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主义道路的“超越”问题

三、中国社会主义道路的“超越”问题

按照唯物史观，社会形态的演进是有规律的。既然如此，社会主义制度只能是建立在资本主义获得一定程度发展之后。可是，中国走上社会主义道路恰恰是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从未居于主导地位的条件下开始的。那么，对于这种现象究竟作何解释呢？一些人对于中国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困惑或许就产生在这里。

不容否认，假如从一国的范围孤立地来看，中国确实是超越了资本主义的独立发展阶段。但从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的观点来看，中国恰恰是在世界历史中经历了资本主义的时代，即以作为资本的国际生存条件这种特殊方式经历了资本主义残酷的历史过程。与中国半封建相对应的另一半是什么呢？就是资本主义。这“另一半”的资本主义就是由帝国主义在世界的殖民扩张造成的，中国人民在帝国主义铁蹄之下所受的种种苦难就是资本主义所带来的。正是由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基本矛盾的国际化，给落后的中国带来了空前的灾难，同时也培育和造就出了无产阶级及其先锋队，促使中国只能通过新民主主义走向社会主义。所以，在对待中国社会主义道路的“超越”问题上，应当具体地、辩证地分析，不可作抽象的、机械的理解。事实上，在中国进入“世界历史”以来，绝对的、纯粹的超越是不可能的。

这里涉及一个重要的方法论问题，即规律与道路的关系问题。一些人正是因为把规律与道路相混同，因而对社会主义在中国的实行存有误解。其实，历史演进规律是就人类社会历史总体联系和发展趋势来讲的，而不是就具体国家、民族的发展轨道来讲的。承认社会五种形态依次更替的规律并不意味着否定历史发展的多线。按照辩证唯物主义的理解，规律本身就是一般与个别的统一。规律作为一种本质抽象，是包含着具体的抽象，是体现着特殊、个别丰富性的普遍。所以，承认五种形态依次演进的规律与承认历史发展的界限并无二致，用一极来反对另一极，前提就是错误的。在关于中国发展道路的讨论中，曾经有过两种代表性的说法：一个是说，中国走上社会主义道路是超越了历史阶段，违背了历史发展规律；另一个是说，既然有的民族可以跨越资本主义的发展阶段，那就证明唯物史观所说的历史发展规律“失灵”了。这两种说法实际上犯了一个共同的错误，这就是把马克思的社会发展理论完全教条化。事实上，马克思从来没有说过，任何民族在任何情况下都只能依次经历这些阶段；相反，他坚决反对将他的理论变成一切民族不管所处的历史环境如何都必然遵守的公式，即变成“超历史”的“一般历史哲学”。

中国之所以跨越了资本主义走上社会主义道路，原因就在于当时的历史环境所使然：帝国主义的野蛮入侵，迫使中国只有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才能走出险境；“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主义，同时将中国革命纳入新的世界革命体系；中国革命与世界其他国家的革命得到了“互补”，尤其是得到了苏联的支持与帮助；中国当时的生产力，虽然整体来说很落后，但在很多方面已经吸收了资本主义“肯定的成就”，可以作为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基础。所有这些，都是中国跨越资本主义所不可忽略的因素。假若没有这些因素与环境，实现跨越谈何容易!中国对资本主义的跨越恰恰是建立在世界历史对资本主义没有跨越的基础之上的。因此，不能离开特定的“历史环境”来抽象地评论中国的跨越问题。

从世界历史的角度来分析中国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客观依据，无疑是一个新的视角。但这种视角和方法也容易引起人们的误解，因而有必要对此有关的两个问题作一些简要回答：

其一，讲“世界历史”是否仅仅是从外因来说明中国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必然性？这里首先有一个对外因与内因的认识问题。任何真理都是具体的，对它的运用也必须以一定的时间、地点和条件为转移。如果说，在近代以前中国与世界基本隔绝的情况下，中国以外的世界历史环境对于中国来说基本上是一种典型外因的话，那么，自从资本主义开创世界历史以来，中国与世界的关系就不仅仅是一种游离关系，而是一种渗透关系，不能把国际环境简单地看作是中国社会主义革命的外因。诚然，中国不是世界，世界也不是中国，但是中国近代以来所处的世界历史环境确确实实是中国国情的一个极为重要的方面。中国为什么要首当其冲地反帝反封？为什么在新民主主义革命之后必须走上社会主义道路？这是由当时世界历史的环境决定的。离开了国际环境对中国社会发展的这种制约和规定，不可能充分说明中国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客观依据。当然，这样讲，并不意味着可以取消中国与世界的内外区分了，可以抹煞内外因的界限了，而旨在强调说明，在世界历史条件下，中国与世界的内外因关系的确与以往不同了，在考察中国的事情时，一定要把国际环境这一系统质作为本身质的规定之一，即作为一种内因和国情。仅仅套用一般的内外因关系原理是无助于问题的认识和解决的。

其二，讲“世界历史”是否回避了对中国社会主义革命经济依据的分析？坚持从旧中国的生产力性质与水平来说明中国走社会主义道路的根据，这是正确的。问题是，旧中国的生产力，并不是脱离国际环境孤立发展的。近代以来，无论是生产力受到严重破坏也好，还是生产力受到一定刺激但畸形发展也好，这都是与帝国主义在华的经济扩张不可分开的。本来，中国封建社会内的商品经济的发展，已经孕育着资本主义的萌芽，如果没有外国资本主义的影响，中国也将缓慢地发展到资本主义社会。但帝国主义列强的大规模入侵，打断了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自然进程，它在把中国变为半殖民地的同时，也促使中国发展起了一定规模的社会化大生产，这种社会化大生产既为社会主义创建奠定了物质基础，也为社会主义的实现培育了大批先进力量。这就促使中国走向社会主义。所以，即使分析中国社会主义革命的经济依据，也不能完全摆脱世界历史的作用与影响。

【注释】

[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4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287页。

[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76页。

[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76页。

[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15～116页。

[5]《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71页。

[6]保罗·肯尼迪：《大国的兴衰》，求实出版社1988年版，第7页。

[7]《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76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