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访印度尼西亚

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和印度尼西亚的“海洋支点”战略高度契合，特别是佐科总统就职后半年内与习近平主席先后会晤了三次，这在中国外交上是不多见的。两位国家元首很谈得来，关系很好，预示着中国与印度尼西亚的关系将会进入一个新的大发展阶段。

2015年5月11日至15日，我应中国公共外交协会之托，率领代表团访问了印度尼西亚。代表团一行6人。兰立俊大使曾经担任驻洛杉矶总领事馆大使衔总领事，驻美使馆公使、二把手，驻加拿大、印度尼西亚和瑞典的大使，中国大使队伍中，很少有曾在三大洲任职经历的大使。陈凤英所长，经济学家，她曾经担任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世界经济研究所所长，刚刚退休。曹日主任，他长期担任中央电视台英语频道主持人，现在是央视新闻中心国际新闻部主任。还有外交部新闻司的张向华副处长和工作人员宋国选。

代表团人不多，但颇具代表性。代表团之所以选择去访问印度尼西亚，首先是因为印度尼西亚是一个十分重要的国家，横亘赤道，国土面积占了赤道线的八分之一。印度尼西亚由17000多个岛屿组成，陆地面积190多万平方公里，海洋面积316.6万平方公里，是世界上最大的群岛国家，人口近2.6亿，为世界上第四人口大国。印度尼西亚又是东盟十国中最重要的国家，人口最多，面积最大，经济总量最大，占东盟的40%。其次是因为中国与印度尼西亚的关系正处在一个关键的时刻，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这个机遇是国际形势的变化和两国关系发展所造就的。

2014年10月20日，佐科·维多多宣誓就职为印度尼西亚共和国第七任总统。佐科1961年6月21日出生于梭罗市一穷困木匠家庭，曾经是房地产和家具商人。2005年他弃商从政，竞选梭罗市市长成功，此后仕途顺利，2012年他高票当选雅加达特区首长。

2014年3月16日，印度尼西亚最大反对党民主斗争党总主席梅加瓦蒂宣布，该党将提名雅加达特区首长佐科为总统候选人。7月22日佐科竞选总统成功。

佐科当选为总统，反映出印度尼西亚人心思变。印度尼西亚的前六位总统均来自精英阶层，而佐科是第一位平民总统。他在2014年10月20日的就职演说中强调指出，他所领导的政府是为人民服务的，要把印度尼西亚建成一个“繁荣、富强、和平、伟大”的国家。显然，佐科总统是想做一番事业的，老百姓对他的期望也很高。

佐科对于印度尼西亚与中国的关系十分重视。他在上任后不到20天，就出席在北京举行的APEC第26届峰会。2015年3月26日至28日，佐科对中国进行了国事访问并出席了博鳌亚洲论坛。佐科作为新总统，上任4个月两次来中国，这在印度尼西亚外交史上、在中国与印度尼西亚关系史上是前所未有的。

习近平主席和中国政府对佐科总统的两次来访十分重视，并给予了高规格的接待。2015年4月21日至24日，习近平主席前往印度尼西亚会见了佐科总统并出席了纪念万隆会议60周年的亚非领导人会议。出席这次会议的国家元首共有35位，印度尼西亚方面把习近平主席视为这次会议的主宾。

在短短的半年时间里，习近平主席与佐科总统三次见面，每次与佐科总统的会晤都谈得很好、很融洽。两国首脑之间的良好关系为两国关系大发展创造了条件。

5月11日凌晨，我们从北京乘新航的飞机先飞新加坡，于当日早晨6:00飞抵新加坡，然后从那里转机飞雅加达。新加坡与雅加达的距离不长，只有800多公里，飞行1个多小时就到了。雅加达的时间比新加坡晚1个小时，我们于当地时间8:30飞抵雅加达哈达机场。

使馆的沈敏娟参赞前来迎接我们，我们出关的手续很顺利。从雅加达的哈达机场到我们下榻的香格里拉饭店只有不到40公里的路程，但我们在路上走了2个小时。雅加达堵车是世界闻名的老大难问题，堵了20多年了，迄今没有得到解决，这次我们算是领教了。我们抵达饭店后稍事休息，就去印度尼西亚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总部出席我们这次访问的第一场活动。

印度尼西亚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主要负责人瓦南迪先生是我多年的老朋友，但这次不巧他去美国了，但他交代一定要把这次同我们的会晤组织好。

我们于11:30抵达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总部，中心董事会副主席克拉拉女士和董事会成员维里约诺大使在门口迎接我们。我们在中心与十余名著名智库人士、舆论领袖、前大使进行了包括简单午餐在内的长达4个小时的交流。

