主要是为了寻找致富的机会，他们如同不断顺势而上的潮流，一浪又一浪，流向海外，流向一切有机会的地方，这种潮流完全是自发的，大胆的，有时甚至是盲目的。^[50]第二和第三层次的中国人往往与广大的普通非洲人接触更多，进而对中非关系的根本情感基础的影响更为直接，而一些不良习性产生恶劣的影响也更直接，特别是第三层次的中国人。

二是一些中国劣质产品涌入非洲导致的不良后果。在非洲，中国产品遍地开花，大街小巷随处可见，“中国制造”已融入当地人的生活，广受欢迎。可以说，物美价廉的中国产品对满足收入不高的非洲人民的需求，提高其生活质量功不可没。用作者在肯尼亚作田野调查时一位出租车司机的话说，中国商品对非洲人来说可概括成为“平等获取和方便获取”（equal and easy access）。但是近年来一些中国生产的假冒伪劣商品也趁机进入了非洲，这不仅损害了非洲消费者的利益，也让“中国制造”受损。这也给某些西方媒体挑拨中非友好关系提供了口实，使中国在非洲人心目中友好诚信的形象受到损害，对此，各方面应给予足够的重视。^[51]

第三，冷战结束后，中非政治发展道路的差异正在凸显，加上双方政治领导人的代际更替，使得冷战时期中非曾经的意识形态共识和情感联系日渐淡化。

冷战时期，中非双方拥有着重要的情感亲近和意识形态共识。情感上，由于有着相同的历史经历，特别是被殖民和民族解放运动的经历，因此双方相互同情。意识形态上，中国和非洲都在“二战”后先后完成了民族解放运动，在这一过程中，中国还对非洲的不少民族解放运动提供了实质性支持，中国领导人和非洲的民族解放运动领导人有着密切的交流，特别是就革命和意识形态斗争等问题。但自冷战结束后，这种感情/意识形态的亲近正逐渐淡化，原因是多方面的。

首先，冷战结束后，全球范围内经历了第三波民主化，这一时期非洲国家的多党制、民主化进程快速发展；同期，中国也开始走上市场经济道路。这样，中非之间共享的激进意识形态基础消失了。

其次，尽管在国际事务中相互支持，但中非双方仍存在着一定的分歧。这最为明显地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在联合国改革问题上，中国并不明确支持特定非洲国家成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非盟要求在安理会中拥有两个具有否决权的常任理事国席位和两个新的非常任理事国席位，这与中国强调的增加发展中国代表性、照顾地理分布和地区平衡的原则是一致的。但在具体做法上，非洲国家希望中国在支持非洲“入常”的问题上更加坚定且旗帜更为鲜明。^[52]这样，尽管中国强调支持非盟共同立场，理解并尊重非盟提议，但在具体策略中仍存在差异，中国主张安理会改革应基于最广泛的协商一致，顾及全世界人民的共同利益，反对人为设定改革时限、强行表决缺乏共识的改革方案；但非盟却更关注非洲自身的诉求和改革进程的速度。^[53]另一方面，中国与非洲在有关主权与人权关系上的认识也存在差异，中国主张互不干涉内政原则，而非盟则依据“非漠视原则”确立了对非盟成员国的内政实施干涉的具体标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