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省部级领导干部的执政风格

外界将“60后”省部级领导干部称之为中国政坛的“60后精英”。他们当中，已经有多位主政一方，并逐渐显露出一些不同于前辈的执政理念、执政思路和执政风格。同时，由于成长经历不同，“60后”高官们所带来的新气象、新风格，不仅将对中国的地方治理带来巨大的影响，也将深刻地影响一大批年轻干部的思想和观念。

成长于改革开放时代，思想更加活跃，视野更加开阔

“60后”省部级高官青年时期适逢20世纪80年代的思想解放，思想更加活跃，更加开放；他们学习研究能力和接受新事物、新思想、新观念的能力强，具有国际视野，对现代性的认同度较高。这些都是他们的优势，也是新型治理风格的基础。

当前中国的改革开放已进入深水区，继续推进改革会牵涉更多深层次的利益矛盾，转型期利益冲突势必会增多。但在改革开放问题上，“60后”领导干部意志将会更加坚定，思路会更加开阔，方法会更加多样。因为这些“60后”领导干部大多是在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期上大学、80年代参加工作的，亲身经历和参与了改革开放的历程。他们亲身感受了改革开放前后中国的差异，领略了改革开放带给中国的实惠，深刻洞悉了改革开放是中国未来发展的唯一出路。所以，无论中国出现什么困难和挫折，这些人从总体上不会把走回头路作为自己执政的思路，只会从如何进一步改革开放的角度来思考前进的道路。

专栏

今天有多少干部能像焦裕禄放下架子常下去走走

2013年1月4日，河南省兰考县收养了百名孤儿的袁厉害的住宅发生火灾，造成7人死亡，1人受伤，起火原因是其住宅内的儿童玩火所致。意外的大火，让政府宣传的“爱心妈妈”又被认定为“非法收养”，在媒体的关注下，一场关于道德与法制，人性与责任的讨论随即展开。

据《21世纪经济报道》报道，事故发生后，地方政府官员都在推卸责任，并给她扣上“非法收养”的帽子。如果不是舆论的介入，“爱心妈妈”很可能被政府诉上法庭并被绳之以法。

优先保护妇女儿童等弱势群体是现代政府基本行政伦理底线，政府通过行政拨款、扶持慈善事业等各种形式大力兴办妇女儿童事业是政府应尽的职责。而这个事件让我们看到的，不是袁厉害一个人的悲剧，更不是兰考一个县的悲剧，是当下中国社会领域中“非法而合理”现象的缩影，反映出基层政府对社会公共保障的缺失，以及公共管理调节机制的缺位。

2013年1月6日，民政部向全国下发《关于主动加强对个人和民办机构收留孤儿管理的通知》，其最实质的内容是部署为期一个月的大排查。1月8日，当地启动问责机制，已有包括兰考县民政局局长在内的6名责任人被停职检查。

兰考县一名官员说：“这次，7个孩子的生命，6名干部的担责，若能换来孤儿救助体系完善及社会进步，我感觉值了。”这是句实话，但听上去感觉刺耳。联想此前的校车事件以及贵州毕节5名流浪儿童在垃圾箱死亡事件，我们毫不怀疑完善孤儿救助体系将在各地迅速启动，一些地方也将迅速建起许多漂亮的福利院。但人们还是不禁要问，为什么每次总是出了恶性事故之后,我们才进行这样运动式的整改行动。河南省民政厅曾向媒体出具了一份书面回应，表达痛心的同时，对兰考“1·4”大火表达了一个基本态度：此次事件表面是偶发事件，但深层次思考有其必然性。那么，明明已经料定一定会发生的事，为什么迟迟没有被重视，未雨绸缪地解决？

提起兰考，我们首先会想到一个光辉的名字——焦裕禄。《人民日报》刊文指出，假如焦裕禄遇到袁厉害和她收养的孤残儿童，会发生什么？当年的县委书记焦裕禄对兰考百姓感情深厚，他常称自己是“人民的儿子”。他曾经说：“党把36万名群众交给我们，我们没能领导他们战胜灾荒，过安居乐业的生活，应该感到羞耻和痛心！”可以肯定，如果焦裕禄遇到袁厉害，不管是建福利院，还是向周边地区求助，都肯定不会让这些孩子们处于生活的窘境甚至险境。

新华社发表文章称，兰考有些干部愧对焦裕禄。今天的兰考干部，有哪一位能够放下架子常到有隐患的收养家庭走走？有谁下定决心把问题当成硬骨头不啃下来不罢休？面对逝去的生命，当地应该重新审视一下自己：是不是像“人民的好儿子”一样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面对弱势群体，是不是也应该像焦裕禄那样体味到“羞耻和痛心”？更重要的是，时代场景转换，要当焦裕禄式的好干部，需要的或许不仅仅是为民、务实的精神，也不仅仅是敬业、奉献的品质，同样需要树立牢固的法律意识。

注：2014年3月17日，习近平在兰考县调研时要求各级党员干部要把焦裕禄作为镜子照照自己。

资料来源：《领导决策信息》2013年第2期

出身底层，基层工作经验丰富，更加注重民生

“60后”高官们的第二个执政特点是有丰富的基层工作经验，对中国的基层比较熟悉。这些“60后”领导干部基本都是从基层做起，或者有相当长的基层工作经验（一般都有25年左右的工作经验），知道中国百姓所关心的主要问题，同时兼有对于国际社会发展潮流的了解和把握。他们会更加注重民生，更加亲民务实。

同时，当今信息化时代，相对于“40后”“50后”高官，“60后”在整个社会舆论监督越来越透明化、公开化的氛围中，会更注重塑造自己的公众形象，而亲民是其基本内涵，务实是其重要风格。这不仅关乎中国共产党的执政理念，也关乎这些干部的前途命运。

人文社科背景浓厚，法治意识更强，偏向于柔性化管理

人文社科背景浓厚是“60后”省部级官员的一个显著特点，如胡春华本科专业是中文，硕士为世界经济，孙政才精通农学，周强、夏勇主攻法学，陆昊为经济学，另外还有一些人的专业背景是管理学等。

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的党政领导主要从?职业革命家中选拔，“文化大革命”期间出现了一个干部选拔的断档。改革开放之初，中国强调的现代化主要是技术层面的现代化，在这种背景下上来的干部理工科，尤其工科出身比较多。而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的社会结构和利益格局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对于现代化的理解也变得多元——不仅是技术层面的现代化，还应该包括社会制度层面的现代化。在这种背景下，中央对于人才选拔的标准也开始发生变化，仅仅专业技术型领导已经不能够完全胜任，需要多方面发掘人才。当初突出的是生产力快速进步，现在更需要对社会的综合治理。新的社会背景下，不仅需要技术专家型官员，更需要思想家类型的官员。

人们普遍认为，“60后”高官有更强的法治意识，而法治是国家良政善治的根本保障；他们也偏向于柔性化治理，即多沟通、多协商、多民主，尊重群众，依靠群众。邓小平同志说制度更重要，即用法制、制度的方法去规范人的行为，领导隐性化是大的趋势。隐性化，就是不知不觉地通过制度影响人。这无疑是未来治国理政者努力的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