兰立俊大使在印度尼西亚任职3年多时间，2008年才离开印尼，情况很熟悉。他看到对方出席座谈的阵容后悄悄对我说，印度尼西亚方面出席座谈的人士是高层次的。

维里约诺大使代表中心发表了简短的欢迎词，然后我做了说明:

我们代表团这次访问印度尼西亚有三个目的:学习、交流、建议。

第一，学习。我们这次来印度尼西亚是要向你们学习。你们从1970年到1996年发展得很快。我本人第一次访问印度尼西亚是1991年，当时担任外交部新闻司司长兼发言人。国家主席杨尚昆对印度尼西亚进行国事访问，我随行了。1991年对印度尼西亚的访问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当时雅加达比北京发达，比我们更先进。

今天的国际关系正在发生深刻变化，一个突出的特点就是国际关系的重心正在从大西洋向太平洋转移，拉动转移的是亚洲的崛起。战后亚洲经过5个浪潮正在崛起:第一个浪潮是日本;第二个浪潮是20世纪60年代的“亚洲四小龙”:中国台湾、中国香港、新加坡、韩国;第三个浪潮是你们东南亚国家联盟，你们发展得很快，我们的发展受了你们的启发;第四个浪潮是中国，1978年我们实行了改革开放、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方针和政策;第五个浪潮是印度，1991年实行改革，加入了亚洲崛起的大潮。

亚洲的崛起是一浪接一浪的，在这个过程中，亚洲国家是相互学习的，而不是相互排斥的;是相互帮助的，而不是相互拆台的;是相互借鉴的，而不是相互仇视的。我们这次来，也是要向印度尼西亚方面继续学习。

第二，交流。习近平主席提出了“一带一路”的倡议。“一带”是指2013年9月7日，习近平主席对哈萨克斯坦进行国事访问时，在纳扎尔巴耶夫大学讲话中提出的构建新丝绸之路经济带的主张。“一路”是指2013年10月3日，习近平主席对印度尼西亚进行国事访问时，在讲话中提出的构建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主张。“一带一路”的倡议是中国几千年文明史上第一次提出如此宏伟的倡议，涉及欧亚大陆几十个国家，四五十亿人。

我们注意到，佐科总统在去年10月的就职演说中，也提出了“海洋支点”战略，要把印度尼西亚建设成一个海洋强国。

“一带一路”倡议和“海洋支点”战略高度契合，佐科总统就职后半年内与习近平主席先后会晤了三次，这在中国外交中也是不多见的。两国元首很谈得来，关系很好，预示着中国印尼关系将会进入一个新的大发展阶段。

我们这次来与你们进行交流，就想听听你们有什么想法，有什么问题，有什么建议。当然，你们有什么疑问我们也愿意回答，谈谈我们的看法。

第三，建议。我们打算在充分听取你们的想法和使馆意见的基础上，向中国有关部门提出建议，来推动中国与印度尼西亚之间的友好合作。

我们是用英语交流的，首先交流了对当前国际形势的看法，双方都认为国际形势正在发生深刻变化。

印度尼西亚方面明确指出，在过去几百年里，我们亚洲国家都是听西方大国教训的，他们要指挥我们做这个、做那个。但是今天的世界变了，过去是由西方七国集团控制世界的经济和金融命脉，今天要靠二十国集团。印度尼西亚和中国都是二十国集团成员。这说明要处理今天世界的经济、金融问题，必须要有新兴大国参加。20世纪是美国世纪，从现在的情况看，美国世纪正在走向结束。

我表示赞成印度尼西亚方面对国际形势的分析。亚洲在崛起，一批发展中国家在崛起，这可能是21世纪国际关系中最引人瞩目的趋势，说明世界在进步。从亚洲而言，我们正面临着几百年来最好的机遇。亚洲曾经对人类文明作出过巨大的贡献，但是在近代落后了。今天我们正在赶上来，我们赶超的势头、深度和广度可能是历史上前所未有的。

