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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斯谈判与集体行动

时间:2022-06-07 百科知识 版权反馈
【摘要】:二、农民合作的制度供给:科斯谈判与集体行动公共资源治理问题的本质是:局中每个人的福利都直接受到其他人的影响,在一个制度(规则)真空中,每个人都没有激励考虑自己行为对别人产生的影响,但双方存在一个帕累托改进的余地。因此,科斯定理成立必须解决集体行动问题。

二、农民合作的制度供给:科斯谈判与集体行动

公共资源治理问题的本质是:局中每个人的福利都直接受到其他人的影响,在一个制度(规则)真空中,每个人都没有激励考虑自己行为对别人产生的影响,但双方存在一个帕累托改进的余地。这与公共经济学中的外部性情形是一样的。比如考虑两个农民,一个种植苹果,一个养蜂,他们之间的福利是相互依赖的,蜜蜂在苹果树上采蜜会促进苹果生产,而苹果产量的提高也会导致养蜂业的发展,然而这两个农民能否自主达成一个有约束力的协议,使得每个人规制自己的行为,让双方都取得更高的收益呢?这就是合作制度自主供给的最大难题。对该问题的回答涉及社会科学有史以来引用率最高的一篇文献——The Problem of Social Cost(1960),在该文中,科斯向我们表达这样一个观点:如果交易成本不高,理性的当事人会通过自愿交易或谈判达到帕累托有效,这个观点以科斯定理闻名。对于公共资源的农民自主合作问题,科斯定理的含义是,一群相互依赖的农民在谈判成本很低的情形下,能够形成有约束力的协议,该协议有效约束了所有农民分离私人成本和社会成本的诱惑,从而在公共资源利用和治理中取得持久的共同收益。

问题远没有这么简单,虽然科斯定理的成立需要不存在收入效应的假设才能成立(马斯克莱尔等,2001),然而这不是最主要的批评,最主要的批评怀疑是,当越来越多的利益相关者被卷入谈判时,由于严重的搭便车行为,科斯谈判很困难,甚至不可能出现帕累托有效解(Olson,1968)。这个批评是正确的,如果一个集团拥有共同利益,即集体利益与私人利益兼容,它的成员也未必采取集体行动,从独立行动向合作行动转变的成本可能相当高,而产生的收益却由所有占用者分享,不管他们是否分担了成本。因此,科斯定理成立必须解决集体行动问题。Ostrom(1990)指出有着高贴现率、互相之间很少信任的人们,在缺乏沟通能力、无法达成有约束力的协议、无法建立监督和实施机制的情况下各自独立行动时,是不太可能达成符合他们共同利益的协议的。

个体选择能否跨越集体行动困境的最基本因素影响变量为:

(一)决策者的总数和为实现集体利益所必需的最低参与者数

对参与者人数和为实现集体利益所必需的最低参与者人数的要求,是因为这些因素关乎参与人的搭便车动机。当越来越多的利益相关者被卷入谈判时,由于严重的搭便车行为,科斯谈判很困难,甚至不可能出现帕累托有效解。Dixit和Olson证明一次性博弈中,随着谈判参与者的人数趋于无穷大,个人选择愿意参与的概率趋于0,这就是说,他有可能扮演“免费搭车者”(Dixit and Olson,2000)。而实现集体利益所必需的最低参与者人数要求越少,就越可能形成潜在联盟,只要这些联盟超出某个最低规模,并且成本/受益比具有吸引力,合作解就会出现。

(二)参与者的贴现率

贴现率传递的是参与者对未来的关注程度或他的耐心,如果参与者的贴现率较低,短期的机会主义行为收益与机会主义行为带来的未来收益丧失相比微不足道。“那些对过了当年是否还有足够食物抱有怀疑的占用者……会给予未来收益很高的贴现率。同样,如果无论当地占用者采取什么行动、公共池塘资源都会被其他人的行动所毁坏,那么即使那些多年来一直对自己获取公共池塘资源的量加以限制的人,也会开始给予未来收益很高的贴现率”(Ostrom,1990)。那些离开公共池塘资源、进入存在着其他机会的经济体的占用者所采用的贴现率,也很可能要高于那些认为他们自己和他们孩子的主要经济收入将依赖于地方公共池塘资源的占用者。总而言之,居住在不顾及未来会受到责难的社群的人比居住在对只追求短期所得、不顾长期利益的行为不加谴责的社群的人具有较低的贴现率。很多经济学家借助参与人的低贴现率假设,改变博弈形式,解开囚徒困境的枷锁。因为很多集体行动并非如奥尔森的分析是一次性博弈。无名氏定理表明,如果博弈重复无穷次且每个人有足够低的贴现率,参与人有积极性为自己建立一个参与合作的声誉,同时也有积极性惩罚对方的机会主义行为。即使是有限次的重复博弈,只要引入不完全信息,理性行为人就可能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里选择合作(KMRW声誉模型)。

(三)利益的相似性及有效的领导者

博弈参与人同质性反映参与人所处的社会结构,同质性越高,他们的利益越趋于一致,越有利于降低集体行动形成的成本(Banks,2003;Ostrom,1990)。具有实质领导权或其他资本占用者的参与将改变参与人的博弈形式,使“囚徒困境”变形为“智猪博弈”,同样可以使整个利益群体走出困境,这在公共品的提供博弈是很可能的博弈形式(张维迎,1996)。

由此可见,建立利益相关者的相互信任、形成共同的集体利益观念是有利于解决制度供给问题的。在现实世界,面临集体行动行为选择的个体不是处于隔离的、被分别关在黑屋子中的“囚徒”,而是具有地缘关系的群体,如乡村、城市小区、行会等,总之是可以面对面沟通、交流、谈判的,青木直接把当交换以多边的形式发生在相互认识的一群固定的参与人中间时的情景称之为社区。总体而言,传统的农村社区环境参数非常符合上述定义的背景变量,因此利益相互依赖、有着较强的内部联系、相互比较了解、道德文化传统影响大的社区农户解决制度供给问题并不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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