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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拉伯社交媒体的极端化现象刍议

时间:2022-08-29 百科知识 版权反馈
【摘要】:曾一度在阿拉伯剧变之初发挥了积极作用的社交媒体,随着局势的变形与进一步恶化,开始呈现出诸多极端化的特征。阿拉伯社交媒体的极端化现象,最主要地表现在极端组织对其进行的有效运用。截至目前,“伊斯兰国”武装在社交媒体上对西方国家共发动了120次宣传活动,其中27%用英语,15%用俄语,13%用法语,3%用德语。

李睿恒[2]刘欣路[3]

曾一度在阿拉伯剧变之初发挥了积极作用的社交媒体,随着局势的变形与进一步恶化,开始呈现出诸多极端化的特征。这一方面表现为社交媒体作为一种新技术和新手段开始被极端恐怖组织等势力所加以有效运用,另一方面则表现为社交媒体上的传播内容被极端化。本文拟以“伊斯兰国”武装为例,归纳以其为代表的阿拉伯极端恐怖势力对社交媒体极端化运用背后所表现出来的主要特点,分析该现象得以在阿拉伯社交媒体上存在并壮大的原因与本质,并进一步就如何应对这一极端化现象提出自己的看法与思考。

阿拉伯,社交媒体,极端化,“伊斯兰国”武装

2010年以来爆发的阿拉伯剧变呈现出了许多全球化背景下政治运动的新特点,其中最引人关注的就是推特(Twitter)、脸书(Facebook)等社交媒体在其中发挥的作用,有人甚至将这次剧变定义成一场“网络之战”。通过新兴的社交媒体,阿拉伯人突破了固有局限的社会交流模式,普通民众的思想得到了进一步解放,传统的社会与政治观念也在悄然改变,阿拉伯世界变得更为开放与包容。[4]更重要的是,新技术的出现与发展催生了网络政治空间与网络政治手段,以青年为主的新兴反对派从中涌现,阿拉伯专制政权应对乏术,相继倒台。但随着局势的进一步发酵,阿拉伯社交媒体的运用和这场剧变一样开始有所变味,曾一度具有进步意义的现代技术手段,开始被“伊斯兰国”武装等极端势力所运用,出现极端化的现象,面临被极端化的威胁。

阿拉伯社交媒体的极端化表现

阿拉伯社交媒体的极端化现象,最主要地表现在极端组织对其进行的有效运用。以极端组织“伊斯兰国”武装为例,主要呈现为以下几个特点:

首先,用户数量庞大,区域分布集中。为进行恐怖主义宣传,“伊斯兰国”武装在社交媒体上注册了大量账户,据布鲁金斯学会调查统计,仅2014年9月至12月期间,“伊斯兰国”武装的支持者就控制了超过4.6万个推特(Twitter)账号,并且这一数字还在不断升高。根据推特(Twitter)账号发布的卫星定位统计来看,这些支持“伊斯兰国”武装的账户区域分布相对集中,大部分都来自极端组织控制下的叙利亚与伊拉克地区,其余则主要来自沙特、埃及、科威特等周边国家。一份对支持“伊斯兰国”武装的推特(Twitter)用户进行的抽样调查显示,3700名用户中23.8%来自沙特,13.9%来自叙利亚,12.4%来自伊拉克,占到了总数的一半,埃及、科威特则分别占其中的8.9%与8.2%。[5]庞大的社交媒体用户数量构成了极端组织网络宣传强有力的一个基础,相对集中的地域分布则为其带来了较为集中的宣传效果。

其次,国际化程度高,受众面积广。据统计,除了主要使用阿拉伯语外,在支持“伊斯兰国”武装的推特(Twitter)用户中,每五个人就有一个用英语来发布消息、进行转载。在前文提到的3700名推特(Twitter)用户的统计中,11.2%的用户来自美国,3.8%来自英国。同时,“伊斯兰国”武装在网络宣传时还采用了“市场细分”的策略,面对不同的受众,宣传部门会选择相应的语言以实现有效的投放效果。截至目前,“伊斯兰国”武装在社交媒体上对西方国家共发动了120次宣传活动,其中27%用英语,15%用俄语,13%用法语,3%用德语。此外,统计发现,每个支持“伊斯兰国”武装的推特(Twitter)账号平均都有超过1000个粉丝,其中有500个至2000个账户处于异常活跃的状态,大量发布与分享极端组织的恐怖信息。[6]此外,“伊斯兰国”武装还开发了相应的新媒体客户端,其中最成功的是一个名为“福音的黎明”的阿拉伯语推特(Twitter)应用。该应用于2014年4月投入使用,下载后,用户需提供一定的个人信息来完成注册,随后该应用会将信息点对点地以私信传送至用户的推特(Twitter)账号。极端组织利用了媒体传统管控方式的漏洞,多语言、大范围、点对点地在社交媒体上进行了有效的极端主义宣传。