印度尼西亚方面说，中国“一带一路”倡议与“海洋支点”战略是很契合的。但说心里话，他们对“一带一路”的意图以及中国究竟想做什么并不清楚。他们希望听听我们的看法。

针对印度尼西亚方面提出的问题，我对“一带一路”的倡议做了如下的介绍。

“一带一路”是中国方面经过长期的思索和研究后提出来的，既考虑到了世界的情况，又考虑到了亚洲的现实，同时又结合了中国的实际。

关于世界情况，请大家放眼全球看看，有三个中心浮现在我们的眼前。第一个中心是全球动荡、局部战争、冲突的中心，在中东和北非。这个地区可能是全球各种矛盾的集中爆发地。大国在这里角逐，地区大国在这里较量，阿拉伯、以色列的冲突在这里延续，教派之间的冲突与仇杀在这里爆发，民族矛盾在这里愈演愈烈。这个地区的动荡和局部战争眼下还看不到尽头，已经并将继续大量耗费国际社会的外交资源。第二个中心是国际金融危机的中心，在欧洲。2008年的国际金融危机首先在美国爆发，后来随着欧洲主权债务危机的恶化，国际金融危机的中心转移到了欧洲。尽管欧洲的经济情况有所好转，但今天的欧洲依然在同金融危机的后果进行苦斗。第三个中心是全球经济增长的中心，在东亚。过去几十年，我们这个地区是全球经济增长最迅速、最有活力的。我们的经济增长率是全球平均增长率的两倍以上。亚洲特别是东亚地区正在成为拉动全球经济的火车头。

再看一看亚洲的现实:东亚的情况最好，有22亿人;南亚正在赶上来，有16亿人;中亚的情况差一点，有1亿人;西亚情况很不一样，中东情况很糟，海湾地区好一些，这个地区大约有3亿多人。看看亚洲这几个地区的经济状况，就会发现其互补性很强。“一带一路”的倡议就是要想办法把这几个地区连成一气，为亚洲经济的增长提供源源不绝的动力。

再看一看中国。中国经过改革开放所取得的进步和成就是巨大的，但同时也要看到我们面临着各种严峻的挑战。30多年的改革开放使我们认识到，中国要发展，关起门来不行，必须与世界合作。按照世界银行的统计，中国1978年的GDP为1481亿美元，2014年上升到10.3万亿美元;人均GDP从1978年的152美元上升到2014年的7500美元;大发展使7亿人脱贫。我们这些成就就是在开放的条件下实现的。中国要进一步发展也必须进一步开放。

随着中国的崛起，国际社会对于中国的期望值上升，希望中国能提供更多的公共产品，造福于人类。“一带一路”就是我们打算提供的公共产品。

毋庸讳言，随着中国的崛起，世界上对于中国的担心、忧虑乃至恐惧的情绪也在上升。怎么办?办法无非是两条，一是通过中国领导人向世界宣示自己的政策，强调中国将始终不渝地走和平发展道路。另一方面，要拿出行动来。实现“一带一路”倡议的过程，就是中国与各国合作深化的过程。我们将在与各国的利益汇合点的基础上，构建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利益共同体。利益共同体越发展，我们相互之间关系的基础就越巩固。习近平主席多次提出中国与世界各国要建立命运共同体，命运共同体就是建立在利益共同体的基础上的。

如何实现“一带一路”的倡议，习近平主席提出了一个很好的方案，即“共商、共建、共享”。共商是指我们大家坐在一起，讨论各自的需要，各自的能力;然后在商量的基础上找出共同建设的项目，这就是共建;项目完成了，大家共同来享受项目的成果，真正实现互利共赢。互利共赢是新事物，只有互利共赢的合作才是有生命力的合作，才是可持续的合作。

我们所倡议建设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就是为了实现“一带一路”倡议所采取的具体措施。特别需要指出的是，习近平主席关于组建亚投行的建议，最早就是在2013年10月访问印度尼西亚与苏西洛总统会谈时提出的。印尼是第一个表态支持的，我们非常感谢。

谈及亚投行，印度尼西亚方面表现出浓厚的兴趣。我就请代表团的陈凤英所长向对方进行介绍。

她说，亚投行提出之初，表示支持的国家只有4个。我们曾经担心这个倡议能否实现，后来由于东盟、印度的支持，2014年10月25日，在北京举行亚投行会议，21个国家的财政部部长和央行行长出席。2015年3月12日，在欧洲国家中，英国率先提出要作为创始成员国加入亚投行。英国这一行动立即得到了许多欧盟国家的响应。到2015年4月12日，57个国家成为亚投行的创始成员国。关于亚投行如何运作，创始成员国正在开会制定规则。

我们在提出亚投行倡议时，担心出资国不多，就提出中国出资50%。因为银行没有股本金是不行的。但现在创始成员国已经达到57国，中国不追求主导权，我们愿意降低我们所持股本金的比例。现在在发达国家中，只有美国和日本还没有参加亚投行，组建亚投行我们除和亚洲国家磋商外，最早是同美国打招呼的。我们现在也一直在与美、日沟通，希望它们也能够加入亚投行。

