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越“主义”

第四节　超越“主义”

现实主义与理想主义关于舆论与外交的争论实际反映了一个历时性的政治现象：在西方国家，随着新闻自由与全民普选的实行，大众的反应开始成为知识分子们的一个思考对象，“对民众操纵”这一问题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严峻地摆在人们面前。

两大流派针锋相对的观点，表面上看，其理论界定是矛盾而冲突的，但实际上，这是起源于西方悠久的学术背景、蕴含着深刻的道理的：其一，这是西方思维特点所致。西方思想一直习惯于以对立的双方来定义主要的概念——对与错、主观与客观、价值与事实、精神与实体、形式与内容、理论与实践、特殊与普遍等。虽然这些对立的双方常常被看做是中性的描述，实际上人们却在潜移默化中认为，这些描述是按等级来安排的，即一个优越，另一个低劣。^[39]国际关系学中的主要概念也常常以成对的形式出现，如战争与和平、朋友与敌人、秩序与无政府、国内与国外、理想主义与现实主义、中心与边缘等。其二，任何一种理论都是在限定的范围内发挥其解释力，不可能包打天下，透析一切现象。正如福柯“观察观察者、解释解释者”所暗含的意思：研究者不可能说出所有的事情；每当他提出一种主张时，他就可能忽视其他可能的因素，而且其中的许多因素还十分重要。具体到“舆论”和“外交”这两个复杂多变的概念来说，想用一种确定不移的理论来解释不断变化的现实，实在是痴人说梦。

就中国特殊的现实而言，无疑，如能考虑到正反两方面的情况，再运用如建构主义这一类理论来进行多层次、多角度的理论思考，则有助于清晰了解网络舆论与中国外交的互动。当然，西方现成的方法和理论只是参考，在研究中国自身情况时，我们会考虑各种新的复杂现实，绝非一味照搬。

【注释】

[1]在罗马帝国衰败之后，基督教会的普世主义是在动荡的欧洲世界中提供统一和秩序的少数机制之一。在11世纪，封建制度成为另一个统一和秩序的来源，不过封建秩序并不是基于领土秩序，而是以错综复杂的社会效忠网络为基础的。到13至14世纪，欧洲发生巨大变革，尤其是在中世纪晚期和文艺复兴时期的西欧，变革推动了欧洲财富与实力的增长，并最终导致了现代领土国家的出现——这带来了高效的体制和群众动员：在19世纪，似乎没有别的社会组织形式能像西方国家那样有效地动员国家资源、协力创造财富和力量，并且能够集中和协调大众的能量和价值观，进而转化为国家实力和军事力量。同时，伴随着政治传播渠道和大众参与机制的演变，大众开始参与国家的决策过程，并随着20世纪普选权和直接参政权的扩大而深刻地改变了社会的政治向度。因此，本章中对诸多西方先贤思想的考察，对于不断改革国家组织与动员形式的中国有很强的借鉴意义。

[2]哈贝马斯：《作为“意识形态”的技术与科学》，李黎等译，学林出版社1999年版，第119页。

[3]袁胜育：《转型中的俄美关系——国内政治与对外政策的关联性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版，第4页。

[4]苏长和：《跨国关系与国内政治：导读》，载《国际化与国内政治》，罗伯特·基欧汉等主编，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5页。

[5]诸葛蔚东：《战后日本舆论、学界与中国》，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页。

[6]丘吉尔语，转引自托布约尔·克努成：《国际关系理论史导论》，余万里、何宗强译，天津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224页。

[7]李际均：《战略文化》，《中国军事科学》1997年第1期。

[8]自1871年普法战争后，俾斯麦意识到，为了避免欧洲其他国家的敌视和怨恨，德国必须保持一种极为谨慎的政策：它必须小心行事，避免疏远英国，防止法俄接近共同反德。通过实行谨慎的、杂耍式的“五球不落”联盟外交，俾斯麦在欧洲维持了一种有秩序的平衡。这一平静时代保持了20年，随着1890年俾斯麦下台而宣告结束。德国的新国王威廉二世完全不了解俾斯麦首相对于限度的敏锐把握，并且愚蠢地向俾斯麦精心构筑的体系提出挑战：不努力消除法国的敌意，忽视与俄国的友好关系，与英国展开海军竞赛，结果导致三国协约的建立，并最终导致两大集团的僵局对立，从而在一种无可挽回的惯性中走向了1914年。

[9]吉拉尔：《幻想与发明——个人回归国际政治》，郗润昌等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年版。

[10]英国学者霍布森在《西方文明的东方来源》中指出，法国重农学派的鼻祖、“欧洲的孔子”魁奈思想当中有很多概念受惠于中国的政治经济学概念，而其中最重要的是把“无为”概念译成法文的laissezfaire。转引自相蓝欣：《传统与对外关系——兼评中美关系的意识形态背景》一书第四章《国际经济关系的意识形态背景》，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7年版。

[11]Ole R.Holsti，Public Opinion and American Foreign Policy，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1994，p.10.

