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型社会的提出

2005年10月11日，十六届五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的建议》(以下简称《建议》)，《建议》首次把建设资源节约型社会和环境友好型社会确定为我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中长期规划的一项战略任务。《建议》明确提出，要把节约资源作为我国的基本国策，加快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2007年以来，中央出台了一系列相关政策、措施加快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的建设步伐，与此同时，全国各省市也响应中央号召，大力开展相关建设工作，建设“两型社会”已成为全社会的共识。

1） 可持续发展观是提出“两型社会”的理论基础

“可持续发展”是20世纪70年代提出的一种旨在协调人类社会与自然的关系，在人类发展与自然之间找到合适的平衡点，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新理论。至今已经被国际社会广泛接受，尤其是环境保护人士对其十分赞同，是一种全新的发展模式及符合伦理的规范。可持续发展指的是满足当代人需求又不损害后代人满足其需求能力的发展，体现人与自然关系的和谐及人类世代间的责任感。21世纪人类社会面临控制人口增长、合理利用自然资源、抑制环境恶化、促进社会进步与可持续发展等一系列问题。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全球环境依然在不断恶化，我们在实现一个更加可持续发展未来的过程中面临着协调环境与发展关系以及保护环境的新挑战。可持续发展理论要求在发展经济的同时充分考虑环境、资源和生态的承受能力，坚持走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实现经济发展和人口、资源、环境相协调，实现资源的永续利用，实现社会的永续发展。

构建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的理念正是建立在可持续发展观的基础之上，要求全社会节约资源、减少污染、保护环境，实际上就是体现可持续发展的伦理观，也意味着我们开始着手完善并促进一种可以继续生存的生态道德观念。可持续发展战略已经成为我们的国策，也是构建资源节约型与环境友好型社会的理论基础。

2） “两型社会”的提出是探索内生型发展模式的战略需要

30年来的中国改革，走了一条从点到面，从局部到全局，从单一改革到全面改革的改革路径。2007年12月14日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正式发文，批准武汉城市圈与长株潭城市群成为“全国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建设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这是继2005年、2006年4月、2007年6月上海浦东新区、天津滨海新区和成(成都)渝(重庆)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后，国务院批准的第四个位于中部的国家级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选择中部地区作为“两型社会”建设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是寻求内生型经济的发展模式的战略需要。时任湖北省社会科学院院长赵凌云指出：“以前的综合改革试验主要是在沿海地区进行的，获得的经验主要是基于对外开放、吸引外资的‘外向型’经验。”赵凌云认为，“外向型”改革经验固然重要，但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大国，立足于本土资源开发的内生型改革经验同样重要。中部地区能源、劳动力资源丰富，人口密集、本土市场潜力大等优势，都为建立内生型发展模式奠定了基础。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孙晓郁在考量武汉城市圈后，也建议其定位在建设成为我国内陆地区最大的满足内需为主的生产要素和产品服务的市场中心，即中部地区的优势主要体现在国内市场的优势。

中部地区计划经济积累的体制性障碍比较突出，受地理位置的制约，相对远离国际市场，经济外向度低，经济发展主要依托国内市场。另一方面，中部地区是我国人口密集区和国内市场腹地，是启动内需和促进消费的关键区域。通过武汉城市圈和长株潭城市群综合配套改革试点，有利于加快中部地区发展，带动城乡居民收入更快增长，加快消费品产业的集聚升级，培育消费需求，探索以内需特别是消费拉动为主的经济增长模式。有关人士分析认为：“选择武汉和长株潭作为新综改试点，可以破解目前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与资源、环境的矛盾日益尖锐等诸多深层次的体制机制障碍，通过综合配套改革来实现体制机制的整体创新，其改革试验具有全局影响和意义。”

3） “两型社会”的提出是改革步入“深水区”的新课题

应该看到的是，以资源节约、环境保护的要求，实现协调发展，对宏观如政府职能、产业布局、基础设施建设、循环经济模式等，微观如集约用地、生态环境补偿与约束、企业运作等，都提出了新的课题。改革逐渐步入“深水区”，新区要解决的问题，与早期设置的、旨在招商引资以探索经济增长模式的“特区”等相比，情况远为复杂。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环境和资源遭到越来越严重的破坏，人类已经不同程度地尝到了环境破坏的苦果，人与自然之间的矛盾日益尖锐。在资源贫乏、人口众多的中国，传统粗放型的经济增长方式大量浪费有限的资源，并且排放出大量的污染物，造成了资源短缺和环境污染的严重后果。

在江浙、广东、福建等沿海一线，也就是改革开放以来发展最快的地区，经济的发展，是以高能耗、高污染、高成本为代价的。目前，该区域一些地方的人们，开始为这种欠缺效率的开发付出代价。2007年的太湖蓝藻暴发，无锡数百万市民就曾不得不面对“臭水”。这种发展模式，大肆浪费资源，加重了环境保护的压力。而实现治理，成本更是巨大的。比如广东珠江治污，按照规划，从2002—2010年，广州市投入的治理资金就将高达445亿元。这种发展模式之所以能风行一时，就在于其见效快。“高成本”的高，主要是指日后的环境成本高，生产过程中的成本其实是比较低的。早期忽略“高”而选择“低”的做法，赢得了市场竞争机会，获得了经济的快速发展，但同时也催生了恶性循环。要改变这种“高投入、高消耗、高污染”的生产模式和消费模式，必须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构建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在党的十七大会议上，胡锦涛同志提出要坚持科学发展观，建设“生态文明”。武汉城市圈和长株潭城市群被批准成为“资源节约型与环境友好型”新区，在发展模式上就是要为其他地方探索出一条路径，以优化结构、提高效能，实现产业发展与环境保护的对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