组建亚投行的根本目的是因为亚洲基础设施投资的需求巨大，5年需要8万亿美元，而现有的国际金融机构根本无法满足这一需求。

陈凤英所长这番讲话有理有据、合情合理。印度尼西亚方面人士听了之后频频点头。

印度尼西亚方面特别赞同我说的两国首脑之间的关系很好，为两国关系大发展创造了有利的条件。印度尼西亚最大的英文报纸《雅加达邮报》总编说，上星期他与佐科总统共进晚餐。佐科在谈及与习近平主席交往时十分兴奋，佐科问习近平主席:中国发展这么快有什么秘诀?习近平主席告诉他有三个关键:一是要有计划，二是要有执行力，三是要有政治稳定。佐科对《雅加达邮报》总编说，有计划我可以做到，执行力我也能够争取，但我不能保证的是政治稳定。

《雅加达邮报》总编讲的这个小故事，反映出今天发展中世界的一些领导人很想从中国几十年的高速增长中得到一些启发，来促进本国的发展。这也是发展中世界对中国三十多年天翻地覆大变化的肯定。

关于基础设施，印度尼西亚方面也对我们直言不讳地讲出了他们的担心。他们说，2005年，由于印度尼西亚电力缺乏，政府决定扩大电站建设，新装机容量将高达一千万千瓦。这个工程在竞标时中国中标，因为中国出价最低，最有竞争力。但是中国的电站建设投资质量不高，电厂建成后实际发电能力仅达原定装机容量目标的40%。佐科总统对此也十分关注，他们希望在“一带一路”建设的过程中要吸取这个教训，提高投资的质量。

在中方拿下这个项目时，兰立俊大使当时正担任中国驻印度尼西亚大使。他说，美国、日本、中国都参加了竞标，但印度尼西亚方面想把造价尽量压低，中方虽然中标，但中标的价格实在太低。最后中方承包商也只能按照这个价格来建设电站，不是中国没有更好的技术、更好的设备，是因为价格因素所致。希望印度尼西亚方面今后在与中方合作中能考虑到上述因素。

为了抓住中国和印度尼西亚关系大发展的机遇，印度尼西亚方面建议要加强人文交流，特别是青年学生之间的交流。

我听后表示完全赞成，我说国与国之间的关系，说到底是人和人之间的关系。中国与印度尼西亚两国之间的合作要有人去推动，去扎扎实实地做。我们多派点留学生到印度尼西亚来，你们多派点留学生到中国去。这些青年人学习了印度尼西亚语和中文，他们毕业后都可能从事两国的合作。这样的青年人越多越好，越多两国关系越有生气，越有活力。印度尼西亚方面听我这番讲话频频点头表示赞成。

在谈及双方要增加文化方面的往来时，我提出:“过去几个世纪西方文化在世界上居主导地位。西方文明对人类贡献很大，我们大家在发展过程当中都吸收了西方文化中的长处。但是西方文明统治世界几百年带来的后果之一就是世界不了解东方文明。然而，东方文明包括印度、印尼、日本、中国的文明对人类的进步曾经作出过巨大的贡献。当然我们近代落伍了。今天亚洲正在崛起，我们经济发展速度很快，亚洲经济的快速增长一定有文化力在支撑。这个文化力是什么?还需要我们亚洲人进行发掘、研究，然后向世界进行介绍。当世界更多地了解东方文明的时候，更多从东方文明中汲取营养的时候，世界一定会发展得更好。”

印度尼西亚方面表示，吴大使提出了一个关键性问题:东方文明究竟有哪些长处?这也可以在加强双边文化交流、教育交流过程中进一步探讨。

谈及中国经济时，印度尼西亚一位经济学家说，中国的快速增长，使周边国家受益，中国的市场也促进了我们的发展。今天中国经济增长放慢，我们也受到了影响。人们担心中国经济在调整过程中，会不会出现不稳定和动荡?

我回答说，中国经济正处在一个转型期。李克强总理表示中国经济2015年完全可以保持7%的增长速度。回顾中国三十多年经济的大发展，可以看到中国的经济结构发生了巨大的变化。37年前中国的民营经济是零，今天则占到了中国经济总量的65%，创造了80%的就业机会。今天中国经济生活中，有个非常值得注意的现象:中国正在出现一股新的创业大潮。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曾经出现过三次创业大潮:第一次是20世纪80年代初，第二次是1992年邓小平南方谈话之后;第三次是2001年中国加入WTO之后。目前正在出现的可能是第四次创业大潮。有一个非常值得注意的现象，就是创业者的年龄在下降。今天创业最积极的往往是1980年之后出生的青年，特别是1990年乃至2000年后出生的青年。有的企业家告诉我，甚至1980年后出生的青年在创业中已经显老了，起码得是1985年后出生的青年。这批人之所以在创业大潮中比较活跃，一方面这些人熟悉移动互联网的技术;另一方面移动互联网革命给他们提供了难得的机会。企业家是生产力中最活跃的因素。正在出现的第四次创业大潮中，会涌现出一批新的企业家。这些企业家会对改变中国、改变世界，推动中国和世界经济的增长作出贡献。

