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辩证法与偶然唯物论

时间:2022-08-28 百科知识 版权反馈
【摘要】: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辩证法为阿尔都塞的偶然唯物论提供了理论支持。阿尔都塞的偶然唯物论依傍马基雅维利对“新君主的诞生”等政治实践的阐释而展开。阿尔都塞认为,世界历史进程自身带有诸多不确定因素,而无产阶级的政治实践则是要善于把捉和利用“偶然性”所造成的社会结构的虚空状况,从而力促社会结构的重构。

如前所述,阿尔都塞认为,马克思辩证法区别于黑格尔辩证法的真实环节在于马克思辩证法的“规定性”与“特殊结构”,即用结构性逻辑取代时间逻辑。纵观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与实践的历史,我们可以明确地观察到,对马克思辩证法的结构性的阐释是有着真切的现实关怀。不仅是后期的马克思、恩格斯,而且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对此也形成了理论自觉。后期马克思、恩格斯在欧洲无产阶级革命屡遭失败之后,开始将目光转向东方,这种“转向”不仅是地理上的空间转换,更是理论与实践上的空间逻辑转换。按照马克思、恩格斯的理论构想,欧洲将迎来无产阶级革命的浪潮。这种理论构想的前提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随着时间逻辑的演进而必然遭受自身不可调和的矛盾,而无产阶级将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爆”中实现自身。现实的背道而驰以及理论的变异(第二国际的经济决定论)使得这种时间逻辑主导的理论构想遭到巨大的挑战。

面对理论与现实的双重困境,马克思、恩格斯将兴趣转向东方社会。东方社会形态本是在马克思、恩格斯的时间逻辑之外,但其作为世界历史不平衡发展的形式,为马克思主义寻找新的理论与实践的突破口提供了契机。这在列宁的理论阐释中得到了具体表现。列宁著名的“帝国主义发展的不平衡”以及“最薄弱环节”,在阿尔都塞看来,这些都是马克思辩证法结构性逻辑所标识的“不平衡”与“差异化”的具体表现。

以此为契机,阿尔都塞认为,马克思辩证法的结构性逻辑对不平衡及差异的描述,在具体的政治实践中则表现为对事件及形势的把握。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辩证法为阿尔都塞的偶然唯物论提供了理论支持。

晚期阿尔都塞为了现实的政治实践而寻求理论突破,提出了偶然唯物论。借助于马克思博士论文中对伊壁鸠鲁的讨论,阿尔都塞指出:“世界的起源以及随之而起的所有现实和意义都源于一种偏斜;不是理性或者原因,而正是那种偏斜是世界的起源。”[23]而“偏斜”在阿尔都塞看来是一种偶然事件,是原子平行下降运动中不平衡及差异化的结果。同时,在论述“偏斜”与“事件”时,阿尔都塞借助马基雅维利的思想资源。因为在阿尔都塞看来,马基雅维利的思想任务与无产阶级政治实践的理论要求是一致的,都是要首先通过理论的努力来清除当时代的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建立一个崭新的世界。而且马基雅维利为追求一个新的“开始”而对“偶然性”与“偏斜”的阐释,并非是笛卡尔式的寻求一种哲学式的“起点”,而是依傍“新君主”的政治实践展开的。这在阿尔都塞看来尤为重要,因为无产阶级所要开创的新形势亦是在无产阶级的政治实践中同时展开的,而不是一种纯粹理论式的说教。在这个意义上,要探究阿尔都塞偶然唯物论对“偶然性”的阐释,还应回到马基雅维利的思想视域中去。

偶然唯物论,其“偶然”并非与“必然”相对,而是源自马基雅维利视域中的“偶然”:“在文艺复兴的佛罗伦萨智识界,accidente这个术语的使用既是中世纪经院思想的残余,又是亚里士多德主义在当代复活的表现。在亚里士多德学派和托马斯主义的思想中,‘偶然的’所表示的意思与‘实体的’所表示的意思相对。”[24]在亚里士多德思想中,“实体”是指不依靠他物而自身存在,是一种自我圆满的存在。而在阿尔都塞看来,“实体”概念所表征的是一种本质的、固定的存在方式,这对马基雅维利的政治实践而言,都是必须清除的路障,所以,“偶然性”便成为马基雅维利的思想武器,以此来击碎马基雅维利时代意大利的巨大意识形态障碍。同理,阿尔都塞借用马基雅维利的“偶然性”来为无产阶级的政治实践服务,因为无产阶级政治实践的首要任务是冲破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牢笼。这就需要一种“偶然性”因素来扰乱整个资产阶级生产和社会结构的秩序,而无产阶级的政治实践则顺势展开。

