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经济—制度

相较而言，新熊彼特学派并没有自觉意识到一种“中间层次”的分析方法，但他们在研究中确实采取了类似做法，并由此开创了演化经济学。

德国学者格哈特·门施于1975年出版的《技术的僵局》，被视为新熊彼特理论的开山之作。门施的理论建立在熊彼特的“蜂聚创新”长波理论的基础之上，即历次经济长波产生的原因分别是由于蒸汽机、铁路、电力和汽车等重大产品的创新，这些创新在时间上不是均等分布，而是以蜂聚形式出现，因而推动了一轮又一轮具有扩张性质的资本积累长波。门施从两个方面发展了“蜂聚创新”假说：首先，他区分了基本创新（建立新部门的产品创新）和工艺创新这两种不同变量，认为基本创新（而非工艺创新）的出现推动了长期经济扩张，基本创新（而非工艺创新）的匮乏导致了长期经济停滞；其次，他用实证方法证明了熊彼特的“蜂聚创新”假说，并在此基础上提出萧条引致基本创新蜂聚的假说。门施的后继者范·杜因在《经济长波与创新》一书中进一步区分了这两种变量，他把产品创新及相关的基础设施确立为唯一的自主变量，把其他因素诸如货币供应量的增长、利润和工资在国民收入中份额的变化、失业水平等当作从属变量，他认为经济的长期波动必须通过自主变量的变化来解释。在此基础上，卡萝塔·佩蕾丝在《结构性变迁与新技术在经济和社会体系中的吸收》一文中提出了“技术—经济”范式（technoeconomic paradigm），并认为这是推动整个经济社会变迁的“元范式”（metaparadigm），这种变迁实质上是对新投入品的广泛利用和随之产生的巨大规模经济。克里斯·弗里曼和弗朗西斯科·卢桑在《光阴似箭：从工业革命到信息革命》中提出了五个准自主社会子系统（科学、技术、经济、政治和大众文化）的共同演化观。随后，佩蕾丝在《技术创新与金融资本》一书中提出“技术—经济—制度”的演化模型。

新熊彼特学派的“技术—经济”元范式其实就是一种“中间层次”的分析方法。在“技术—经济—制度”的模型中，佩蕾丝研究的核心问题是：一场技术革命如何起到发展的动力作用，如何才能最终带动整个制度和经济的变化，掀起一次“发展的巨潮”？为此，佩蕾丝提出了用技术、经济、制度的三者协同演化来解释资本主义经济的长期波动。在她那里，“技术—经济—制度”是一个制度分析的模型，是不同利益集团之间，尤其是劳动和资本之间在斗争中妥协或休战的产物，通常表现为经济决策者的思维地图、常识或思维定式。

图3－1　“技术—经济—制度”演化模型

如图3－1所示，在佩蕾丝的“技术革命”向“发展的巨潮”的转化途中，“技术—经济”范式的中介作用体现为资本竞争中新制度与旧制度之间的斗争和冲突，因而新熊彼特学派所固有的“技术决定论”倾向遭到了动摇，即佩蕾丝强调任何技术转型只能在社会变革、政治变革和管理变革的互动与合作中发生，从而与技术创新完全内生化的观点保持了距离。

然而对于新熊彼特学派来说，一个难题是：如何实现技术、经济、制度的三维统一？或者说，佩蕾丝的“发展的巨潮”何以实现？在现实的资本主义发展中，问题的复杂性在于：制度的变革并不总是为了适应技术的需要，也不总是为了促进持续而快速的积累，它还服务于阶级统治和阶级关系的再生产。例如，为了巩固其阶级利益，新自由主义制度通过恢复利润率而牺牲积累和增长，最终导致危机爆发，并导致该制度形式的合法性危机。又如，在战后“黄金年代”的资本繁荣期，彰显出阶级力量均势和阶级妥协对于资本积累结构稳定性的极端重要性。技术、经济、制度三维的统一，意味着在保持阶级力量均势和阶级妥协的情形下实现足够高的创新速度和资本积累率，然而这样的可能性在现实中微乎其微，或许只有在理论模型中才可能出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