印尼《时代报》的总编Hermien Y.Kleden听完这番话非常兴奋，她说青年人积极创业是一件大好事，这会增加中国经济的活力。

我们与印尼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的人士交流得很深入，也很充分，双方对这次交流都表示满意。

下午，我们应谢锋大使的邀请去使馆会见馆员，兰立俊大使、陈凤英所长和我先后讲话。我在讲话中充分肯定谢锋大使这个做法，我当年在国外当大使的时候也采取这个做法。我称之为“雁过拔毛”，就是请到访的重要人士到使馆给大家讲话、吹风，馆员可以从讲话中汲取不少营养和启示，对活跃馆员的思想、了解国内的需求大有帮助。我在讲话中特别强调21世纪的中国外交官要坚持实事求是。实事求是是我们党的思想路线，在我党历史上，凡是坚持实事求是的时候，我们的事业就大步前进;凡是违背实事求是的时候，我们就停滞不前甚至倒退。今天，世界正在发生极为深刻的变化，新事物、新情况不断涌现，我们要把这些鲜活的情况及时向国内报告。而在报告的过程中要客观真实，只有客观真实的信息才是最有用的;违背客观真实的信息不仅无用，而且会误导人。

讲话后谢锋大使与我们共进晚餐，他向我介绍了他上任以来干的几件大事。我听后很高兴，认为他新官上任三把火烧得好，促进了两国关系的发展。

谢大使对我说，他来之前担任外交部美大司司长，没想到来印度尼西亚后比在美大司司长的岗位上还要忙。我说这是好事，这是因为在我国外交棋盘上，亚洲的重要性在上升，印度尼西亚的重要性在上升。

5月12日是我们到达印度尼西亚后活动最多的一天。上午先后见了印度尼西亚外交部新闻总司长埃丝蒂、工商会主席苏里约。中午与印度尼西亚世界事务委员会主席易卜拉欣等共进午餐。下午会见了印度尼西亚总统咨询委员会委员、人民协商会议前主席希达多，以及东盟秘书处副秘书长莫克坦等人。晚上出席杨秀萍大使举行的晚餐。

外交部新闻司总司长埃丝蒂刚刚卸去印度尼西亚驻欧洲某国大使的职务，回到国内。她十分关注软实力和公共外交，并就此与我们交换了意见。各国越来越重视公共外交，这可能是一个大的趋势。

印尼工商会主席苏里约是印度尼西亚著名企业家，由于交通堵塞，我们到达工商会总会的时间比预定的晚了半小时。见面后，我单刀直入问了一个问题:中国与印尼合作正面临难得的发展机遇，要抓住机遇必须有几个大的项目。我们两国元首认为雅加达至万隆的高速可能是一个好的项目。还有什么项目?

苏里约是企业家，讲话也是开门见山，他表示尽管总统佐科很赞成雅加达至万隆的高铁项目，但他认为这个项目可能对印度尼西亚来说有些超前。目前雅加达至万隆有一条高速公路非常拥堵，开车需要3—5个小时。如果高铁建成后，32分钟就到了。高铁虽快，但成本高。印度尼西亚是岛国，各主要城市间陆地运输费时、费事、费钱，但海上运输没有发展起来。他认为应当以海上运输为重要抓手。如果中国和印度尼西亚合作建立一个连接印度尼西亚主要岛屿和大城市的海上运输公司，运送旅客和货物，汽车可以开上船，一定会取得成功。市场在这方面的需求是巨大的。他专门把手机号码留给我，说中国有实力的企业家如对此感兴趣，可以直接找他，他也愿意参股。运输是印度尼西亚政府控制很严的领域，如果搞合资公司，印度尼西亚需要占大股。他还认为，发展海上运输是系统工程的一部分。为此必须改善港口的设施，还可以在靠近港口的地方建立工业园。这样既可以创造就业机会，又可以节约物流成本。