在此,偶然唯物论便与马克思辩证法是异曲同工,都是在反对一种本质的、实体的历史解释模式,通过借助于不平衡、差异化、相遇、事件等概念,在结构性逻辑的主导下展开政治实践。阿尔都塞的偶然唯物论依傍马基雅维利对“新君主的诞生”等政治实践的阐释而展开。马基雅维利“君主实践”的关键词是相遇与形势,通过对现实条件与政治形势的把握,促成政治实践的成功。晚期马克思对东方社会及俄国革命的关注,表现了马克思对政治实践的重新思考。当然,这种思考还直接涉及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分析,以及对俄国公社的分析。如前所述,俄国作为帝国主义发展不平衡及“最薄弱环节”,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历史进程的异质性存在,而这在列宁看来,正是突破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有效途径。而这在偶然唯物论的视域中则是对“相遇”与“形势”的把握,阿尔都塞认为“这种薄弱状况是以下这种特殊环境中产生出来的,即当时可能产生的各种历史矛盾在一个国家中得到了积聚和激化[25]。当各种历史矛盾相遇,政治实践的条件便具备,使无产阶级把握这种“形势”并实现“无产阶级”与“各种矛盾”的“相遇”。这种“相遇”,在阿尔都塞看来,便是辩证法结构性逻辑所呈现出来的。按照黑格尔辩证法时间逻辑,不同的“历史矛盾”是不可能会“积聚”在同一个时期而是历史阶段性产生的,所以黑格尔的历史观是时间线性发展的。而无产阶级政治实践则必须避免这种时间线性发展的辩证法,第二国际的改良主义便是犯了此等错误。阿尔都塞认为,世界历史进程自身带有诸多不确定因素,而无产阶级的政治实践则是要善于把捉和利用“偶然性”所造成的社会结构的虚空状况,从而力促社会结构的重构。其实,马克思在1871年4月17日致库格曼的信中便论述过:“如果斗争只是在有极顺利的成功机会的条件下才着手进行,那么创造世界历史未免就太容易了。另一方面,如果‘偶然性’不起任何作用的话,那么世界历史就会带有非常神秘的性质。这些偶然性本身纳入总的发展过程中,并且为其他偶然性所补偿。”[26]在马克思看来,“偶然性”其实是社会现实的一部分,它作为一种“征候”,恰好反映出了整个社会现实内部自身存在的问题。列宁在《远方来信》(第一封)中亦论述过这种社会现实:“奇迹在自然界和历史上都是没有的,但是历史上任何一次急剧的转折,包括任何一次革命在内,都会提供如此丰富的内容,都会使斗争形式的配合和斗争双方力量的对比出现如此料想不到的特殊情况,以致在一般人看来,许多事情都仿佛是奇迹。”[27]列宁认为,这些“料想不到的特殊情况”并不是社会历史与现实中的“奇迹”,而是社会历史与现实内部各种力量因素相互“配合”与“斗争”的结果,它们实实在在地是社会历史与现实的内容,只是其出场方式的独特而已,而任何独特方式都是一种依赖形式而已。

这些都是晚期阿尔都塞提倡偶然唯物论的重要理论资源。无产阶级政治实践的条件只能靠阶级自身去发掘和实现,任何依靠历史进程而自身具备政治实践条件的设想,在阿尔都塞看来,不是神秘主义便是历史决定论,这对于无产阶级的政治实践而言,便是不切实际的乌托邦。阿尔都塞深谙其理,只有将政治实践的辩证法由时间转向结构,在社会同一空间的多元因素的相遇下,洞察到政治实践的有效形势,无产阶级的革命才能突破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襁褓。因为“相遇”与“形势”为无产阶级的政治实践提供了一种思考方式:“不仅思考历史的现实,而且首先思考政治的现实;不仅思考现实的本质,而且首先思考实践的本质”。[28]所谓“政治的现实”与“实践的本质”,列宁的理论与实践表现得尤其典型。“列宁在政治实践中所遇到的帝国主义,是以现实存在的形式,即作为具体的现在而出现的。历史理论家或历史学家所接触的帝国主义,则是以另一种形式,即以非现实和抽象的形式而出现的……列宁完全懂得,他要改造的社会现实是帝国主义发展的产物;否则,他就不是马克思主义者了。但是,他在1917年革命中的对象不是一般的帝国主义,他面对的是俄国的具体形势和环境,是据以确定他的政治实践的‘现阶段’……在这个世界里,在这个唯一可能存在的具体世界里,在这个‘现阶段’的真实世界里,列宁分析了这个世界的特殊结构,分析了决定着一切革命实践胜败存亡的主要纽带、环节和战略要害,分析了一个特定国家(既是帝国主义国家,又是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国家)在主要矛盾已处于一触即发的情况下各种矛盾的典型态势和典型关系……它们分析了一个具体环境的结构,并把这个结构中的各种矛盾转移和压缩成一个独特的统一体,而这个统一体就是1917年2月到10月的政治行动即将进行改造的那个‘现阶段’。”[29]列宁正是在思考了当时俄国的具体现实之后,在各种“事件”与“形势”相遇之后,无产阶级政治实践才得以顺利展开并取得胜利。

为此,阿尔都塞认为,相遇是社会结构理论和无产阶级政治实践所不可或缺的唯物辩证法的独特形式。这种独特形式表现在马克思毕生致力于无产阶级与“哲学”的相遇。马克思在分析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与社会结构时指出,生产资料与劳动力的分离是资本主义社会的秘密所在,这种“分离”使得工人彼此分工、互不关联且处于异化状态。马克思的分析在于揭露只有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与社会结构中制造一种相遇,即生产资料与劳动力的相遇,使得工人能够消除异化,所以马克思力主消灭分工、消灭私有制。马克思的努力在于,使得处于相互分离的工人能够发生真实的联系,打破僵硬的社会分工,形成阶级意识,形成无产阶级,从而创造一个新世界。由此可见,无论是早期马克思的《巴黎手稿》还是晚期的《大纲》以及《资本论》中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分析,其目的都在于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制造一种“偏斜”、一种“相遇”,从而打碎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结构。

可见,阿尔都塞的偶然唯物论的理论与实践旨趣都在于避免对社会历史进程做历史决定论的解释,避免辩证法的时间逻辑对无产阶级政治实践的误导。在阿尔都塞看来,无产阶级的政治实践是由多元结构决定的,这些因素在结构性逻辑的支配下实现相遇,从而进行有效的政治实践。马克思的理论正如他对辩证法的理解,即不崇拜任何东西,按其本质来说,它是批判的和革命的,任何导向革命的偶然性现实因素都应该纳入社会的总进程中,并且通过这种“异质”因素的介入而促成形势的转变。而这是辩证法与阿尔都塞偶然唯物论的关联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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