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林斯潘的推动”与意识形态的输出

在资本主义早期，民族国家的政府职能主要有二：对内，保持劳资生产关系的稳定；对外，开辟资本世界扩张的道路。两次世界大战后，政府的所作所为似乎大大改变了模样，但归根结底无非在原有职能上增加了两条——积极的财政干预和货币干预，目的是为了熨平经济周期和维护资本积累。这两种干预通常依托一套“社会计划”展开，形成一套为推行消费主义而两次或三次分配社会财富的体制和机制。例如，在战后“黄金年代”里，政府作为劳资双方的中间人和调解者，在法律层面将劳资冲突纳入政治制度，形成所谓的“三方体制”（资方、劳方、政府），有效地在社会福利的基础上保障了人民的生活水平，扩大了全社会的有效需求，创造了资本主义的繁荣。

20世纪80年代，当新自由主义带领资本主义经济步入跨国垄断资本主义的阶段时，民族国家的政府纷纷转变角色：对外，为了跨国公司的全球利益，它们放弃了过去所推行的以单个国家为基础的凯恩斯主义福利和发展主义规划，转而向世界输出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推行自由市场化和经济一体化；对内，在新自由主义的去管制化原则下，政府的角色从原先的提供社会补贴（资助公共卫生、教育、福利、交通等），推动劳动及社会的再生产，转变为服务和直接“注资”私人资本，在其生产和积累过程中发挥作用。

当20世纪80年代的经济泡沫随着80年代的落幕而破灭时，没有人会奇怪，那些将投机推向新巅峰的主要金融机构中竟然很少出现因其失败的投资而毁灭的情形。相反，国家政治权力结构将摇摇欲坠的金融部门拉出困境，最终，通过联邦保险支出（federal　insurance　payout）而获救的大批银行和存贷机构（S＆Ls）吸收的全部存款比例高于在20年代末30年代初的经济灾难中被迫关张的金融机构的存款比例！……靠大量借入资金融资，靠联邦赤字而进一步扩张，（紧急财政援助）在挽救银行投资者和资产方面发挥了重大作用。结果不仅刺激了股票市场，而且使它不断向新高度冲刺，华尔街上的公司开发新产品、服务和投机策略，盈利创新高。后来被我们称为金融经济的东西……继续吞噬着实体经济……^[8]

为了保持投资和消费需求的两旺，并以此来消解制造业部门面临的竞争力和出口与利润率下降的双重压力，美联储认为保持资产价格的持续上涨是明智的。自20世纪90年代后半期开始，美国政府所采取的战略，或许可以叫作“股市凯恩斯主义”或者“资产价格凯恩斯主义”^[9]。这与从前的凯恩斯主义大不相同。在战后“黄金年代”，美国政府采取的是传统的凯恩斯主义政策，增加公共赤字的调节政策，用财政预算的支出大于税收收入的方式，刺激需求的增加。到了“新经济”年代，联邦政府采用的则是新自由主义的货币政策，即借助于公司和富裕家庭增加私人预算赤字，从而通过使它们的支出大于其收入的方式来刺激和扩大需求；公司和个人手中积累的股票价值或者其他资产价值的上升，也造成账面增加的财富效应，从而鼓励人们的赤字消费行为。这样，传统的凯恩斯主义就被“股市凯恩斯主义”“资产价格凯恩斯主义”取代了。

政府听命于金融资本，推高金融泡沫，制造经济繁荣。其职能愈发简单化了，其行使权力的地盘越来越退缩到听命“市场”——金融投机者——的号令，随时发挥他们所需要的“货币主义”功能。

这种货币主义的功能被人们戏称为“格林斯潘的推动”，即每当股市出现不稳定迹象时，美联储都会通过宽松的信贷政策加以干预，比如1997年夏末东亚危机爆发时，1998年秋美国受东亚危机打击、金融市场几乎冻结时，1999年秋季为了阻止千年虫问题所带来的潜在麻烦时，等等。于是，金融投机者们相信，无论出现多么糟糕的情况，美联储都会及时出手帮助股市走出困境；也正是所谓“格林斯潘的推动”，使得金融投机市场的泡沫愈演愈烈。

在“大市场小政府”说辞的掩护下，金融资本已经控制了美国的国家政权，这一点已经显而易见——一方面，华尔街的金融家一手创建与营运美联储，确保美联储始终代表华尔街的利益；另一方面，金融资产家利用资本的力量操控两党选票，有时甚至直接派遣代理人（如历届财政部长）来维护与拓展他们的利益。而在平衡预算的压力下，美国联邦政府即便有心协调阶级关系、改善社会福利（例如民主党的克林顿总统、奥巴马总统），也会因联邦预算赤字的巨大压力而无法将社会计划推行下去。

与此同时，为了美国的霸权地位和经济利益，美国政府大搞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的输出，不仅向全球强制推行“华盛顿共识”，而且在思想上和文化上渗透和控制第三世界国家的主流精英和大众群体。除了早期培养芝加哥小子（Chicagoboys）、伯克利黑帮（Berkely mafia）等，推动不发达国家的休克性经济疗法，促使其转入新自由主义经济体制以外，美国政府还利用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贸易组织等国际机构，趁这些国家处于债务或经济危机时，迫使他们接受新自由主义政策。

在跨国垄断资本主义阶段，政府的主要职能已经不再是资本主义的组织原则和社会发展的体制“容器”，而是被改造成金融投机活动的“货币调节器”和金融危机发生时的“救火队员”，更是输送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的“传送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