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障社会良性运行

罗　阳

依法治国是一个社会政治稳定、经济发展、民众权益实现的制度保障。中国共产党十八届四中全会决定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这将有利于我国社会的良性运行，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中国梦。这是有历史教训和现实需求的。

中国共产党在探索社会主义建设的道路上，经历了曲折和教训，其中对国家、人民产生不利影响最大的是“文化大革命”。这个时期以阶级斗争为纲，整个社会陷入混乱。依法治国被破坏，社会出现恶性运行，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下降。

法律是人们的行为规范之一，但与道德、习俗这类行为规范不同的是，它对人们的行为具有强制性，对人们的行为约束力最强，违法的处罚力度也最大。依法治国是维护社会稳定和发展的保障。

改革开放以来，党和政府就致力于恢复法治建设，加大了社会各领域的立法，为经济发展、民生改善提供了保障。为全面实现依法治国，中国共产党十八届四中全会还决定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提出“必须加快形成完备的法律规范体系、高效的法治实施体系、严密的法治监督体系、有力的法治保障体系”，从而使得国家治理有完备的法律依据。为经济运行、政府官员的行政行为、百姓的活动等，提供依法治理的制度保障，保障整个社会的良性运行。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经济建设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市场对经济的调控力度比改革初期加大，但政府的权力仍然很大。仅从可持续发展而言，一些经济项目的行政审批权是必需的，但如果权力高度集中，在利益驱使下，没有法律的制约和监督，则钱权交易极易发生。而老百姓对贪赃枉法是最痛恨的，所以依法执政和依法行政作为依法治国中对行政权力的制度制约，符合民心。

依法行政可制约官员的公权力。把公权力关进法律和制度的笼子里，使权力不被官员滥用，也利于减少权钱交易，对权钱交易依法进行惩治。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加大了依法惩治腐败的力度，如对周永康、徐才厚、令计划、苏荣、白恩培等高官严重违纪、违法的查处。对于违纪没违法的官员则按公务员的有关规定处理，如把云南省委原常委、昆明市委原书记张田欣从副省级降到副处级非领导职务，把江西省委原常委、原秘书长赵智勇从副省级直接降为科员。对官员违法违纪的查处，彰显了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任何人都要遵纪守法的原则，这对官员也是一种警示。依法行政有助于形成良好的政府权威，政府官员的行为代表着政府的形象，如果官员不为政绩而违法违纪，不因私利而腐败，而是为官一任，造福一方，那就不会损害政府的公权力。

依法行政有利于民权的保障。普通平民在社会生活中的行为要遵守法律，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活动，法律也在保障平民的权益。我国在实施行政法以来，出现了民告官的案件，以维护个体利益，如四川籍农民工张克兵在内蒙古乌海市一家公司买了一辆汽车，却发现是国家淘汰车，为维护自己的权益，张克兵向当地工商机关投诉，要求查处淘汰车，可等了一年未见工商局的处罚决定，于是张克兵把工商局告上法庭。2011年乌海市海勃湾区人民法院作出判决：工商局在判决生效后应“限期作为”。河南省南召县人师德祥，在乡政府工作25年，可其退休证上的工龄只有15年。师德祥与当地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打官司，2011年该县人保局执行法院判决，重发25年工龄的退休证给师德祥。行政诉讼中的案件类别，有申请政府公开信息的，有涉及民生领域的政府行政执法行为的，并以后者居多。如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发布的2013年全省法院行政审判白皮书显示，败诉率较高的行政管理领域是拆迁、房屋登记、土地、工商、劳动保障等。同年北京的行政诉讼案件中有一半是房屋征收、拆迁、劳动和社会保障。从中可见，一是一些地方依法行政水平不高，存在执法不严、违法不究的情况；二是人们的维权意识增强，并有法律保障，可依法维护自身的合法利益。由此显示，政府官员要有法治意识，才能依法行政。针对儿童、妇女、老年人等社会弱势群体，我国也有相关的法律以保障这些社会成员的权益。

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中国共产党和政府没有现成的榜样学习。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法治国家的建设经历了初创期（1949—1956年）、相对停止期（1956—1966年）、破坏期（1966—1976年）、恢复建设期（1979—1996年）和法治初步发展期（1979—2011年），依法治国在逐步加强。2012年以来进入了党的十八大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时期，尤其是十八届四中全会做出了“坚持依法治国、依法执政、依法行政共同推进，坚持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的决定，是建设社会主义社会良性运行的长远保障，我们对中国未来充满信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