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法面对老百姓

无法面对老百姓

他们进来的时候，前市长和他的妻子并未改变姿势，虽然梅花（化名）听到敲门声，说了“请进”，但仍然一只手搂着老慕的脖子，一只手给他梳头，脸贴脸给他唱歌。

老慕躺着，她半躺着。

本来办案人员在楼下已经跟梅花见过面了。她穿得很薄很露地跑下楼去。办案人员说要带她去谈话，她说必须征得老慕的同意，便跑上楼来，再无下文。

这样办案人员才跟到楼上。

这个美丽的女人经常在公众场合表示对老慕的爱情，比如老慕出国回来，她到机场去迎接，不仅献上鲜花，还要热情拥抱，这回表现得更加生死不渝。

进来的人说：“慕绥新同志，我们要请梅花同志去谈谈。”

老慕很不高兴：“要谈就在这儿谈！”

他摆出了市长的派头。

不过当时他已经不是市长了。

那是2001年2月6日，他已被迫辞职近两个月。震惊全国的“慕马”案中的马已经暴露，这回轮到了他。他的前妻贾桂娥交代了许多问题，现在该现任妻子梅花交代了。中央纪委办案很慎重，慕绥新这个沈阳市市长、副省级干部，没有确凿证据，是不能轻易动的。

进来的办案人员说：“慕绥新同志，我们不是跟你商量，我们是代表组织通知你，让梅花跟我们去把问题说清楚。”

慕绥新马上意识到了自己的身份和处境，说道：“那行吧，去吧！”

还是一贯的风格，办事不磨叽，要么不答应，要么痛快答应。

当时慕绥新是躺在病床上，到这一年的8月，他坐起来了。

坐起来的原因并不是病情减轻，而是心情放松了。什么事情都是有个结果才好。犯罪也一样。没有彻底交代之前总是非常害怕，硬扛着，灵魂不得安宁，很受罪；交代了也就交代了，天并没有塌下来，心情反而平静了。他升华了，大彻大悟了，所以他愿意坐起来，打起精神，跟记者长谈。那时候他把所有的问题都交代了，想跟记者好好探讨一下，他好好的一个人，为什么会走到这一步？

他说：“已经到秋天了，我能感觉到凉意了。”

他开始回忆过去的事情。

他说：“那是1998年换届的时候，是我提议宣誓的。因为当时代表们的选举气氛很热烈，票数也很集中。我就产生了一个想法，我们能不能面对选举我们的人作一个承诺，这样也成为约束我们自己的一把尺子。我们一起喊了一些誓词，主要是这么几句话：‘依法从政，廉洁奉公，牢记宗旨，报效人民。’因为我知道，上任后会面临着很多新的困难和问题，有些问题靠我们的智慧可以解决，但有一个问题是我们自己很难解决的，那就是腐败。只有把我们交给群众，在群众中亮相，把我们的诺言喊出去，我们才有可能更加严格地要求自己，闯过这一关。代表们都站起来，为我们欢呼。”

从录像上我看到他的眼里闪着泪光，不知道他在想什么。

也许为没解决好腐败的问题而遗憾吧。虽然宣了誓了，喊了，说了，讲了，做的却是另一套，没有‘廉洁奉公’，而是收钱受贿，整天打壶不认锡，不知不觉地腐败了。

也许他在想，现在沈阳市人民会怎么看待他。

他沉痛地说：“我非常内疚，非常对不起我的老百姓。”

低下头去，半晌没有再吱声。记者很尊重地给予他沉默的时间。

“面对自己的老百姓，我做了一些不应该做的事情。”

说完这句话他没有再沉默，而是激动起来：“我没有办法以我的脸去面对这些老百姓，我怎么和他们去讲？我平时在会上讲的是什么，而下面做的是什么？我没有办法面对他们。所以我曾经要求中央，对我的罪行在审的时候能不能异地审，不要在沈阳审，因为我不想再伤害我非常热爱、并希望我为他们做一些事情的人民了，他们太忠诚、太老实，他们在我身上寄予许多希望，我却欺骗了他们，我不希望他们再受到伤害。”

他以为，老百姓已经对他恨之入骨了。

但是，实际情况并不像他想象得那么严重。

他说对了，“他们太忠诚、太老实”。老百姓竟然没有特别恨他，也就是说，没有太大的民愤。很多人认为他虽然犯了罪，却也为沈阳人民干了一些事情。

我到沈阳后接触了许多人，包括干部和一般市民，他们对“老慕”的印象还不算最坏，认为他是一个能干事的市长，城市建设、路的改造，等等。他们有自己的一套逻辑，他们说，一点儿不贪很难做到，既然如此，那就在贪的时候多为老百姓办些事情；最可怕的是，既贪又不给老百姓办事情。

善良的老百姓已经把对干部的要求放得很宽，只要把经济搞上去，让老百姓多得点实惠就行。

慕绥新除了干工作，下班准时回家，从来不去娱乐场所，更不与女人鬼混。在与前妻共同生活的日子里，白天很威风地当市长，晚上回到家里好歹吃点剩饭，便独自看电视。贾桂娥在经商，总是很晚才回来。他对妻子把嘴唇画得通红很反感。

那时候他的心里已经有了梅花，不过他的自制力很强，不经常见面。他对家庭有责任感。可是他越来越感到，这个家庭快维系不下去了，不仅因为感情，而且还因为经济。贾桂娥打着他的旗号经商办企业太出格了，这是要给他惹祸的。他向有关部门发下话去，贾桂娥不代表他，不能给她办任何事情。但是不管用，方话不入圆耳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