辞书版权的引进与输出

二、辞书版权的引进与输出

自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辞书作为出版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也一直积极参与着我国的对外版权贸易，在中国出版业国际化的道路上留下了自己的足迹，这主要体现在辞书的引进与输出两个方面。据有关资料，1980年，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与美国不列颠百科全书公司签订合作出版协议，出版简体中文版《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开创了我国版权引进和中国改革开放后中美文化出版合作的先河⁽¹⁵⁰⁾。由此可见，我国的图书版权贸易是由辞书领域开始的。在本节中，我们拟对30年来外语类辞书版权的引进与输出状况做简要回顾与分析⁽¹⁵¹⁾。

1﹒外语类辞书版权引进状况回顾与分析

正如我们在绪论中所指出的，国外原版辞书的引进是30年来外语类辞书编纂与出版事业快速发展的外在影响因素。据我们搜集到的资料，30年间我国辞书版权引进呈现出如下特征：

（1）版权引进形式以合作出版“双解版本”为主，但原版引进出版的形式显现出增加的趋势。我们以高阶英语学习词典的引进为例，因为它们是国内出版社30年来重点引进的词典类型之一。1988年，商务印书馆将《牛津高阶英语词典》第三版首次以“英汉双解”形式引进中国大陆，开启了我国大陆英语学习型词典版权引进的历史⁽¹⁵²⁾。我们知道，英语单语学习词典发展到今天已有著名的“五大家族”，即《牛津高阶》、《朗文当代》、《柯林斯高阶》、《剑桥国际》、《麦克米伦高阶》。表3-7列举了30年间大陆引进的“五大家族”高阶英语学习词典情况（按引进时间排序，不完全统计）：

表3-7　1978—2008年间“五大家族”高阶英语学习词典主要引进情况统计

续　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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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表3-7可以看出，就高阶英语学习词典而言，以“双解”版本形式出版的词典数量远远超过原版直接引进形式。但自2000年以来，以原版直接引进形式出版的高阶英语学习词典呈现增长之势。

（2）从语种来看，外语类辞书的引进并不局限于英语，还涉及了日语、法语、德语等主要小语种。此外，与英语学习词典的版权引进注重品牌一样，小语种类词典的引进也看重品牌，如日语的《广辞苑》（第5版）（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5年，原版引进），法语的《拉鲁斯法汉双解词典》（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1年，双解版），德语的《朗氏德汉双解大词典》（第1版）（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4年，双解版）等。国内出版机构在外语类辞书引进上对品牌的重视，实际上反映出版权引进贸易中“引进更重回报”、“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相结合”的思路。例如，据《中华读书报》的报道，2003年外研社引进的《麦克米伦英语词典》，其销售码洋就在百万元以上⁽¹⁵³⁾。

（3）从外语类辞书引进的类型来看（请见表3-8），据我们的不完全统计，普通语文类辞书在所有类别中占据首位，其次为专科类辞书，这也反映了改革开放以来人们在外语语言学习和学科专业学习中对辞书的需求。

表3-8　1978—2008年间外语类辞书版权引进情况统计

（4）外语类辞书的版权引进也考虑到了中国使用者的语言层次。我们仍以英语学习词典为例。据我们搜集到的资料，除了上面提到的高阶英语学习词典外，国内的出版机构还引进了初阶、中阶词典来满足语言水平较低的使用者需求。表3-9是我们搜集到的相关资料汇总表（按时间排序，不完全统计）：

表3-9　1978—2008年间初、中阶英语学习词典引进情况统计表

（5）在外语类辞书版权的引进上，我们的出版机构不再仅局限于辞书文本版权的引进，开始尝试辞书编纂技术的版权引进，所谓“求人之鱼，不如学人之渔”。据《东方早报》报道，在第58届法兰克福书展上，“上海译文出版社与牛津大学出版社经过两年的谈判，在法兰克福书展上正式签署了词典数据库和编辑平台的合作协议。这意味着上海出版集团乃至中国出版界的双语词典编纂技术将与国际接轨”，“牛津词典数据库的汉化以及大量的衍生产品，将极大提高中国工具书的编纂水准”⁽¹⁵⁴⁾。

