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现代主义的讨论在西方已持续了30多年，但后现代主义哲学在当代西方哲学中仍有很大影响，时代的发展和哲学家思想创新的努力也必然使人们思考超越后现代主义哲学的途径。
按照我们的看法，后现代主义哲学对西方形而上学的消解主要是对知性思维方式和实体本体论的拆解和解构，而它的更为根本的关怀仍是现代文明中人的处境和真实。后现代主义哲学把西方形而上学传统的理想、神圣和崇高变成丧失意义根基的东西，把启蒙精神和近代哲学的主体原则看做“自我学”的幻觉，主体或人消失在没有客体、没有意义的黑暗中。这种对现代文明的悲观主义看法虽然具有消除形而上学欺骗、消除任何话语系统的中心地位，从而使人有面对平凡的、真实的世界和人生的积极意义。但人却不能忍受无意义的生活，即便世界没有意义，人也要给世界创造出意义。德里达和福柯充分意识到西方语言固有的形而上学性质，他们并不奢望重建一种没有形而上学的语言，也并非想真的把一切意义全都埋葬，他们只是强调和显示形而上学和话语中的权力无处不在，从而使人们对之有所警觉和限制。即使如此，后现代主义哲学的解构策略和价值态度仍难免有偏激和片面的毛病。按我们的看法，它是用知性逻辑破解知性逻辑，没有摆脱它所竭力反对的知性逻辑的框架，它至多只是达到了现象论的、经验论的辩证法，即把现象、符号系统和话语系统看做无限关联的无限伸延的赫拉克利特之流，这是黑格尔所说的“恶无限”，是外延的无限。因此，超越后现代主义哲学的可能途径只能是辩证法学说及其辩证的思维方式。
20世纪70年代以来，超越后现代主义哲学成为西方新一代哲学家的思考中心，超越后现代主义和相对主义，超越解释学和结构主义，阿佩尔的“先验语用学”，哈贝马斯的“普通语用学”，等等，都显示出一个共同的趋势，即重建人类理性信念和社会生活共同体某种普遍准则的努力。这使辩证法的思想传统在当代西方哲学中被重新唤醒，也使它受到新的反驳和挑战。
首先，超越后现代主义哲学的相对主义及其悲观主义是重建理性信念的起点。一方面，后现代主义哲学对知性思维方式和实体本体论的拆解，是对客观主义、绝对主义的否定和消解，也是对科学至上、技术统治的现代西方文明形态必然崩溃的预言，新一代哲学家理解和赞成这种批判和警告，他们也同样反对传统形而上学的傲慢理性主义，反对启蒙精神为人类设计理性计划的狂妄，并认为这种理性计划已经带来了西方文明的弊病和危险。但另一方面，后现代主义哲学的相对主义和怀疑主义实际上否定了人类理性地创造生活的可能性，他们否定技术理性、知性理性，实际就是否定人类全部理性样式，这表明他们没有超出知性思维的视野。哈贝马斯、伯恩斯坦以及晚年的伽达默尔等强调交往理性、实践理性，力求从一种新的理性视野中探索重建人类理性生活和社会共同体生活的可能性。哈贝马斯以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传统和社会批判理论的一贯精神，批判现代西方社会中被扭曲的交往，力求建立一种交往理性的原则或普通语用学规则，进而思考社会进化和人类历史发展的选择。伯恩斯坦从伽达默尔、哈贝马斯、罗蒂和阿伦德的讲座中发现了他们共同关心的问题，即都在为“超越客观主义和相对主义的运动努力”，为恢复实践的含义并献身于加强那种奠基于对话共同体的联合这一实践任务而努力。[3]
其次，当代哲学对交往理性、实践理性的探索。对人类社会生活普遍性、共同性的寻求，也是对传统形而上学的客观主义和绝对主义的超越，它也包含着对传统辩证法理论的批判。伯恩斯坦一方面赞扬黑格尔比其后许多思想家更为锐利，说他最敏锐地理解现代人建立新的普遍性的共同体的悖论，这个悖论似乎是说现代人企图运用集体的意志理性地设计共同体时，必然陷入失败或导致灾难性的后果；他也赞扬马克思实践哲学的观点。另一方面他明确表示：“我们不再赞同马克思的理论确定性观点或革命者的自信。没有保证，没有必然性，没有‘历史的逻辑’表明必不可免地会通向包含全人类的和其内相互判断、实践言谈和理性说服繁荣发展的对话共同体。”[4]显然，在伯恩斯坦看来，黑格尔和马克思的辩证法仍旧未摆脱近代哲学的认识论中心主义和客观主义立场，仍以客观性、必然性作为理性信念的保证和依托，而这种基于历史逻辑的理性设计同样是盲目的自信，是危险的。
最后，当代哲学超越后现代主义的探索在方法论上和理性态度上对我们多有启发，它刺激我们重新思考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当代形态。如果说后现代主义哲学是通过把知性逻辑推向极端从而达到了现象论、经验论的辩证法，那么哈贝马斯、伯恩斯坦等人则是以谨慎的、谦逊的理性重建辩证法。这种辩证法的特征是思辨的、批判的理性设计与直觉的经验验证相结合，它从人们的日常经验和直觉信念中思辨地设计某些普遍的规则，这些规则作为理想和乌托邦提供了批判现实的尺度和规范，同时它又在现实中接受检验和修正。以一种探索性的、建设性的理性态度实际地参与社会生活共同体的对话和实践，这也是当代哲学对自身使命的新认识。我们应在与当代西方哲学的对话中发掘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本质精神，继承黑格尔辩证法对知性思维和实体本体论辩证消解的合理内核，甚至需要吸收东方辩证法的积极成果，惟其如此，才能不丢弃后现代主义哲学的有益见识，也才能更有成效地超越后现代主义哲学。
【注释】
[1]［奥］纽拉特著，王玉北译：《科学世界观：维也纳小组》，《哲学译丛》，1994年第1期，第36页。
[2]［德］伽达默尔著，邓晓芒译：《黑格尔与海德格尔》，《哲学译丛》，1991年第5期。
[3]参见［美］伯恩斯坦著，郭小平等译：《超越客观主义与相对主义》，光明日报出版社1992年版。
[4]［美］伯恩斯坦著，郭小平等译：《超越客观主义与相对主义》，光明日报出版社1992年版，第288页。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