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群体，也就是现代意义上的“知识分子”，长期存在于历史之中，他们是掌握知识的专家学者。一旦有了政治，用于指导政治活动的知识就必不可少，而由于政治制度和社会体制的不同，知识群体在社会中的地位和影响也有所不同，起到的作用也有差异。这使得知识和政治之间的关系更具有丰富性，并将有助于理解智库对公共政策形成的影响。从全球发展趋势来看，智库在世界主要国家公共政策过程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不仅为政策制定者提供专业的决策咨询服务，而且还将新的“理念”和新的“愿景”带入公共政策，推升国家治理能力和现代化水平。在公共政策过程的不同阶段，如何有效发挥智库的作用与功能，提升公共政策的稳定性和社会福祉，是世界各国在公共政策实践中亟须解决的一个问题，也是丰富和增强国家治理能力的关键环节。
（一）知识群体的职业化
智库作为专业知识的生产者，知识人在其中扮演的角色也发生了变化。知识群体虽然要保持自身的公正性，但是有时候需求导向也必须要求智库产品具有某种倾向性，甚至可以说知识成为争夺话语权的重要载体。除了具有明确需求导向的产品，智库生产还需要通过科学、严谨、客观的研究获得市场认同、社会认同，形成自身的智库品牌，谋求更大的社会影响力，政策话语权。因此，智库既要保持知识群体的公正性，又要具有商业化的倾向性。这对内生性矛盾成为现代西方社会智库的鲜明特点，需要在智库市场的交换中加以调和。
（二）智库市场的形成条件
市场经济的发展带来的最大改变是分工越来越细密，这促使许多专业服务业作为某种新兴产业从生产中分化出来并独立发展。智库产业可以理解为专业服务业的一种，它的产生需要有以下条件。
一是政府和自治组织对公共政策理解的变化。一方面，政府发现自身在公共治策中越来越需要依赖专业知识群体的支持，这当然是因为西方社会民主化、世俗化以后，专制的治策方式受到了极大的挑战，政府必须寻求科学的、有说服力的公共政策。另一方面，在许多领域诞生了自治组织，比如行业公会、工会等，这些机构的存在也需要通过专业知识的支撑，实现自身管理的有效性，并扩大自身在更广泛社会空间的影响。
二是智库市场主体的产生。许多知识机构意识到可以通过出卖知识产品获得收益。这促使大量知识人转型成为智库研究者，他们所提供的知识不再是某种普适性的理论知识，而是具有针对性的专项研究和专题报告，给出清晰的、可操作的结论。
三是新知识工具的产生。随着人们对公共治策要求的提高，知识从解释现象转为对未来的预测，无论经济发展还是社会发展，都要求对未来有确定性的了解。对新知识的要求，催生了数学方法的广泛应用，同时大量的信息收集和统计数据收集为数学方法的使用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总之，智库机构始终在营利性和公正性中试图取得平衡，但这种平衡却很难实现，也使得智库会在治策过程中犯错，给出错误的决策咨询。而这种问题从宏观层面说却又要依托市场机制才能使整体的治策具有正确性。市场机制通过市场竞争淘汰知识储备欠缺和在治策过程中失误的智库机构。在西方，智库发展的近两百年时间中，一批优质的智库被保留下来，当然更多的智库被淘汰。
智库运作机制的史学考察认为，公共治策从古代到现代的演化中，现代智库是西方民主体制、市场经济发展下的产物。与古代公共治策不同，现代公共治策更要求精准性、可预测性和操作性。然而在古代，知识群体往往通过对统治者施加影响，使自身的知识对社会产生影响；而在现代社会，为了迎合对智库产品的需要，智库生产者在某种意义上要改变传统对知识的理解。但是市场试错机制，有助于修正局部错误，最终达到整体治策的正确性，这是现代智库市场的根本特点。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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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子健，2012，《中国转向内在——两宋之际的文化转向》，江苏人民出版社。
王佩亨，2014，《海外智库:世界主要国家智库考察报告》，中国财经出版社。
约翰·博德曼等，2015，《牛津古希腊史》，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詹姆斯·麦甘恩，2015，《全球智库:政策网络与治理》，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
From the Ancient Public-policy Making to Modern Think-tank Operation
——the Mechanism of Think-tank Operation from a Historic Perspective
Abstract: Designers of the mechanism of public-policy making or policymakers are suppliers of knowledge and advisors of policies. This article is supposed to depict the functions of intelligentsia in public-policy making, and the characters of that related to modern think-tanks, by virtue of analyzing the flux of intelligentsia participating in public-policy making. The conclusion shows that in accordance with the rise and improvement of modern knowledge market, the public-policy making of modern think-tanks, as specific knowledge producers,approach to precision and detachment, comparative to that of the ancient counterpart. Meanwhile the limitation of think-tank operation which is due to the closure of study perspective needs the establishment of market mechanism to improve the public-policy making.
Key Words: think-tank, intelligentsia, public-policy making
【注释】
[1]谢华育，上海社会科学院智库研究中心项目组核心成员、经济研究所助理研究员，经济学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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