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践的超越和超越性的实践

关于实践在马克思哲学的核心地位，学术界早已达成了共识。然而对于实践的诠释却存在着认识论向度与本体论向度的根本差异。前者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传统教科书体系的解读模式。在此种解读模式中，实践成为人们获得认识的源泉和基础，并成为检验认识真理性的唯一标准。这一模式凸显了人与外部世界的关系，使人们执着于对自然规律的探寻和验证，以期获得征服自然、改造自然的强大力量。这一模式对于实践所作的最为典型的诠释就是毛泽东所说的：“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这种形式，循环往复以致无穷，而实践和认识之每一循环的内容，都比较地进到了高一级的程度。这就是辩证唯物论的全部认识论，这就是辩证唯物论的知行统一观。”^[56]毛泽东对实践所作的这一诠释，适应了当时中国革命斗争的需要，并在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中发挥了重要的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的作用，彰显了哲学作为时代精神精华的理论特质，并在一定程度上丰富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实践观。但是也应看到，如果一味地对实践作认识论向度的铺陈和诠释，存在着在现实世界中带给人们诸多盲目乐观和冲动的可能性和现实性，会造成事与愿违的结局，并进而遮蔽了人的真正存在和意义价值的空间。因此，“我们必须清醒地意识到，尽管马克思的实践观蕴含着一个认识论的维度，但其基础性的、根本性的维度则是本体论维度”^[57]。所谓实践的本体论向度是指马克思以对人的二重性存在认识为基础，对实践所做的关乎人的现实生存和终极意义的理解和诠释。

对于马克思实践范畴的全面理解和把握离不开《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这一“包含着新世界观的天才萌芽的第一个文件”。恩格斯之所以赋予《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如此重要的理论地位，就在于马克思在其中明确地阐发了自己的实践观点，而这正是马克思构建“新唯物主义”即“实践的唯物主义”的最为重要的理论基础。马克思的实践观的全面展开即对全部社会生活的实践本质的系统阐述则完成于《德意志意识形态》。

马克思强调“新唯物主义”与“从前的一切唯物主义”以及唯心主义的最为核心的区别就在于对实践的理解。他说：“从前的一切唯物主义（包括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的主要缺点是：对对象、现实、感性，只是从客体的或直观的形式去理解，而不是把它们当做感性的人的活动，当做实践去理解，不是从主观方面去理解。因此，和唯物主义相反，唯心主义却把能动的方面抽象地发展了，当然，唯心主义是不知道现实的、感性的活动本身的。”^[58]在马克思看来，旧唯物主义对世界的认识表现为静态的、缺乏生命精神的解读，因此透过这样的认识，无法获得人所必需的精神维度的意义和终极关怀的空间，对人而言，这样的认识是“死”的。与之相对的唯心主义，片面地发展和充实了人的能动层面的内容，却无法找到自身思想的根基，因此对人而言，这样的认识是“空”的。只有以实践为关切世界的基础和出发点，才能够确立起人对客观世界的真正合理的解读模式和全然属于人的生活样态。

马克思并未给实践进行定义式的诠释，但是上文所引述的内容为我们恰当、合理地理解和把握马克思的实践理念提供了重要的理路。在这段重要论述中他一方面指明了新唯物主义与以往哲学的本质区别，强调了实践在新唯物主义中的核心地位，并以“感性的人的活动”充实了实践的现实本性；另一方面指出了对实践进行理解与把握的恰当入路，即“从主观方面去理解”。马克思所说的“主观方面”当然不是指主体纯粹的臆想与思辨，这正是他对唯心主义批判的重心所在。他所说的“主观方面”是以对人的内在精神本性的真正确立为基础的，对人的感性活动的规范和范导。因此，对于马克思实践范畴的理解必须以实践对现实的改变和实践对人而言的意义这两个层面来展开。正如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所言：“环境的改变和人的活动或自我改变的一致，只能被看做是并合理地理解为革命的实践。”^[59]也就是说，实践是以对环境的改变和人自身的改变为基本内容的感性的人的活动，其革命性既来自于通过努力和奋斗实现的对环境的改变，更来自于人对自我身份的确证以及在自我改变中需要坚守的信念和信仰。这里需要强调的是，革命的性质不仅表现为外在的、轰轰烈烈的过程，更有其主体内在的思想风暴式的破旧立新的历程。实践的革命性正是人对自我全面自由发展孜孜以求的积极表征。人从不自由到自由的历程，正是实践逐渐深化的探求过程。如前所述，自由的实现主要体现在自然领域、社会领域和人的精神领域，因此实践也可以相应地进行这样的划分与区别，人在这三个领域中的实践分别是生产实践、交往实践和信仰实践。

