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化而裁之谓之变，推而行之谓之通，举而错之天下之民，谓之事业。”（《周易·系辞上》）“道亦器、器亦道”，生活本身成为形而上者，类似于化腐朽为神奇。[12]原先未经触动的生活经过了触动、经过了转化就成为真正的生活，成为值得一过的生活，在生活中直接就实现了永恒的理想。如果能够时时做到，而且如果像是在未经触动的生活过程中那样自然地做到这一步，并且不再偏离，即所谓“不思而得，不勉而中”，那就是圣人。而圣人就是前面所说的“与天地合其德”的大人，也是可以“赞化育、参天地”（《中庸》）的人。但即使是这样的人也还是人，而不是对于人来说根本不可及的神或者上帝。“人皆可以为尧舜。”（《孟子·告子》）如果现在一个人现实上还不是圣人的话，那原因也不是不能，而是不为。[13]“仁远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论语·述而》）因为那根本上就是每一个人先天就具有的真正的自己。
我们是顺着永恒的理想冒出于天地之上，弄清楚了真正的自己，也就是这个形而上者，我们在生活中实现它，也是实现真正的自己，即所谓“成己”。看起来，我们似乎是离开了生活，然后又再次进入，就像佛祖已经到了寂灭之地又不舍众生回到世间一样。可实际上，我们是在生活中发现了这个真正的自己。尽管在开始的时候，这个真正的自己是通过完全否定性的面貌出现的，也是我们在开始的时候并不能对之有明确的自觉与肯认的，但毕竟是在生活中发现的，而且它的确构成了我们生活的基础，每一个人自己认真反身自求都可以找得到。更为重要的是即使在未经触动的生活过程中，它也还是有“端倪”显露出来，那就是如果我们没有按照真己的要求去做，我们会觉得心有所“不安”[14]。这个“不安”恰恰显露了正确的方式和内容。我们是希望能够在生活中“心安理得”的。同样我们也会在自己身上发现有所“不忍”，会有“恻隐之心、羞恶之心、辞让之心、是非之心”（《孟子·公孙丑》），顺着这些推出去，我们自然就会走到“万物皆备于我，反身而诚，乐莫大焉”（《孟子·尽心》）的地步，而不需要先到超越的彼岸，再返回头来到此岸。
但这也的确是一种超越，而且有可能是真正的超越，绝对的超越。我们的生活因为这个超越改变了它的面貌。永恒的理想时时刻刻在我们生活的每一步面前，衡量审判着我们的一言一行，而不是简单地把审判放到生命的最后。它及时发现和纠正我们的过错，真实地发挥着效用。而如果仅仅在生命的最后才做最后的审判，我们可能面临的就是回天乏术，无力改变已经过去的一切。过去的一切都已经成为定局，无法再有任何改变，只有被动地等待审判的结果，也只有在这种情况下原因与结果之间的必然性才会获得其重要性。在当下的衡量和审判中，我们知道了自己错失，我们为求“心安”及时改正，我们才可以避免再犯，才能做到“不迁怒，不贰过”，我们才可以日益把我们的生活向上提升。这样的超越才有真实的力量。同时这种衡量和审判虽然是用绝对否定性的死亡作为其面目的，但却并非冰冷、残酷的，而是欣欣向荣的，让我们时刻感受到和乐的。这不是另外加上去的主观感受，好像为了吸引我们向它而趋一样，而是它的本性就如此的。如果说生活中有什么最大的快乐或者持久的快乐的话，那么这个最高的超越本体就是。“乐是乐此学，学是学此乐。”因为它自己就是“神无方、易无体”（《周易·系辞上》）的。虽然本体始终是那个作为万物源头也是我们自己源头的贞定的“一”，但它的效用是无穷尽的。所以我们在生活中虽然可以直接就到它那里，满足它的要求，但是我们向之努力的进程和需要改善的生活内容却是无穷无尽的。这里不会出现所谓“理想”实现后的失落与无措，而是实现的时候感受到了欢欣鼓舞，同时又有新的征程展现出来。每一次实现都是一种创造，而且是绝对唯一的创造，它不能保证你用同样的方法再次取得成功。如果你仅仅想用原来成功的方式再做努力，那只能证明自己的懈怠，从一开始就与创造取得成功的欢乐无缘了。我们之所以说它是绝对的超越，也是从这个角度而言。它时时都在提出要求，我们也需要时时承接它的要求改造自己的生活，时刻“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诗·小》），时刻“戒慎其所不闻，恐惧其所不睹”（《中庸》），“任重而道远……死而后已”（《论语·泰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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