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无法避免的通胀

人类始终追求经济产出的增长，这样给每个人的分配才能越来越多，也正因为此，劳动者要求增加报酬、厂商希望提高回报，即使无任何外力，前文所述每个环节都可能产生自振并诱发其他因素“共振”，增长的经济体发生通胀几乎无法避免，不过是幅度高和低的问题，古今中外，既难觅无通货膨胀的时期，也罕见物价不涨的国家。除非是计划经济，劳动者要增加报酬等诸多因素根本就不可控、不能控，对于政府当局而言，能做的是尽量控制自我激发因素，及时阻断或迟滞循环传导，通过对策组合使通胀维持在对居民尤其是弱势人群生活影响较小的水平。

(一)货币政策。即改革外汇管理制度，减少外汇占款导致的国内流动性被动增加，在监测到通胀程度较高时，通过提高利率、准备金率、公开市场回购操作和“窗口指导”等，收紧流动性。当然，货币政策的作用实际较为有限，一是可能不“对症”，对照前文可见，导致通胀的因素多、各自的贡献度也不一样，不同情况下权重还发生变化，流动性仅为其中之一，2010年至2011年，我国央行开始先后多次调整基准利率和准备金率，但国内物价上升趋势并未缓解，2012年下半年起有所缓解却可能是经济下滑造成的。二是对症但药效不明显。比如，中国传统储蓄率较高，人民币存款余额持续增加，提高利率当然可以调节流动性，但是能影响到何种程度存在较大争议。三是受到其他融资渠道的削弱。随着企业直接融资及个人对个人信贷、信托贷款、基金投资等非银行体系的货币创造大量增加，社会融资总量已非单纯货币政策所能调节。四是与经济目标的关系问题。收紧货币会对经济活动构成打压，国家的全要素生产率又在不断变化，多方权衡中难以实时找出“最佳通胀水平”，更难以有外科手术式的精确货币政策。货币政策可以设定通胀单一目标制，但该目标并非货币政策一己之力能实现。

(二)财政政策。一是一般保持中性或与增速相匹配的扩张。规范地方政府财务运作，财政量入为出，抑制为了拉动增长、追求政绩造成的投资过热和超前支付，不因负债软约束造成社会总需求非正常膨胀和经济非理性繁荣。二是财政支出要更多偏向民生社会保障支出而非经济项目投资，以向居民提供更多的直接保障缓解物价上涨给弱势人群带来的各种生活压力。三是运用税收调节。降低农产品及食品药品等生活必需品的进口关税和流转税率，减少附加于居民用水电气上的资源税等各种税费，以减少劳动者的财务支出压力，同时，提高增值型资产的交易成本以抑制其过热炒作，当社会整体通胀程度严重时提高所得税率、减少政府投资类项目支出，压制社会总需求。

(三)产业政策。一是继续支持工农业技术改造和工厂自动化，以降低制造业中的人工使用比例，并鼓励低端生产向海外转移(这并不与增加就业矛盾)。二是依托科技发展，提高“越用越便宜”型产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三是加快发展能减少我国原材料产品对外依存度的升级替代技术。如通过开发页岩气、推广电动汽车等降低对进口石化能源的需求，从而降低输入性通胀发生之可能。四是在现有对农田水利等基础设施投入的基础上，充分前瞻和加入对环境变化等可能影响农产品生产因素的应对措施，抵御可能之生产波动。五是继续积极发展电子商务、快递等新型商品销售和流通渠道，减少商品流动环节并降低相关成本。

(四)其他经济手段。一是做好预期管理，把调控政策传递到位，使物价上涨循环逐级衰减。二是加大对价格垄断行为和串通提价、散播谣言、囤积居奇等价格违法行为的检查处罚力度，力争取消生活必需品的运输过路费、摊位费、进场费等，严厉打击商品流通中的各种乱收费行为。三是物资收储投放制度改革，从粮油价格上涨时现有储备体制的运转情况看，其存在规模太小、地位垄断、反应不灵活等问题，对市场的平准作用并不够，甚至推涨助跌。应降低准入门槛，充分利用民间资金，放开民营企业拥有粮食、石油进口权和储备权，符合法定条件时按指令释放。四是支持交易所开发更多期货品种，为更多商品提供套期保值交易平台。

(五)社会和其他政策。一是调整人口政策。在新一次全国人口普查之后，关于目前中国人口总和生育率过低的问题已在社会上有充分讨论，多个省市都在争取试行“单独二胎(即夫妻一方为独生子女的家庭可以生育第二个孩子)”，站在增加适龄劳动力供给的角度，对此应予支持并尽早开始。二是在其他社会保障领域借鉴基本药品降价的经验，药品之于病人具有一定的优势禀赋，容易“乘人之危”涨价，基药目录和双信封招标降价等办法确实给老百姓带来了实惠。三是必要时对生活必需品价格进行干预或管制，由于这是一个从社会效益而非经济效益出发的手段，总受到许多质疑和批评，但从老百姓们的反应来看是好的，该干还干，顶住诋毁。四是关注任何可能导致人心浮动的突发事件，及时出手澄清消息、保证供应、稳定市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