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省部级领导干部的为官之“道”

“60后”省部级领导干部的从政路径各不相同，纷繁复杂，但仍然可以根据不同标准划分不同类型。根据“60后”担任省部级领导干部之前的主要任职经历为标准进行划分，大致可以分为五个主要路径。

成长于艰苦地区

“60后”省部级领导干部涌现比较集中的是新疆、内蒙古、西藏、贵州等边疆、民族自治区或中西部欠发达省份。相比而言，艰苦地区往往存在自然环境恶劣、经济基础薄弱、社会成熟度不高等情况。不过正所谓“时势造英雄”，这些不利条件又恰好为年轻干部施展才华提供了更加广阔的空间和舞台。

这其中最典型者就是现任广东省委书记胡春华。16岁时他成为湖北省五峰县考入北京大学的第一人，毕业后，驻藏近二十年，从团委干事做起，后任西藏自治区党委常务副书记、自治区常务副主席。2009年11月从河北省省长调任内蒙古担任党委书记。十八届一中全会上，胡春华当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不久接任广东省委书记。

有观察家分析，从全盘人事布局上考量，除去高学历和技术背景外，官员西部历练的经历显得尤为重要。只有通过艰苦、复杂环境的锻炼，才能增强对国情的深入了解，提高解决实际问题的经验与应对复杂情况的能力，带动地区更快的发展。

从国有企事业单位晋升

第二种主要路径为从国有企事业单位晋升，即大学毕业后主要在国有企事业单位工作，并逐步晋升到高级管理人员行列，后转入党政机关担任省部级要职。根据2006年出台的《党政领导干部交流工作规定》，实行党政机关与国有企事业单位之间的干部交流，选调国有企事业单位领导人才到党政机关任职。相比较于党政机构，企事业单位的绩效指标更加清晰，人才晋升的体制机制更加灵活，这是具备经营管理或专业特长的年轻干部脱颖而出的一个重要因素。通过这条途径成长起来的“60后”，他们的经济头脑和市场视野给政府带来的冲击是其他途径无法取代的。有分析认为，国企高管“入仕”之后，可以把企业管理的一些做法引入党政机构，可以改变其他官员的一些观念，特别是一些专业性比较强的部门尤其需要专业性的官员。

经由国有企业（主要是央企）路径晋升的“60后”最典型者要属福建省省长苏树林和河北省省长张庆伟。1962年出生的苏树林17岁进入大庆石油学院石油地质专业学习，毕业后去大庆油田工作。38岁时任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副总经理、大庆油田公司董事长。六年后转任辽宁省委常委、组织部部长。2011年，49岁的苏树林出任福建省委副书记、省长。另一位是曾有“航天少帅”之称的张庆伟，生于1961年的他1982年大学毕业后在国有企业从事飞机设计和企业管理工作，逐步晋升至中国航天科技集团总经理和党组书记的位置，后进入中央政府担任国防科工委主任，再调任中国商用飞机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党委书记，2011年10月担任河北省副省长、代省长，2012年1月正式就任河北省省长。

此外，安徽省委常委、组织部部长王炯曾长期任职于武汉钢铁集团；湖南省委常委、湖南省副省长陈肇雄曾任职于中国电子信息产业集团公司；吉林省委副书记、常务副省长竺延风曾任职于中国一汽集团。这些“60后”高官都曾有在中央或省属企事业单位工作的经历。

起步于中央机关

第三种主要路径为从中央机关起步，即大学毕业后直接进入中央党政机关工作，由科员逐步晋升至省部级领导干部行列。在中国的政治架构中，上一级机关与下一级地方党委政府的正副领导在职级上呈对应关系，但竞争的激烈程度则大不同。在中央机关内更容易解决“级别”。不过，机关干部外放地方，一般需要得到所在单位和接收地两方面的首肯，因此，地方同意接收的干部也往往是技压群雄，综合能力较当地同龄或同级竞争者更加突出。高层机关路径缺少基层从政经历和基层工作经验，弥补缺陷的组织手段就是挂职锻炼。通过这条途径成长起来的“60后”，熟悉政府机关决策程序，人脉较好，对政府工作驾轻就熟。