最后,恐怖威慑与现代流行手段并用。“伊斯兰国”武装利用这些社交媒体账号大量传播恐怖视频与图片,以起到威慑恐吓、振奋军心的作用。“伊斯兰国”武装就曾分别于2014年8月与2015年初在推特(Twitter)、脸书(Facebook)与优兔(YouTube)上大肆转发美国记者詹姆斯·福利、日本人质与约旦飞行员卡萨斯贝等人被斩首的视频,引起了世界的广泛关注。更重要的是,“伊斯兰国”武装开始运用一些现代的流行文化元素来宣扬其反现代的极端主义主张。根据布鲁金斯学会对“伊斯兰国”武装发动的845次宣传活动进行的量化分析来看,超过15%的内容都是直接受现代流行文化中的电影、电子游戏和音乐视频的启发制作而成,这些内容随后会被发布在社交媒体上转载。通过模仿《电锯惊魂》、《V字仇杀队》、《使命召唤》和《侠盗猎车手》等流行电影与游戏中的场景,“伊斯兰国”武装赋予了恐怖活动一种时髦感与文化上的亲近感。除了血腥刺激的成分外,一些账号还会发布诸如在“伊斯兰国”、“炫富”、“晒爱情”、圣战分子帮助老弱病残等和日常生活直接相关的温馨内容。甚至在部分宣传片中,“伊斯兰国”武装被描绘成一个当地居民和外籍“圣战分子”相处融洽,充满摩天轮和棉花糖的童话世界。通过打造一个乌托邦式的幻境,“伊斯兰国”武装制造了年轻人或生活失意群体对它的认同感,吸纳了大量来自世界各地的新成员与居民。[7]

阿拉伯社交媒体极端化现象的原因探析

阿拉伯国家社交媒体极端化现象背后的本质,是社交媒体被极端组织工具化。极端化现象的出现,是由技术进步及社交媒体自身所具有的特点所决定的,但社交媒体根本上只是工具与手段,孕育极端暴力思想的现实环境才是问题产生的真正根源。

第一,就社交媒体而言,它具有成本低、即时性高、互动性强、受众范围广、信息易扩散等优势。这些优势充分博得了极端组织的青睐。“伊斯兰国”武装在以推特(Twitter)和脸书(Facebook)为代表的社交媒体上快速扩大传播范围,多平台、多账号地发起相关话题讨论,吸引了大量的年轻人与生活失意群体,培养了大批的用户与粉丝,给有效监管造成了很大阻碍。此外,与传统网站不同,社交媒体更具有开放、灵活、自由与隐蔽的特点,账号的申请无需提供完整详细真实的信息。这些特点有助于极端组织节省成本,隐藏身份并保护自己,即使被封号注销,也可以轻而易举地实现卷土重来。

第二,也是根本性的,阿拉伯世界面临的结构性问题与阿拉伯剧变的失败,都为社交媒体极端化现象的出现提供了合适的土壤。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阿拉伯世界经历了失败的现代政治转型与工业化进程,威权政治缺少弹性,无法应对社会新的政治需求;经济上,工业化程度低,贫富分化严重,贫困率与失业率的不断增高进一步加剧社会矛盾;外交上,1967年与1973年中东战争的惨败使得埃及退出阿拉伯阵营与以色列签署和平协议,成为美国的依附,极大地削弱了逊尼派阿拉伯国家的力量,动摇着人们对民族主义的信念。什叶派伊朗的崛起进一步加剧着这种衰弱。以沙特为首的海湾国家依附于美国的发展模式以及海湾战争时期美国在沙特的驻军,都违背了阿拉伯人的民族情感与宗教情绪,引发了民众的不满。进入21世纪后,美国入侵伊拉克再次引起阿拉伯世界的民愤;2010年以来,阿拉伯剧变的不断变形与失败,不仅没有解决阿拉伯世界固有的问题,反而进一步加剧了它的虚弱与分裂,带来了新的问题。旧的历史症结与新的现实困境在阿拉伯普通民众,尤其是生活失意的年轻群体中创造了意识形态的真空,民族主义与民主思想等世俗思潮难以找到现实成功模式的代理人,失业、贫困、饥饿等现实问题的急迫性使得伊斯兰极端主义成为可以接受的对象,填补了人们思想上的空白。有阿拉伯学者就此指出,“伊斯兰国”武装等极端组织之所以能够对社交媒体进行有效的运用,很大程度上正是其充分利用了恶劣的社会现实基础下民众空白虚无的心理,借社交媒体等现代技术的优势,实现其有效的传播与动员。[8]