我们会见印尼总统咨询委员会委员、人民协商会议前主席希达多是十分愉快的。希达多先生曾担任苏加诺总统的侍卫长，与苏加诺家族关系很好。人民协商会议与人民代表会议(国会)共同组成了国家的立法机构，人民代表会议行使一般立法权，人民协商会议主要负责地方自治、中央与地方政治关系、地方省市划分以及国家资源管理等方面的立法工作。希达多刚刚卸任人民协商会议主席一职，在印度尼西亚颇有影响。2014年4月，我曾随同国家创新与发展战略研究会会长郑必坚先生访问印度尼西亚，会见了他。我记得见面时，希达多先生开门见山地说，中国有10万公里的高速公路网，而印度尼西亚只有700公里高速公路。这两个数字显示了中国和印度尼西亚在基础设施领域开展合作的巨大空间。见希达多主席时，我还专门回忆了去年他说的这两句话，他听了很高兴，说，是的，我们去年就见过面。他也认为，印度尼西亚与中国的合作正面临着难得的机遇，一定要抓住。

下午我们会见东盟秘书处的副秘书长莫克坦一行。陪同我们会见的中国驻东盟使团的官员告诉我们，莫克坦会见我们的会议厅是这座大楼里最好的。

莫克坦副秘书长首先对我们一行的到来表示欢迎，简要介绍了他们工作的情况。我说，东盟1967年成立，这是一个创举。在东盟建立之前，该地区某些国家之间关系曾经十分紧张，甚至到了剑拔弩张的地步。但随着东盟的建立，成员国之间有协调机制，关系如此紧张的情况就没有再出现。在1992年我曾随同当时中国外交部部长钱其琛参加过与东盟的对话。中国与东盟的关系发展得很快，1978年中国与东盟的贸易额仅为8.59亿美元，2014年发展到4800亿美元。当然，我们与有些东盟成员国之间也有些分歧。我们对这些分歧正在进行管控。

莫克坦副秘书长很赞成我的看法。他说东盟共同体2015年建成，这是一件大事。共同体的建成会促进成员国之间关系的发展，也会对中国与东盟成员国关系的发展注入新的活力。当然，中国与有些东盟成员国之间有分歧，特别是南海问题。但是南海问题仅仅是局部，而不是全局。

我当即表示非常赞成他的看法。我说，国与国之间关系的好坏关键是看共同利益的多寡。我们与东盟的共同利益毫无疑问远远超过分歧。国与国之间由于不同的历史、文化和传统，政治制度也不一样，出现一些分歧是很正常的。夫妻两人还会闹矛盾，何况是国家之间?

晚上与杨秀萍大使共进晚餐很愉快。我当年在新闻司工作时，她是一个能干的副处长，主管临时来华的外国记者。这项工作很重要，也很敏感，所以杨秀萍经常跑到我们司长办公室汇报情况。当时新闻司的领导都在一个大办公室里办公，尽管有时有点干扰，但好处很多。有什么问题可以立即磋商，集思广益。

5月13日上午，我接受了印度尼西亚美都电视台的专访。美都电视台是2000年成立的电视台，印度尼西亚文的节目占大头。但是老板很有眼光，考虑到中国的国际地位在上升，印度尼西亚又有一个很大的华人群体，在建台之初就设立了华语节目，每天播送半小时，估计观众有几十万人，大部分是华人社会的精英层。这次对我的专访是关于“一带一路”，我较为详细地介绍了习近平主席提出“一带一路”倡议的过程、原因和影响。主持人告诉我这期节目将分两次播出。

5月13日下午，我们驱车去万隆。我曾经访问过印度尼西亚十几次，主要是去了雅加达和巴厘岛，从来没有去过万隆。雅加达和万隆之间有一条高速公路，约有170公里。但交通十分拥堵，我们花了4个多小时才抵达万隆。荷兰殖民主义者统治印度尼西亚300多年，他们不喜欢沿海湿热的气候，把当时的首都定在万隆。因为万隆海拔700多米，属于丘陵地带，气候比沿海舒服多了。我们到达万隆，在旅馆里住下来，明显感到比雅加达要凉爽。

5月14日，我们参观了亚非会议博物馆。那天是基督升天日，也是印度尼西亚的节日。但是亚非会议博物馆的馆长西瑞加是一位前外交官，博物馆属印度尼西亚外交部领导。听说我们要来，他非常重视，牺牲了他的休息日，早晨8点半就在博物馆门前等候我。我们到达后，我专门向他致谢，对他作出这样的安排表示赞赏。进入博物馆后，首先映入眼帘的是用蜡像塑成的万隆会议五个创始国领导人坐在一起开会的场景。这五国的领导人是:印度尼西亚的苏加诺总统、沙斯特罗阿米佐约总理，印度总理尼赫鲁，缅甸总理吴努以及锡兰(今天的斯里兰卡)和巴基斯坦的总理。馆长为我们播放了当时苏加诺致开幕词的讲话录音。苏加诺强调:“这是人类有史以来第一次有色人种洲际会议。”馆长告诉我们，苏加诺是一位善于演说的总统，他的演说很有号召力，这篇讲话受到与会者10次起立鼓掌。搞外交的人都懂得，起立鼓掌是对讲话者的最高礼遇。随后我们步入了万隆会议全体会议的会场。会场不算太大，能容纳400人。会场大体恢复了1955年开会时的原状。