正如我们在绪论中所指出，外语类辞书版权的引进是一把双刃剑。引进版权的过程也是中国出版社向外国同行学习的过程，在辞书编纂与出版方面他们给我们提供了许多可资借鉴的理念和方法，这是其积极作用。但我们也应看到，外语类辞书引进所带来的负面效应，国外辞书品牌占领了我国相当大片的市场，对原创类双语词典的编纂与出版带来了较大的冲击。

2﹒外语类辞书版权输出状况回顾与分析

版权的引进与输出是版权贸易的两个表现形式。自我国1992年加入《伯尔尼公约》和《世界版权公约》起，我国图书版权引进数量和输出数量一直存在着不平衡的局面——引进多、输出少，贸易逆差较大。随着出版行业“走出去”战略的实施，我国的版权引进与输出比已有了很大的变化。值得一提的是，“2006年10月，在世界最具影响力的书业盛会——德国法兰克福国际书展上，中国出版业首次实现版权输出大于引进”⁽¹⁵⁵⁾。然而，作为出版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辞书版权却仍存在引进远大于输出的现象，需要我们继续做出更多更大的努力。

就我国的辞书版权输出来看，由于汉语辞书类别的语言文化优势，外语类辞书远不如汉语辞书在版权输出方面所取得的成就。以商务印书馆为例，其出版的《新华字典》、《现代汉语词典》、《现代汉语小词典》、《新华写字字典》等辞书，均已在韩国、新加坡、日本等出版，在版权贸易的输出上取得了较大的成就。然而，尽管如此，改革开放30年来我们的外语类辞书版权输出（主要是双语类辞书的版权输出）也开始起步，体现出如下的特点：

（1）在交易地区方面，外语类辞书总体上还是面向周边国家和地区，如韩国、马来西亚、港台等。据我们搜集到的资料，商务印书馆修订的《英华大词典》（修订第2版，1984年）分别由香港和台湾出版过繁体字版；《英华大词典》（修订第3版，2000年）也在马来西亚出版。商务印书馆的《英汉小词典》由香港三联书店在香港出版多年，该词典的修订版（1999年）也在马来西亚出版了新马版。2008年，商务印书馆国际有限公司将《高阶英汉双解词典》的版权输出给马来西亚的联营出版有限公司。

（2）在语种方面，外语类辞书的版权输出呈现多语种局面，涉及英语、意大利语、蒙古语、韩国语等。据我们搜集到的资料，非通用语种辞书有商务印书馆的《韩中词典》（中型本）（输出年份：2005年）、《精选蒙汉汉蒙词典》（输出年份：2008年），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的《现代意汉汉意词典》（输出年份：2006年）等等。

应当承认，目前我国在辞书版权输出方面所取得的进展与我们“辞书大国”的地位极不相称，更与我们要建设的“辞书强国”之梦相去甚远。在外语类辞书版权输出方面，我们认为，今后应当着力打造外向型汉外双语词典精品，这是外语类辞书版权输出的一个重要突破口。目前，已有学者开展“国别化”的对外汉语词典编纂研究，这是非常值得鼓励的一种尝试。

从辞书的文化产品属性来看，辞书的版权贸易对出版社的经济效益和品牌效益是有直接影响的。对此，王铁琨教授曾经指出，“中国辞书出版规模总体较小，每年销售总码洋尚不及最著名的国外一家出版社的全球销售收入”⁽¹⁵⁶⁾。在走向世界的征途上，外语类辞书的编纂与出版依旧征途漫漫，双语词典研编者应当担起重塑中国辞书辉煌的重任——在学习国外的先进理念和编纂技术的同时，创新外汉、汉外的研编新理念、新手段，努力打造中国双语辞书的国际品牌。这也将是我国双语词典领域专家学者争取国际辞书学领域话语权的重要举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