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权分立在孟德斯鸠本人那里也是保障自由的一种工具,联邦制本身并不一定保障自由,那么强权如何才能被由公理进行约束规制并加以利用呢?孟德斯鸠碰到了这个问题,但是没有尝试彻底解决这个难题,纽曼认为孟德斯鸠不相信能够解决这个难题,乃是怀疑倾向造成的。但纽曼认为孟德斯鸠在五个方面与前人不同：
1.不存在普遍可行的解决方案,只存在几种解决方案的类型。必须在不同的文化中解决公理和强权问题。
2.解决方案必须依赖每一个具体国家的空间构造、时代和传统,因而既不任意也不偶然。
3.即便有解决方案也不是理想的,而是近似的。
4.除此之外,解决方案也不是一劳永逸的,是随着修正和败坏而变化的。
5.解决方案必须来自我们处置的所有事实的科学分析。[37]
纽曼指出,如果单看以上这几点,那么就可能把孟德斯鸠归到实证主义社会学家旗下。但是,纽曼承认孟德斯鸠有讨论“好政府”的论述,也有一种“客观正义”的观念。孟德斯鸠不采用道德的路径来论证“客观正义”,道德、理性和正义不能规制政治,因为孟氏认为道德的路径可能说服人却不能影响人,且政治就总是存在的,因为法律并不能总是慑服情感。甚至认为人不能理解大多数事件或者预见一些事件,这些事的真正原因是难以确定的。
纽曼认为,孟德斯鸠这种温和的怀疑态度有其思想渊源。按照他的分析,孟德斯鸠崇拜笛卡尔,尤其笛卡尔的方法(让表面杂乱无章的现象可被理性地认识)。但由于笛卡尔的哲学承认错误,承认主体接受的经验与外部世界的客观现象可能没有联系,正是这一点为孟德斯鸠转向怀疑埋下伏笔。而这个怀疑被马勒伯朗士的影响进一步加深：
马勒伯朗士一直反对认识的主体与认识的客观材料的过于热情的区分。他发现自恋和为了新发现的欲望经常导致理解者把自己与客观物靠的太近。对于马勒伯朗士来说,大多数事情起初看上去时异乎寻常且神奇的,仅仅因为它们没有能够被充分知道。一旦人们接近了这些神奇的现象,人们理解它们并“耻于曾经对它们疑惑”。[38]
笛卡尔和马勒伯朗士联手阻止了孟德斯鸠接受任何最终和明确的原因,这正是纽曼得出的结论。但是,孟德思鸠不否认存在最终和明确的原因,但非人力所能知,只有上帝才有这个能力。以赛亚·伯林曾评价孟德斯鸠：“孟德斯鸠其实并不怀疑人类终极价值的普遍性,人类之终极价值建基于永恒的理性或自然,不同于意识的趣味或习俗,所有人天生都追求安宁、公平、社会稳定和幸福,只是因自然环境、社会状况的不同,以及由此而造成的制度、习惯、趣味和风俗的区别而导致方式有差异。就道德的、政治的,甚至美学的论断而言,孟德斯鸠关于人类之中心目的看法,其客观主义态度丝毫不亚于爱尔维修：他只不过探究、分析得更多,而少做断语而已。”[39]
如果说在方法论上影响了孟德斯鸠的不是洛克而是笛卡尔和马勒布朗士。但在历史研究方面,孟德斯鸠还受到了马基雅维利和博丹的影响。笛卡尔的方法导致他采用演绎的方法开头,但凡是采用该方法都会遭到疑问,演绎的原则即大前提从何而来?在纽曼看来,孟德斯鸠的原则来自“事物本性”。
纽曼认为,这种“事物本性”在孟德斯鸠那里并不是任意的,而是意味着社会的逻辑结构,乃是一种理想的类型。
根据孟德斯鸠,每一种社会都有一种特殊的结构遵从其内在逻辑。内在逻辑只能通过事实的折中而被把握。一种类型的社会(共和、君主、专制)因而不是一种对事实的聚集和相加,而是这种结构的表现。理想的类型不是通过归纳得到的,即材料的收集和无关材料的消减,而是通过理解时加进一种历史意义,这种意义阐明它们和揭示它们结构的原则。最终,每一个理想的类型都被一个宪政原则所维系(共和——美德,君主——荣誉,贵族——节制,专制——恐惧)。是这个原则整合社会。所有的现象必须在与这个原则相关中才得到理解。每一个国家存在因而是必不可少的单元,孤立地看待并且试图理解现象是傻的,如果它们不被看作是互相依赖且与宪政原则有关的话。他的路径的重要性,其优点和其危险将在他所讨论的一定具体问题的分析中被发现。[40]
纽曼对孟德斯鸠的思想有一个疑问：静态的社会结构如何解释其如何出现以及如何变化?孟德斯鸠对社会变革的问题并没有给出系统的答案。“强权与公理”的问题并没有很好地被解决。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