1955年4月举行的万隆会议，是战后国际关系史上一次意义深远的国际会议。亚非地区的29个国家的领导人聚集一堂，他们代表着第三世界。这是第一次没有西方人在场的会议。会议举行时，战后亚非拉争取民族独立和解放的运动方兴未艾。亚非团结，摆脱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统治是亚非拉人民的共同心声。万隆会议本身也就是民族独立和解放运动这股大潮的具体体现。

然而，1955年万隆会议是在复杂的国际背景下举行的。当时，冷战已经开始了，世界分裂为以美苏为首的两大阵营。苏联对万隆会议毫无疑问是支持的，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万隆会议则是反对的，通过各种办法对会议施加影响，力图使会议失败。美国等国的幕后干预，使得亚非会议会场上出现了十分严峻的形势。与会者在会议上展开了激烈的辩论，会议一度濒临破裂的边缘。就在这个时候，周恩来总理挺身而出，在会议上发表了被大家称为会议上最重要的一次演说:

像我在全体会议上已经表示过的那样，中国代表团参加此次会议的目的，是要使我们这次会议和谐地达成协议，而不应该在这里争论各人的思想意识和各国的政治制度，虽然我们各人是有不同的思想意识的，我们各国是有不同的政治制度的。这仍然是我们现在的态度。我将不去争论这个问题。这并不是说我们不能争论这个问题。任何人如果对这个问题有兴趣，我们可以在会外单独同他谈。

昨天，我已经在会外单独同锡兰总理交换过意见。中国代表团不能同意他对于所谓新式殖民主义的解释，但我发现他昨天的发言中有一种积极的建议。我根据他的发言中的积极因素准备了一个提案。既然现在锡兰总理说明，他仅仅是一个声明，而不准备提出什么建议，因此我们也无需提出我们的提案。

昨天和今天我听到了许多代表发表的意见。我也读过八个代表团所提出来的提案。我现在综合大家的意见，提出中国代表团的议案。目前世界的形势的确是紧张的，但是和平并没有绝望，拥护和平的人一天天多起来。29个亚非国家在这里开会，一致呼吁和平，就证明我们所代表的，超过世界人口一半以上的人民是要和平和团结的……证明和平愿望是得到世界上多数国家和人民支持的，也证明战争是可以推迟甚至制止的。既然要谈和平和合作，亚非国家就应该首先撇开不同的思想意识，不同的国家制度等问题，在亚非地区进行国际合作，求得集体和平。

中国不赞成在世界上造成对立的军事集团，增加战争的危险。《北大西洋公约》《马尼拉公约》和其他类似条约，都是我们不赞成的。

这样，我们首先应该确定一些原则，让我们大家来遵守，不进行扩张，也不去颠覆别的国家。如果不确定一些共同的原则，我们如何能够彼此约束?现在拥护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国家一天天多了起来，但是考虑到在座的有些代表说和平共处(coexistence)是共产党的名词，那么我们可以换一个词，而不要在这一点上发生误会。在《联合国宪章》的前言中有和平相处(live together in peace)的名词，这是我们应该能够同意的。

至于五项原则的写法可以加以修改，数目也可以增减，因为我们所寻求的是把我们的共同愿望肯定下来，以利于保障和平。

接着，周恩来总理提出了中国代表团起草的议案。这个议案将连日来各国代表发言中能为大家所同意的共同点做了一个总结:

(1)互相尊重领土和主权完整;

(2)互不采取侵略行为和威胁;

(3)互不干涉或干预内政;

(4)承认种族的平等;

(5)承认一切国家不分大小一律平等;

(6)尊重一切国家的人民有自由选择他们生活方式和政治、经济制度的权利;

(7)互不损害。

周总理还说:“此外，我们在议案中还加上一条，即用和平方法解决国际争端，支持一切正在采取的或可能采取的消除国际紧张局势和促进世界和平的措施。这是能够得到大家同意的。”

周恩来总理这篇讲话使会议出现了转机，真是“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周恩来提出的大家的共同点，深深打动了与会者。即使对周恩来的观点不太喜欢的代表，当时也很难公开反对。会议最后达成了万隆会议十项原则:

