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尽快实现理想,一个人必须能够在其自身的生命中,看到并且构建一种对自我问题的个人性与历史性解决方法之间的联系。这种联系,在最广泛的意义上而言是政治性的——必须通过行为来建立,通过行为,他力图使理想成为现实,并因此能超越日常的与例外的逻辑。以此方式,自我理论以一种与政治的正确主张相一致的方式,回应了关于个体生命的意义问题。那是它的目标所在。”[1]昂格尔这段话点明了行动的重要性,而如前所述,纽曼恰恰也是如此看注重行动。纽曼认为开展行动是最终是解决问题的关键,这是对魏玛公法学论争的一种超越。如前述纽曼,在讲到自由的三个向度时,意志自由能够开展行动,是实现自由的关键一跃。
但是,仍然存在两种情况,个人无法开展行动,一是即便在假设机制允许个体参与政治的前提下,个人仍然可能会有对政治冷漠的表现。纽曼分析道：
“冷漠”一词描述了三种不同的政治反动:首先,对政治无兴趣,比方说,有种意见说政治不是公民事务,因为毕竟其为小派系之间的斗争,并且因此基本上真的从来没什么变化。再者,伊壁鸠鲁对政治的态度,这种观点是,政治和国家政权仅仅必须在人致力于其自身完美的框架内提供秩序元素,因此国家和政府的形式只作为次要的东西出现。最后,作为第三种反动,把自身表现为一种冷漠的对整个政治系统的拒斥,因为人们发现在系统里通过个人努力不可能改变任何事情。例如,政治生活能够在政党竞争中被耗尽,这是没有大众参与的纯粹机械,但这种现象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垄断了政治以至于新政党在有效游戏规则内不可能进入。第三种冷漠的形式形成了我所刻画的政治异化。这种冷漠,如果在社会异化中运作,通常会导致国家部分瘫痪,并且向凯撒式运动开放了大路,这样的运动鄙视游戏规则,利用公民进行个人决定的那种无能为力,并且以与凯撒认同来补偿自我的丧失。[2]
这几种冷漠有着一种共同特点,那就是把权力拱手让出。把权力拱手让出谈不上理性的利用权力,却会被权力反噬个体自由。因此,开展行动积极理性地参与政治非常必要,[3]这是纽曼强调意志自由的一贯立场。
二是现存的机制将个人意志麻痹,个人无法正确地参与政治,甚至助纣为虐。如前所述,纽曼描述了心理学意义上的异化到政治异化的路径。他认为所有历史社会都存在心理学上的异化,即自我对本能结构的异化或者对本能喜好的否定,但随着现代工业社会的发展,异化激增并催生了焦虑。焦虑可以是保护性的、毁灭性的或者、宣泄的。迫害性焦虑能够通过与领导有感情的认同而让自我在大众中放弃自身,从历史和心理学角度来看,这种凯撒式的认同总是倒退的。判断倒退特征的重要线索乃是历史阴谋理论。当一个集团(阶级、宗教、种族)受到了地位丧失的威胁,却没有理解导致其地位降低的历史进程,一般性焦虑会被强化为迫害性焦虑,这常常导致政治异化,即否定现有政治系统游戏规则。政治权力一旦被逆行的大众运动所掌握,当权者必定为了实现让大众与领导者认同而将焦虑建制化,成为常态。随后,恐吓、宣传成了必备手段,并且,领袖的追随者和领袖一起犯罪。
在第二种情况下,建制故意阻止人正常开展行动,改造将焦虑建制化的环境是正确开展行动的前提,政治家而非野心家的那种恰当的判断力不但能躲过焦虑甚至能够再造新环境。这种判断力在伯林那里是非常重要的,但是纽曼并未深入地探讨,伯林把这种判断力称为实践智慧：
我力图描述的才能是成功的政治家——不管他们是邪恶的还是高尚的——对社会生活(或就此而言的个人生活)所具有的特殊理解力。……我们把这种理解力叫做什么呢?也许叫实践智慧,或者实用理性,反正是一种知道什么“行”、什么“不行”的感觉。首先,这是一种综合的而不是分析的能力,是活的某类理解的能力,……缺少这种能力的人,无论他们拥有别的什么品质,无论他们多么聪明、博学、富于想象、善良、高尚、迷人,无论在别的方面多有才干,要说他们政治上愚蠢,那是不错的……[4]
纽曼虽然讨论了焦虑,但并没有具体地讲如何克服焦虑,伯林讲到了上述实践智慧,但也只是一种描述,并未讲到如何才能养成。甚至对伯林来说,这种能力是一种天赋能力,无法养成。而且,不难看出,这种判断力并不一定人人都有,可能只有少数精英才有,而且这样的精英也有可能是“邪恶的”但是,如果纽曼同意有这种能力,那么根据他所主张的“自由认知向度”,这种能力也似乎是人人具备的,并且应当建立在知识之上,更重要的是,这种能力是为实现自由服务的。同时,纽曼从来就没有主张掌握知识能够单独保障自由。对于现代社会愈来愈高的信息复杂性,纽曼曾发出了“意识形态和真理之间越来越模糊“的感叹。罗尔斯也曾经为行为主体缺乏道德敏感性而担心,这种敏感性作出理性政治判断所必需的,尽管其并不完全等于理性。同时,即便具有这种判断力,罗尔斯也指出对于达到判断一致的不利客观条件：
各种宗教学说和哲学学说分别表达或一起表达了我们整个的世界观和我们相互间的生活观。我们每个个体的和联合体的观点,我们的种种理智亲缘关系、以及我们的各种感情依附都太过多种多样,尤其是在自由社会更是如此,以至于我们无法让这些学说作为永久而合乎理性的政治一致性的基础。不同的世界观念可以从不同的立场出发理性地加以详尽的阐述,而多样性则部分地源于我们不同的视景。假设我们的所有差异都只是源于无知的固执、或是源于权力、地位或经济利益的竞争,那是不现实的;或者更糟糕的是,这种假设还会引起人们之间的相互猜忌和敌对。[5]
这种客观条件固然是事实,但对于纽曼来说,对德国走上纳粹道路的体会是其学问的一经验事实来源,这让他还是能够找出纳粹发生学上的蛛丝马迹,防微杜渐,因为毕竟到目前为止,纳粹是历史上尤其是近代以来对自由所发生过的最大侵害。固然,反对和警惕纳粹与实现自由并不能完全等同,但前者实为自由之大敌。纽曼的着力点乃是避免纳粹悲剧重演以毁灭自由。凭着对纳粹的认知以及对历史经验的总结,他得出,从一般心理学意义上的异化到政治异化有几个节点：一是在本来可以将一般性焦虑转化为保护性的环节没有成功;二是未能识破历史阴谋论而盲目地与领袖认同;三是不能充分理解为何地位会下降,缺乏对古今之变的认知;四是遁世逃避,不与权力往来反而最终受权力支配;五是习惯于被恐吓被洗脑,盲从于领袖指导而与之共同犯错。
纽曼认为,展开行动必须有正确的政治判断,判断需要知识(却又不完全依靠认知),认知的主体首先不能焦虑或者已经克服焦虑,能够对抗复杂的意识形态迷雾。那么可以说,个体的自主非常关键,提供知识的知识分子应当具备政治判断力,“牛虻”应当负起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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