经由中央机关路径晋升的“60后”最典型者要属现任辽宁省委常委、大连市委书记的唐军。1962年5月出生的唐军1983年大学毕业后一直工作于劳动人事部，历经科级、处级和司级领导岗位，一路走来，2007年担任人事部副部长，2008年3月调任辽宁省，担任省委常委、组织部部长。此外，唐军在任人事部副司长期间，还曾挂职银川市担任副市长。

出身于“后备军”共青团

第四条主要路径为成长于共青团，即大学毕业后主要从事共青团工作，后转入党政机关担任省部级要职。《中国共产党章程》规定，共青团是党的助手和后备军。这就决定了共青团的职能除了是党联系青年的桥梁和纽带以外，还是锻炼年轻干部的重要阵地，同时也意味着团干部与相同级别的其他系统官员更易显现出年龄的优势。“团口”出身的“60后”，对党内决策过程更为熟悉，这是他们的优点。

经由共青团路径晋升的“60后”最典型的是1962年出生的现任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常委、宣传部部长胡伟。胡伟从1984年任浙江省德清县团县委书记开始，主要供职于“团口”，除1986年至1994年担任浙江省安吉县委和县政府领导外，几乎一直任职“团口”，2001年升至团中央书记处书记，2005年调任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副主席，2010年年底开始担任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常委、宣传部部长至今。

此外，曾任职于共青团的现任“60后”省部级领导干部还有：1960年出生的最高法院院长周强；1967年出生的黑龙江省省长陆昊；1968年出生的原团中央书记处常务书记王晓（现已履新青海省委常委）；1968年出生的福建省委常委、福州市委书记杨岳；1965年出生的甘肃省委常委、纪委书记张晓兰；1964年出生的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常委、自治区总工会主席尔肯江·吐拉洪以及1963年出生的河北省委副书记赵勇等。

学而优则仕——大学或研究机构转任

第五种主要路径为从大学或研究机构转任，即大学毕业后主要在高校或科学研究机构从事教学科研工作，逐步晋升至高层管理人员，后转入党政机关担任省部级要职。这条途径既实现了专业化和知识化干部人事制度改革的要求，也给高层决策带来更多的理论指导，使得公共政策制定的理性程度逐步提高。

经由大学路径晋升的“60后”最典型的是1961年出生的广西壮族自治区副主席陈章良。陈章良1987年于美国华盛顿大学取得博士学位回国任教于北京大学，1995年升任北大副校长，2002年升任中国农业大学校长，2008年担任广西壮族自治区副主席。另一位是1961年出生的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常委、自治区常务副主席黄卫，他于1986年1月南京工学院土木工程系道路工程专业硕士研究生毕业后，历任南京工学院土木工程系道路教研室助教、讲师，党支部副书记，1988年6月调任东南大学，历任东南大学交通运输工程系教研室主任、讲师、副教授、教授、副主任，东南大学交通学院院长，东南大学副校长、常务副校长等职，一直到2001年8月才调离东南大学出任江苏省建设厅厅长。

而经由研究机构路径晋升的“60后”最典型者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重庆市委书记孙政才。1963年9月出生的孙政才大学就读山东莱阳农学院（现青岛农业大学），继而考入北京市农林科学院，毕业后留院。在科研道路上，他历任北京市农林科学院作物所研究室副主任、土肥所所长、所党支部书记、副院长、院党委副书记。另一位是现任中共中央保密办主任、国家保密局局长夏勇。他1982年大学毕业后到中国社会科学院做社会科学研究工作，2002年升任法学研究所所长，后于2004年担任中央政策研究室副主任，2005年升任国家保密局局长。

专栏

GEP——“绿色官员”将迎重大利好

在环保已成困扰中国大课题的当下，只有将绿色GDP纳入官员考评并占有重要分量，让那些以牺牲环境为发展代价的官员得到应有惩戒，让“绿色官员”得到更多的政治待遇与升职机会，环境污染治理才会变得简单。

受宠了近三十年的，被经济学家萨缪尔森视为二十世纪最伟大发明的GDP，正在失去光环。2013年6月28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组织工作会议上强调，再也不能简单以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来论英雄了。要改进考核方法手段，既看发展又看基础，既看显绩又看潜绩，把民生改善、社会进步、生态效益等指标和实绩作为重要考核内容。这是近年来，中央高层首次将环境生态指标列入干部考核内容的表态。这意味着延续多年的干部考核机制将会增加“生态效益”新内容。对一些“绿色官员”而言，可谓是一个重大利好消息。