阿拉伯社交媒体的极端化现象:威胁与应对

“伊斯兰国”武装有效地运用社交媒体完成了其传播推广、吸纳成员与恐怖威胁等一系列任务,巩固与充实着其所建立的“哈里发国”。需要指出的是,阿拉伯社交媒体的极端化现象所造成的影响将不仅局限于阿拉伯世界,而是有可能带来多方面、全球性的后遗症与威胁。

首先,伊斯兰极端主义思想有着进一步扩散的风险。阿拉伯剧变后“伊斯兰国”武装的坐大及其快速的“建国”行为,本身就在很大程度上向外界宣扬着一种建立模式、提供典范的强大形象。大国在打击“伊斯兰国”武装问题上的徘徊不定与政策分歧,使得“伊斯兰国”武装的势力从侧面进一步得到了加强;伊拉克战争后,大量谋职于前萨达姆政权的逊尼派军官与技术官僚纷纷加入“伊斯兰国”武装,这些人凭借着专业的学科知识与丰富的治国经验,使得“伊斯兰国”武装对现代技术的运用不断实现“规模化”与“专业化”,利用社交媒体受众范围广与信息易扩散的特点,有体系、分重点地宣扬着“伊斯兰国”武装的“丰功伟绩”及其极端的意识形态思想,以进一步吸引与招纳更多的支持者及成员。

其次,地区与他国安全形势面临恶化的可能。有学者指出,伊斯兰极端主义利用宗教来表达诉求,宗教往往只是名义,真正导致暴力的实际上是某种切实具体的政治、经济与社会诉求,而非宗教本身。[9]可以说,思想传播的基础是相应的社会现实,当社会问题与矛盾积蓄到一定的程度,思想的流入就容易激化并引爆这种矛盾。阿拉伯剧变虽然覆盖中东地区的多个国家,但这些国家却并未成功实现所谓的“变革”与“进步”;相反,政治环境的进一步恶化转而给极端思想的滋生与传播提供了新的土壤。同时,以肯尼亚、坦桑尼亚、尼日利亚等国为代表的中东地区外的许多国家也同样面临着和阿拉伯国家类似的社会结构性问题;西方世界穆斯林群体生活水平低下与被边缘化的社会状况也在加剧着西方世界内部的社会矛盾。社交媒体的开放程度高、流动快捷方便与跨国家的特点,在“伊斯兰国”武装专业的运营下,很容易使极端思想在前述的这些国家与穆斯林群体中获得市场,从而将其拖入政治动荡与恐怖活动的渊薮,导致国家及其周边安全形势的恶化。

最后,恐怖主义变形,加大反恐工作难度。与以往的恐怖组织不同,“伊斯兰国”武装首次高度运用了“敌人”的手段、语言与文化来进行恐怖与极端主义的宣传,给安全与情报部门的传统反恐手段形成了全新的巨大威胁与挑战。这一方面表现为社交媒体信息的碎片化与易扩散特点导致的难以跟踪,另一方面表现为社交媒体点对点交流的私密性特点导致的无法跟踪。有学者指出,反恐战争将演化为一场数字化与传播领域内的斗争。

破除社交媒体的极端化及其带来的上述挑战是一个系统性工程,需要利益相关各方共同进行研究与筹划,找到解决办法。其中,首要相关的就是以推特(Twitter)、脸书(Facebook)等为首的社交媒体公司。面对一个全新的恐怖主义领域,相较于政府的情报与安全部门,社交媒体公司更能直接有效地把控社交网络的动向与变化。面对社交媒体在阿拉伯世界的极端化倾向,这些公司有义务与责任适当暂停或关闭一些相关的应用,对涉恐、涉极端思想的言论与内容加以监控并限制。然而,受现代公司商业化运作模式的限制与美国言论自由政策的影响,社交媒体公司往往没有动力与必要来参与这场全新的反恐战争。

