唯物史观对唯心主义辩证法的超越

(二)唯物史观对唯心主义辩证法的超越

黑格尔哲学作为西方哲学发展的集大成者或者说是完成者，较以往任何哲学体系都更为具体、全面和客观，对哲学思想的具体性和客观性的寻求，是黑格尔哲学贯彻始终的原则。黑格尔批判了知性形而上学的抽象性和独断论，批判了康德哲学的主观主义和形式主义，把两千多年西方哲学的范畴史思辨地演绎成绝对理念自我否定、自我发展的逻辑体系，而每一范畴既是纯粹的思维规定，也是事物和世界的本质规定，实现了逻辑学和本体论的统一。进而在自然哲学和精神哲学中实现了本体和现象的统一，在自然和历史的现象形态中绝对理念表现自身、认识自身，而终于在绝对精神中完成了自我认识。黑格尔宏伟的哲学体系以百科全书的形式概括了两千多年的哲学史和认识史，绝对理念犹如精神的“黑洞”吸收了无限丰富的规定性，达到了黑格尔努力追求的包含了无限差异性和多样性的具体普遍性和真理的客观性。

黑格尔哲学成为后来哲学难以逾越的思想高峰，至今仍是令哲学家头痛的沉重的历史负担。在各种黑格尔哲学批判中，马克思的批判肯定是最有成果、最有价值的批判之一，这从根本上得益于唯物史观的发现。如前文所述，马克思用感性活动的实践取代了黑格尔的思维过程的主体性。从学理上说，至少有两点是意义重大的。一是以思维过程的主体性所能达到的只是思维规定的具体性，而无法说明感性的具体性和多样性的起源，所以，黑格尔的辩证法无法理解“感性活动本身”，其具体普遍性原则不能真正实现。作为主体的思维过程只能用思维规定感性，而无法使自己肉身化产生和创造新的感性，思维无法创造“非我”的感性，只能直观和规定既有的感性。德国古典哲学缺少真正的感性的、物质性的主体性和能动性原则，这是唯心主义无法补救的根本缺失。黑格尔的辩证法的抽象性、保守性亦根源于此。二是思维过程作为主体的能动性缺少感性的动力基础，思维自己运动的逻辑只能设定为精神本性、思维本性，而没有经验人类学的现实基础。精神的活动性和思想自己运动的必然性是黑格尔辩证法的动力基础，它遥承古希腊哲学纯粹理论的生活理想，近以生命科学为隐喻性的前提，从而精神生命的成长运动为思维过程的主体性提供了类比性的证明。黑格尔和他的所有哲学前辈一样，嫌弃和蔑视人的自然生命和物质欲求，从而也必然如费尔巴哈那样，“只是从它的卑污的犹太人活动的表现形式去理解和确定”^[6]人的实践，不能把满足人的自然生命需要的物质生产实践活动作为思维过程的动力基础，而是抽象地在思想自己运动的圆圈中打转。

马克思唯物史观的发现看似自然和简单，实际则是两千多年西方哲学根本立场和存在论原则的转变，满足人的自然需求的物质生产过程成为具有本体论意义的活动。马克思所说的“感性活动本身”，在西方哲学史上第一次打开了意识哲学通向客观世界的通道，为思想和精神的肉身化、感性化乃至物质化找到了现实的活动形式，从而也为黑格尔毕生寻求的思存同一性、思想客观性、具体普遍性找到了真正的现实基础。在这样的意义上，可以说马克思哲学是黑格尔辩证法的完成。“生产过程”取代“思维过程”而成为主体，意味着生产过程的感性活动是理解现实世界的钥匙，事物、现实、感性是感性活动的产物，世界是感性活动不断改变和拓展的世界。思想和观念一方面只能在感性活动的基础上获得自己的感性内容和感性的具体性；另一方面，思维规定感性、思维实现自己的能动性，也只能在感性活动中物化自身，才能成为现实的力量并确证自己的客观性和真理性。公正地说，黑格尔对上述思想并非毫无所知，他在《精神现象学》中对劳动的思辨，在《逻辑学》中对实践理念的分析，都已接近了这些思想。马克思和黑格尔的原则区分是革命家和理论家的区分。黑格尔只是思辨地、理论地看待和理解劳动和实践，从而劳动只是肯定性地达到自由意识的环节，实践也只是作为扬弃客观世界的片面性而达到绝对理念的环节，劳动和实践都从属于绝对理念自我意识的理论目的。而对马克思来说，包括黑格尔哲学在内的理论和观念恰恰是自己时代物质生活的理论反映，理论的真理性和现实性只有在改变人们的社会生活的实践中，在改变世界中才有意义。因此，只有马克思哲学作为“实践的理论”和“理论的实践”才能真正达到和坚持“感性活动本身”的哲学原则。

用“感性活动”和“生产过程”取代“思维过程”的主体性，形成了马克思和黑格尔对立的历史观。在黑格尔看来，“绝对理念的内容就是我们迄今所有的全部生活经历”^[7]，人类迄今为止的历史就是绝对理念自我意识的历史。马克思则认为，由黑格尔所表述过的“精神在历史中的最高统治”的“戏法”，“把一切唯物主义的因素从历史上消除了”，“任凭自己的思辨之马自由奔驰”。^[8]而唯物史观则是：“从直接生活的物质生产出发来考察现实的生产过程，并把与该生产方式相联系的、它所产生的交往形式，即各个不同阶段上的市民社会，理解为整个历史的基础；然后必须在国家生活的范围内描述市民社会的活动，同时从市民社会出发来阐明各种不同的理论产物和意识形式，如宗教、哲学、道德等等，并在这个基础上追溯它们产生的过程。”^[9]应当承认，即使是对社会历史的哲学反思，黑格尔哲学也远远高于他的前辈，黑格尔第一次把人类历史把握为有规律的过程，以百科全书式的渊博，思辨地建构了法哲学、历史哲学、美学和哲学史等精神哲学的知识形态，以深刻的洞察力揭示出人类精神发展所创造的具有永恒意义的“实体性的东西”，显示出人类文明在客观精神的形态中具有必然性的范畴进展。这是包括费尔巴哈在内的旧唯物主义望尘莫及的。因为，按照旧唯物主义理解事物的方式，“至多也只能做到对‘市民社会’的单个人的直观”，而不能从能动的方面理解复杂的社会现实。要超越黑格尔的唯心主义历史辩证法，也必然要找到物质性的历史能动因素，才能说明人们自己创造的历史何以会有客观性、物质性和规律性。

黑格尔的历史辩证法消除了历史中的物质因素，其思辨的范畴进展不能真正做到历史与逻辑的一致，难免牵强附会、自由驰骋。没有了物质因素的纠缠、制约，范畴的具体性和客观性也受到损害。一方面，历史是人的有目的的自觉活动，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思想和精神影响历史的进程；另一方面，生产过程和交往方式等作为不可超越的既定的物质性条件，规定了思想和精神的可能空间，规范着人的目的和意志。所以，只有在揭示出物质生产过程的必然性和规律性之后，才有思想过程的必然性和客观性。马克思唯物史观合目的性与合规律性的统一的原理，内在地超越了黑格尔的辩证法，使其在思辨形式中获得的丰富的范畴概括有了现实的、物质性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