很长一段时期内，干部升迁与否与GDP直接挂钩。正是这样的晋升“潜规则”，无形中给众多地方官员一个指示，在任职时一定要把GDP搞上去。这同样也制造了地方另一个顽疾——大肆破坏环境及数据造假，媒体曾曝光一些地方工业产值“灌水”数倍，以至于国家统计局不得不通报批评。现在比较火热的“克强指数”，其出现也有一些地方统计数据不可靠的背景。

在中国，“绿色官员”到底有多大的升职机会？新加坡国立大学房地产研究院院长邓永恒教授等人对中国283个中小城市的市长和市委书记10年的政绩和升迁结果进行研究分析显示，如果市委书记和市长任期内的GDP增速比上一任提高0.3%的话，升职概率将高于8%，如果任期内长期把钱花在民生和环保，那么他升官的概率是负值。他们得出的结论是：中国的“绿色官员”升迁难。

在世界上大部分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衡量官员的政绩好坏，环保和民生始终是重要的标准，那些绿色官员，升迁和连任往往很畅顺，甚至GDP是负值，同样会得到民众的支持。事实上，多年前中国就提出绿色GDP概念，2006年发布了《中国绿色国民经济核算研究报告2004》，引起了广泛关注。而且北京市、天津市、河北省等10个省、市也相继开始了绿色GDP试点工作，但进展不甚理想，只有湖南提出2013年在3市试行绿色GDP考核。据《人民日报》文章分析，除了绿色GDP评价机制从技术层面上还不够成熟，主要还在于，由于要扣除环境损失成本，一旦实施绿色GDP，就会使一些地区的经济增长数据大大缩水，巨大的反差可能让很多地方政府“面上无光”，该政策因而遭到地方的冷执行。

习近平总书记这次提出不以GDP论英雄，可谓打破了官员升迁唯GDP论英雄的魔咒，倒逼官员执政回归到健康发展的正常轨道上来。对此，有专家建议，用GEP（生态系统生产总值）来量化评估生态系统价值和绿色发展。用GEP取代GDP考核，是迫切改善当前生态环境、助推生态文明的一条现实路径。从绿色GDP的提出，到GEP考核等创新性的建议，虽然认识已经上路，但行动尚处在摸石头阶段。因此，当前，应尽快制定具体的考核体系指标，改变干部考核体制，只有让“绿色官员”、舍得环保和民生投入的官员升迁得更快，“美丽中国”才会得到最大加速度。

资料来源：《领导决策信息》2013年第27期

专栏

与“农”结缘的孙政才

孙政才，农民家庭出身，在农学院求学，做农业研究，即使走向政界，从事内容也多与农情相关。

“王者以民为天，民以食为天”，食不稳，人心自然不稳。孙政才深知粮安天下的道理。正因为如此，与民生相关的超市是他了解民情最常光顾的地方。他不仅关注农产品的价格，也关注农产品的稀缺程度。

2006年孙政才出任农业部部长后，农业部启动了农业产业技术体系，这种体系以一个农产品为单元，以整个产业为主线，产业上有不同的链条，从每个链条去分析存在什么问题，从源头上把科研和生产结合起来。

他表示，把农业农村这个大局稳定了，我们就掌握了全球的主动权。对于这位中青年干部来说，面临的不仅是农业问题。民生一直是孙政才关注的重点，他赴任吉林省委书记后，吉林省就迅速推出城市低收入家庭认定实施办法的通知，加强社会救助工作。在对吉林省的调查中，他再次发挥“超市部长”的精神，到吉林市人力资源市场的窗口逐一察看，并不时与工作人员交流，了解情况。

在2012年11月9日十八大吉林省代表团媒体开放中，49岁的吉林省委书记孙政才成为境内外媒体关注的焦点。从农业部长到农业大省的地方官员，这位拥有农学博士学历的官员在面对媒体提问时自信而坦诚。他主动提出把提问机会留给境外媒体，在面对媒体抛来的敏感问题时，他又说“我不跟你讲官话”。

资料来源：综合《经济观察报》、国际在线相关报道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