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管理与社会建设的提出

（一）社会管理

人类系统全面的社会管理始于近代。西方主要发达国家在经历了自由主义、福利国家的种种弊端之后，根据解决市场调节与国家干预的现实需要做出了分权化的管理取向改革^[1]。对于我国，“社会管理”作为一个相对独立的概念及其所涵盖的知识体系，伴随社会转型而启动，形成于20世纪80年代初期^[2]。

社会管理的概念，基本是从论述政府、市场与社会三者之间的关系变迁为进路阐释^[3]，社会管理的结构性前提是社会三大部门——政府组织、营利组织和社会组织的构成状况及其相互关系^[4]。在此基础上，社会管理是为了维护社会秩序，对公民社会领域的社会组织、社会事务和社会活动进行规范和协调的管理过程。社会管理的内容大致包括两类：一是政府社会管理，主要是政府通过制定社会政策和法规，为增进公共利益，化解社会矛盾，依法对社会组织、社会事务实施管理和服务的活动。二是社会自我管理和社会自治管理，以公益和互益为轴心，社会组织和公民受一定的规章制度和道德约束，规范和制约自身行为的活动^[5]。

现代社会管理是一个以政府干预和协调为条件、以基层社区自治为基础、以非营利社会组织为中介、动员公众广泛参与的互动过程。在传统计划经济时代，中国社会管理的基本模式是，政府承担着几乎全部社会职能，以单位制为基础对社会实行总体控制，社会运行成为政府运行的组成部分。随着社会的发展，传统的行政化单位体制逐步瓦解，国家在相当程度上失去了依托原有单位承担社会职能的组织基础，同时强调现有单位在改革中剥离原来承担的社会职能，实现社会职能社会化。但是，社会管理体制改革却明显滞后，在一段时期里，仍然习惯于以行政化手段进行社会管理，其突出表现是，对社区基层自治组织的管理以及对其他社会组织的管理，都还具有深度行政干预的特征。因此构建现代社会管理模式，以此实现“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社会管理格局”^[6]。

在中国的语境下，广义的社会管理与人类的经济、政治活动对应，泛指一切政府与市场之间的“中间地带”；狭义的社会管理主要关注社会稳定，侧重从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角度进行探讨。长期以来，我国的社会管理主要由两个部门在抓，一是由政法委牵头的社会管理创新，更多地涉及维护社会稳定；另一个是由民政部门牵头的基层社会管理创新。创新社会管理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必然要求，旨在协调社会关系、规范社会行为、解决社会问题、化解社会矛盾、促进社会公正、应对社会风险、保持社会稳定，因此要创新社会管理体制，整合社会管理资源，提高社会管理水平。

（二）社会建设

“社会建设”并不是一个现在才提出的新概念。孙中山早在民国六年，即1917年，曾为《建国方略》之三《民权初步·社会建设》一书作序。《建国方略》包括《心理建设》、《物质建设》、《社会建设》以及《国家建设》等书。在这篇序言中，孙中山强调要把四万万一盘散沙的民众团结起来，行使民权，应从学习集会开始。他说道：“会议通则为教我国人民行使民权第一步之方法也，倘此第一步能进，行之能稳，则逐步前进，民本之发达必有登峰造极之一日。”在孙中山那里，社会建设是他总的政治设计的基础部分。在社会学研究中，中国社会学奠基人之一的孙本文在1933年曾创办过名为《社会建设》的杂志，并在1935年出版的《社会学原理》界定了这一概念：“依社会环境的需要与人民的愿望而从事的各种社会事业，谓之社会建设”。

在我国现阶段的社会发展环境下，2004年中共中央十六届四中全会提出了社会建设这个概念。社会建设的提出是适应我国由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型，由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变，适应生产方式、生活方式的变化，面对由此产生的种种社会矛盾和问题，有组织、有计划、有目的地进行各种有利于保障和改善民生，建立新的社会秩序，促进社会进步的社会行动。社会建设要求进行社会体制改革，创新社会政策，调整和优化社会结构，建立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与经济结构相协调的社会结构。社会建设是在经济增长的基础上大力发展社会事业、改善社会治理、增进社会融合、全面提升当代和后代人的福利水平，实现社会和谐与持续发展。

从长远发展和国际国内的实践上来看，社会建设就是要建设社会现代化。建设社会现代化，就必须实现民生事业现代化、社会事业现代化（例如教育现代化、科技现代化、医疗卫生现代化等等）、社会体制现代化、社会管理现代化、社会组织现代化、社会生活现代化、社会结构现代化，等等。可见，建设社会现代化，是一个宏大复杂的系统工程。社会建设同建设经济现代化一样，将是一个复杂、艰难的长期历史任务。

从总体上而言，社会管理与社会建设既相互区别，又紧密联系，二者相互作用，相互促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