生产实践是人类社会存在和发展的前提和基础，它所解决的是人在自然领域中的不自由以及基于人的肉体存在所必需的物质生存环境与条件。在马克思看来，如果人们根本无法保证其日常生活的正常需求，那么对于自由和解放的追索就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正是基于这样一种认识，马克思明确指出：“这种活动、这种连续不断的感性劳动和创造、这种生产，正是整个现存的感性世界的基础，它哪怕只中断一年，费尔巴哈就会看到，不仅在自然界将发生巨大的变化，而且整个人类世界以及他自己的直观能力，甚至他本身的存在也会很快就没有了”^[60]。马克思批判了费尔巴哈对人的直观认识，并从人类生存的高度揭示了实践作为整个人类社会的存在基础的重要意义。虽然生产实践是以人与自然关系为出发点的，但是其落脚点和归宿必然走向人本身。因此，即使是作为实践最为外在形式的生产实践，仍然葆有着关乎人的生存之本的本体之维。马克思说：“我们首先应当确定一切人类生存的第一个前提，也就是一切历史的第一个前提，这个前提是：人们为了能够‘创造历史’，必须能够生活。但是为了生活，首先就需要吃喝住穿以及其他一些东西。因此第一个历史活动就是生产满足这些需要的资料，即生产物质生活本身。”^[61]他认为，物质生活的生产即人的生产实践活动是人类生存和历史展开的前提和基础，人类历史的发展也是人类生产实践发展的历史。通过生产实践活动，人类创造出了属于自我的生存和发展空间，展开了历史的维度，彰显出人的高贵与尊严。因此，对于马克思实践观的认识，生产实践历来是居于主导地位的，但是如果对实践进行片面的认识，那么无疑是会导致对马克思实践观的非本真式解读，“如果仅仅把实践局限于生产实践，必然导致把实践看成外在于人的工具手段，只变成人生存发展的一个中介环节，从而忽视了实践本身的生存意义”^[62]。人在世界中不仅有衣食住行等物质需要，更有其全然属于人的领域与诉求，把人的实践活动简单等同于生产实践的认识在外在形式上努力高扬人的存在的同时，却在本质内容的向度上进行对自我的贬损。因此，确立实践的本体论维度必须以实践的多样性和丰富性来完成对人的生存和生活的积极挺立。

人的不自由还表现在社会领域内，因此还需要通过交往实践来获得这一领域的自由。从马克思哲学的超越性视域来看，交往实践是基于人在社会领域的生存状态，所进行的是有利于自我的生存和全面自由发展的活动和行为。对马克思交往理论的把握离不开对交往与生产关系的总体性把握。“生产本身又是以个人彼此之间的交往［Verkehr］为前提的。这种交往的形式又是由生产决定的。”^[63]在马克思看来，生产实践与交往实践是一个有机整体，两者之间存在积极的内在联系和有效的互动关系。

马克思把交往分为物质交往和精神交往两大领域。前者体现为整个社会不同主体间在诸多领域内的物质交换和流通的现实生活过程，后者则主要体现为以政治、法律、道德、宗教、形而上学等意识形态对于前者的映现与揭示。因此，物质交往是更为根本的交往形式，是精神交往的前提和基础。通过交往实践，人们丰富了社会生活，扩大了自身的实践范围，加深了对于世界及自身的认识，促进了人的全面发展与社会的进步。就个体而言，交往实践是人获得自我确证的必要手段，但是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和劳动的异化相对应的，也存在着被迫交往的状况与现实。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就无产阶级占有制的阶段，从人的自主活动的生活状态谈到了对被迫交往的扬弃。他说：“只有在这个阶段上，自主活动才同物质生活一致起来，而这点又是同个人向完整的个人的发展以及一切自发性的消除相适应的。同样，劳动转化为自主活动，同过去的被迫交往转化为所有个人作为真正个人参加的交往，也是相互适应的。”^[64]马克思认为，无论是劳动还是交往都应以人的自主活动为特质。一旦缺少活动的自主性，劳动则成为摧残生命的异化劳动，交往则成为被迫的、屈从的交往。所谓“被迫交往”，即交往的异化样态，它是指个人受各种外在因素制约所参加的非自主性交往活动，因而在这样的活动中个人的独立性与自主性无法得到根本性的保障。从被迫交往到所有个人作为真正个人参加的交往的转变，从根本上而言，需要完成对私有制的消灭，同时交往实践的丰富与发展也自然而然地提出了对于所有制关系的改变的要求。交往实践是人获得自我丰富性和实现全面发展的核心途径，通过交往的实践方式，人不仅逐步获得了外在的自由与发展，更提出了丰富内在精神本性的要求和目标。因此，真正属于自我的信仰实践就成为马克思对人的全面发展执着追求的既切近又高远的存在论要求。