[12]Jeremy Bentham，Works of Jeremy Bentham，New York：Russell ＆ Russell，1962，p.516.

[13]诺姆·乔姆斯基：《新自由主义和全球秩序》，徐海铭等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36页。

[14]同上，第36页。

[15]ELihn Root，Foreign Affairs，Vo.1，Sept.15，1922，p.3.

[16]孔华润主编：《剑桥美国对外关系史》，张振江等译，新华出版社2004年版，第62-65页。

[17]Robert O.Keohane and Joseph S.Nye，Power and Interdependence（3rd Edition），R.R.Donnelley ＆ Sons Company，2001.

[18]王鸣鸣：《公众舆论与美国外交政策》，《当代世界经济与政治》2002年第5期。本节的部分引语直接引自该文，特向王鸣鸣老师表示感谢。

[19]哈贝马斯：《作为“意识形态”的技术与科学》，李黎等译，学林出版社1999年版，第103页。

[20]圭恰迪尼博士被称为第一个“马基雅维利主义者”，他和马基雅维利一道，藐视末日大审判，摆脱了神学的纠缠，把上帝从学术界的视野中驱逐出去，从对灵魂救赎的关注转移到对国家安全的探究，认为在国与国关系中，君主才是最终的裁判者。他1483年生于佛罗伦萨最古老、最重要的一个贵族家庭。他是一个繁忙而成功的外交官及教皇顾问，同时还是一位著述丰富的学者：此人是第一个从现代意义上使用“国家利益”的人。自此，学界与业界对待外交和国际政治的目的及手段的态度更加具有自觉性。

[21]托布约尔·克努成：《国际关系理论史导论》，余万里、何宗强译，天津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49、52页。

[22]1800年的时候，德意志的国土上星罗棋布着约三百个邦国、公国和自由城市。在拿破仑的刺激下，意识到民族观念历史重要性的不止克劳塞维茨一人，黑格尔也名列其中。

[23]H.Smith，“The Womb of War”，Review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16：1，pp.39-58.

[24]Miroslav Nincic，“A Sensible Public Opinion and Foreign Policy”，Journal of Conflict Resolution，Vol.36，No.4，Dec.1992，p.772.

[25]Roy P.Fairfield，ed.，The Federalist Papers（New York：Anchor Books，1961），pp.206-207.

[26]Ole R.Holsti，Public Opinion and American Foreign Policy，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1994，p.105.

[27]汉斯·摩根索：《国际纵横策论——争强权，求和平》，卢明华等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95年版，第183页。

[28]其他五点分别是：1.国家是国际关系中的主要行为体；2.国际社会本质上处于无政府状态；3.国际结构存在着等级制特征；5.国家是根据国家利益进行决策的理性行为体；6.追逐以军事实力为主的权力是国家行为的主要目标。转引自詹姆斯·多尔蒂、小罗伯特·普法尔茨格拉夫：《争论中的国际关系理论》（第五版），阎学通等译，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年版，第68-69页。

[29]George F.Kennan，American Diplomacy，1900-1950，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p.59.

[30]与丘吉尔一样，凯南从历史研究和外交经验中获取世界观，并更多的是一位实践者，而不是理论家。他们共同为美国的现实主义奠定了基础。

[31]George F.Kennan，“Somalia，through a Glass Darkly”，The New York Times，September 30.

[32]转引自袁小红：《公众舆论与美国对外政策》，《理论探索》2005年第1期。

[33]诺姆·乔姆斯基：《新自由主义和全球秩序》，徐海铭等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39页。

[34]Ole R.Holsti，Public Opinion and American Foreign Policy，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1994，p.33.

[35]Ole R.Holsti：Public Opinion and American Foreign Policy，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1994，pp.41-43.

[36]王鸣鸣：《公众舆论与美国外交政策》，《当代世界经济与政治》2002年第5期。

[37]诺姆·乔姆斯基：《新自由主义和全球秩序》，徐海铭等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39、191页。

[38]诺姆·乔姆斯基：《宣传与公共意识》，信强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6年版，第31页。

[39]托布约尔·克努成：《国际关系理论史导论》，余万里、何宗强译，天津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28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