(1)尊重基本人权，尊重《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

(2)尊重一切国家的主权和领土完整;

(3)承认一切种族的平等，承认一切大小国家的平等;

(4)不干预或干涉他国内政;

(5)尊重每一国家按照《联合国宪章》单独地或集体地进行自卫的权利;

(6)不使用集体防御的安排来为任何一个大国的特殊利益服务，任何国家不对其他国家施加压力;

(7)不以侵略行为或侵略威胁或使用武力来侵犯任何国家的领土完整或政治独立;

(8)按照《联合国宪章》，通过谈判、调停、仲裁或司法解决等和平方法，以及有关方面自己选择的任何其他和平方法，来解决一切国际争端;

(9)促进相互的利益和合作;

(10)尊重正义和国际义务。

亚非会议博物馆把十项原则雕刻在一块铜牌上。

亚非会议对战后民族解放运动的发展起到了强有力的推动作用。争取民族独立和解放的大潮是进步的大潮、希望的大潮、光明的大潮。这股大潮推动了亚非拉数以十亿计的人民摆脱了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统治，也改变了世界的格局。

我问馆长，当年中国代表团坐在什么地方，周恩来总理坐在什么地方。馆长显然是有备而来，他说当时中国代表团按照字母顺序坐在会场左侧第二排。周总理坐在第二排左数第四个位置上。我来到了第二排，找到了周总理当时坐的地方。我在这个座位上照了一张相。我们代表团成员还走到了当年周总理发表讲话的讲台上，在那里照了一张相。

万隆会议是我撰写的外交案例之一，我对这一段历史做了一些研究。万隆会议是周恩来总理一生外交上最辉煌的篇章之一。1955年周恩来总理57岁，他1953年12月提出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在一年半的时间里，这五项原则得到亚非国家广泛的认同，并全部包括在万隆会议十项原则之中。中国人提出的倡议在这么短的时间里被国际社会所接受，周总理是走在时代潮流前列的。他的睿智、远见和临场应变的能力结合在一起，发表了那篇使会议离开破裂的险境走向成功的讲话。这是中国对战后国际关系进步作出的重大贡献。由于周恩来总理在万隆会议上的杰出表现，他被誉为20世纪最杰出的外交家之一。

西瑞加馆长对我们说，亚非会议种下了不结盟运动的种子。1961年不结盟运动的诞生就是万隆会议的延伸。万隆会议十项原则的第六条就是:“不使用集体防御的安排来为任何一个大国的特殊利益服务。”不结盟运动在冷战时期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在我的外交生涯中，我分别在纽约和日内瓦从事了13年的多边外交，深深懂得不结盟运动在战后国际关系中所发挥的作用。中国还同不结盟运动建立了特殊的关系。我们当时对不结盟运动的负责人说，中国奉行的就是不结盟政策，这也得到了他们的认可。我们总结了同苏联结盟的教训，在改革开放后提出了不结盟的原则。其实早在万隆会议上周总理的讲话中，不结盟的思想就初见端倪，你不能不佩服周恩来总理的远见。即使在当时中国同苏联已经结盟的情况下，不参加军事集团的思想已经非常明确。也正是在这个思想的指导下，中国没有参加华约集团。

亚非会议博物馆是中国外交官有机会就应该去的地方。外交智慧是不断积累的，我们必须从前人成功的外交案例中汲取智慧，来帮助我们妥善处理中国在前进过程中所面临的各种外交难题。

5月14日午餐后，我们驱车返回雅加达。由于这一天是印度尼西亚的假日，郊区高速公路比较通畅，我们仅花了2个半小时就回到了雅加达。

当晚，我们与负责接待我们的沈敏娟参赞举行了工作晚餐，对这次访问进行小结。大家一致认为，我们这次对印度尼西亚的访问尽管时间很短，但与印度尼西亚方面的交流是有成效的。

5月15日上午，我们离开饭店去机场，经新加坡返回北京。在飞机上，我查阅了这次访问期间的笔记，深深感到在亚洲崛起的大背景下，习近平主席十分重视与周边国家的关系，提出“亲、诚、惠、容”的四字方针是非常及时的。亚洲在全球中的地位在上升，亚洲对中国的重要性也在上升。要实施习近平主席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印度尼西亚显然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国家，我们要增强同印度尼西亚的来往。现在我们留学印度尼西亚的学生并不多，这是一个缺陷，应当鼓励有志于发展中国与印度尼西亚关系的青年到印度尼西亚留学，熟悉印度尼西亚的情况。中国与印度尼西亚之间的合作要有人去做，特别是了解双方情况的人，中国与印度尼西亚的合作一定能够越做越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