马克思的信仰实践既包括人的信仰的逐步明确与确立的过程，也包括对信仰的执着追求与践行的现实历程。他以对苦难的人间的真切关注为基础确立了谋求人间幸福的终极关怀，在其立足于现实的探寻中逐步确立起更为全面与现实的超越之维。马克思以实践构建起了共产主义的超越之维，他说：“实际上，而且对实践的唯物主义者即共产主义者来说，全部问题都在于使现存世界革命化，实际地反对并改变现存的事物。”^[65]实践不仅表现为现实的物质生产和社会交往，更为重要的是，它昭示着人对现实的改变和突破以及对美好未来的不懈追求，是人之所以为人之根本所在。“马克思提出实践概念，首要的目的不是要用实践去说明世界是什么样子，也不是要急于告诉人们怎样认识和改造世界，而是要用实践去说明世界应当如何或人应当把什么当作终极价值。”^[66]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使现存世界革命化”思想的提出，是其《博士论文》所提出的“哲学的世界化和世界的哲学化”思想的实践理路的现实发展，比之《博士论文》对于现实改变的思想萌芽，“实际地反对并改变现存事物”无疑具有更大的针对现存的破坏力和革命的特质，展现了实践的超越性特质，表明了共产主义的真正价值诉求和作为人的意义世界真实的终极关怀的存在价值。正是基于对共产主义的实践本质的现实认识，马克思强调了共产主义的生成性历程，从而从根本上颠覆了以往思想对于理想社会的静态化描绘和诠释，凸显了共产主义的超越本性。同样的主题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是这样论述的：“共产主义是最近将来的必然的形态和有效的原则。但是，这样的共产主义本身并不是人类发展的目标，并不是人类社会的形态。”^[67]显然，与异化劳动相比，实践具有更强的理论普遍性和现实性，更为重要的是，通过对于实践范畴核心地位的确立，使马克思对于共产主义的认识进入信仰实践和实践信仰的阶段。

马克思从《共产党宣言》到《资本论》的理论研究围绕着一个核心主题，那就是人的全面自由发展。这是他的理论和实践的重心所在，也是其不变的信仰。因此无论是“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联合体”还是那“建立在必然王国基础上的自由王国”都是以对人的自由发展为核心理念的信仰实践的现实展开，这样的联合体乃至真正的自由王国必然是立足于每个人的生成性存在和发展的超越性空间，并成为人的信仰实践的终极关怀维度。

马克思“全部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的结论正是基于对实践三个层面内容全面认识的科学总结。在实践的视域下，以往的神秘的理论和理论的神秘色调被革命的现实内容和历程所替代，实践成为理解人、塑造人的最为重要的途径。这里需要强调的是，以上所述马克思哲学实践三种方式并非截然分开的前后相续的、由低到高的排列，而是以人的生成性为内在线索，对人的实践所做的历史的、逻辑的诠释与展现。

实践对人而言不仅意味着生存，更意味着对生活的不懈追求和探寻。实践所创造的不仅是一个属于人的世界，更为重要的是人在这个世界中获得了对自我的身份的认同与充满归属感的终极关怀。因此，实践立足于人的全面自由发展，使人获得了自我生成和生成自我的现实维度，祛除了宗教信仰的彼岸世界的空灵与虚幻，从根本上保证了人的精神本性的敞显和信仰的现实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