事实上,社交媒体公司的不作为在深层次上所反映出来的问题,是美国政府新自由主义带来的逻辑困境。20世纪初威尔逊总统提出的“民族自决”原则,是旨在挑战以欧洲为核心的世界殖民贸易体系,来捍卫美国的“国家利益”。这套普世性的话语本质上并未跳脱出欧洲旧有的民族国家观念,其核心是一套基于美国现实政治经济利益的财产所有权,自由与平等只是美国在世界范围内争夺所有权的一套排他性话语,无法在真正意义上完成普世性的兑现。[10]虽然美国陆军早在2009年就设立了网络和社交媒体部公共事务办公室,并随后于2010年出台了《社交媒体官方使用标准化操作程序》等文件,与推特(Twitter)、脸书(Facebook)等社交媒体建立联系,研发专门的搜索引擎对社交网络动向进行排查监控,但内政外交中自相矛盾的意识形态困境,使得美国政府在面临“伊斯兰国”武装及其对社交媒体的极端化运作时捉襟见肘,无法在政策与行动上做出切实有效的回应与打击。

阿拉伯社交媒体的极端化现象,本质上是以美国为主导的世界秩序结构性危机在现代通信技术发展过程中一个具体反映。这一危机在中东集中表现为阿拉伯国家的现代化失败与集体性衰弱所导致的宗教极端主义在地区与全球范围内的扩散。破除阿拉伯社交媒体的极端化,需要利益相关方在具体策略上协调配合,齐心协力共同开展一场综合性的网络治理运动,但根本上却需要我们转变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的政治霸权思维,构建一个更加公正、公平、合理的世界政治经济新秩序,从根源上消除这种极端化的土壤。

【注释】

[1]本文为北京市社会科学基金研究基地项目(项目编号14JDZHB003)的部分研究成果,并获得北京市高等学校青年英才计划(项目编号YETP0827)的支持。李睿恒,北京外国语大学阿拉伯学院2014级硕士研究生。刘欣路,北京外国语大学阿拉伯学院副教授,中国文化走出去协同创新中心研究员

[2]*本文为北京市社会科学基金研究基地项目(项目编号14JDZHB003)的部分研究成果,并获得北京市高等学校青年英才计划(项目编号YETP0827)的支持。李睿恒,北京外国语大学阿拉伯学院2014级硕士研究生。刘欣路,北京外国语大学阿拉伯学院副教授,中国文化走出去协同创新中心研究员。

[3]*本文为北京市社会科学基金研究基地项目(项目编号14JDZHB003)的部分研究成果,并获得北京市高等学校青年英才计划(项目编号YETP0827)的支持。李睿恒,北京外国语大学阿拉伯学院2014级硕士研究生。刘欣路,北京外国语大学阿拉伯学院副教授,中国文化走出去协同创新中心研究员。

[4]刘欣路:《阿拉伯国家社交媒体总体发展特征分析》,《对外传播》2013年第11期。

[5]Javier Lesaca,On socialmedia,ISISusesmodern cultural images to spread anti-modern values,http:// www.brookings.edu/blogs/techtank/posts/2015/09/24-isis-social-media-engagement.

[6]J.M.Bergerand Jonathon Morgan,The ISISTwitter census:Defining and describing the population of ISIS supporters on Twitter,Center for Middle EastPolicyatBrookings,March 2015,p.12.

[7]Kevin Sullivank,Life in the“Islamic State”:Spoils for the rulers,terror for the ruled,http:// www.washingtonpost.com/sf/life-in-the-islamic-state/2015/10/01/overview/.

[8]苏库特·苏提瓦尔特:《圣战主义者的当下圈套》,《阿拉伯的未来》(阿拉伯语期刊),2015年第8期。

[9]丁隆:《“圣战世界”的暴力逻辑》,《世界知识》2015年第10期。

[10]殷之光:《伊斯兰的瓦哈比化:ISIS的不平等根源与世界秩序危机》,《文化纵横》2015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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