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隋炀帝大业元年（605）设置进士科算起，至清光绪三十一年（1905）发布上谕停罢科举止，科举制在中国历史上整整延续了1300年。科举制的长期存在，对中国封建社会后期教育、政治、文学乃至社会风俗等各方面都产生过深远的影响。科举制的作用一直是双重的：它曾促进了中国的强盛统一，也一度使得中国衰败落后；既有利于吏治的清明，也在一定程度上诱发了朋党；既促进了文化的普及，也阻碍了学术的进步；既促进了学校教育的发展，又使学校沦为其附庸；既选拔了大量才智之士，也虚耗了无数学子的人生光阴……总的说来，在科举制实行的前期，其进步作用较明显，而后期消极作用较突出。及至清末，科举制还来不及完成向现代文官考试制度转变，便在历史的浪潮中消失了。
然而，就在中国人抨击科举、科举制在本土上走向穷途末路的明清时期，西方人却经由在华传教士的介绍而惊叹科举制的奥妙和优越，并借鉴科举建立了现代文官考试制度。科举制与西方的政治文化相结合，脱胎换骨之后，以一种全新的面貌出现在世人面前。18世纪以后，中国已落后于西方，在西学东渐的大趋势下，中国人不得不学习西文、西艺、西政，科举制是屈指可数的反被西方人学习的中国特产之一。
由于文官制度自身发展的内在动力的驱使，以及中国科举考试的示范，西方国家在19世纪前后纷纷建立了文官考试制度。1791年，法国首先试行文官考试，但10年后渐趋松弛，1840年以后，法国又重新考虑建立文官考试制度，至1875年，法国文官系统基本形成。1806年，英国成立东印度学院，1829年为东印度公司选用文职人员实行公开考试，1855年，英国政府开始推行文官考试，并在1870年使其制度化和正规化。由于英国当时国势强盛，所实行的文官考试制度又较系统并卓有成效，因而成为其他欧美国家和日本等国效法的榜样。1883年，美国也建立了文官考试制度，并于1893年使其进一步完备。而科举制西传欧美，其重要性被视为有如物质文明领域中的四大发明。
早在一百多年前，已有西方人将科举制对世界文明的影响与四大发明相比。1835年7月，一位留居中国的英国人罗伯特·英格尔斯在英文杂志《中国文库》上撰文讨论中国的科举考试制度，说英国东印度公司已采用了考试竞争原则，并预言：“这种中国人的发明创造在印度的充分发展，预示着或许将来有一天，它会像火药和印刷术一样，在国家制度，甚至是欧洲的国家制度中，引起另一次伟大变革。现在尚须显示中国已经如何阻止这一制度的美中不足，就像在几乎所有它的其他科学和技术中的不足一样。”[1]英格尔斯当时的预言并没有错，东印度公司实行的文官考选制度为英国文官制度的建立积累了经验、开辟了道路，考试选才机制像一桶火药轰开了政党分肥制的大门，科举制最终通过英国对世界各国的文官制度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
1853年，莫礼森（Morison）在《中国：过去与现在》一书中，谈到在欧洲人知道中国之前许多世纪，中国人已发明了指南针、火药和印刷术；当全世界还处于野蛮状态时，中国的文明已经存在和持续了很长的时期。作者认为，在中国所有制度中，最重要的是在北京的为政府提供从最底层到最高层官员的巨大的国立学院。“那些被证明具有占据政府官职的求取入仕得必须经过考试过程，这使著名的德国大学考试显得黯然失色。因此，这一制度应该得到更多的特别注意”。作者接着介绍了各级科举的办法以及状元鼎甲发榜的荣耀场面[2]。
1868年10月，在中国京师同文馆任总教习的美国人丁韪良，出席了在波士顿召开的“美国东方学会”会议，并宣读了题为中国的竞争考试的论文，在文中他极力建议美国政府应该像新近实行文官考试的英、法、德等国一样建立文官考试制度，并向长期有效地实行科举制的中国学习，其中说道：
这既不是我们向中国人学习的第一课，也不是他们所能给我们的最后经验。在各种我们所得到的恩惠中，我们应该为指南、火药，也许还有印刷术的遥远启示而表示感激。……可以断言，如果我们采用中国测试候选者能力的办法来选拔最优秀的人任政府公职，那必将对我们的文官政府产生积极作用，其益处将大于那些技术方面的发明。
此文于1870年6月在《北美评论》上发表，并收入于他本人于1880年出版的《翰林文集》中。
1873年美国文官委员会在其提交给国会的报告书中宣称：“当我们的大陆尚处于洪荒时代，孔夫子已在讲授德政，中国人已在读书，使用指南针、火药和乘法表。然而，东方世界这一最文明的国家对于科举制的运用，将比上述任何东西都更能夺走我们美国人的优势（如果我们算得上有什么优势的话），这其中的原因究竟何在？倘若不充分肯定中国的宗教或帝制的作用，必将无从作出解释。”[3]
现代一些西方学者尤其是西方汉学界和行政学界的学者，也认为科举考试西传欧美，是中国精神文明方面对世界的最大贡献之一。如美国学者柯睿格（Kracke）1947年在《哈佛亚洲研究学报》发表的《中国科举考试中的子弟与才士之争》一文中指出：“以科举考试为核心的中国文官行政制度的创立，是中国对世界的最重要贡献之一。”[4]1953年，他在《北宋前期文官》一书中，在对比科举与欧洲早期文官制度之后，对科举影响欧洲文官制度的史实也表示肯定，并认为邓嗣禹和张沅长两位学者的论文清楚地显示出，19世纪通过印度的文官制度，英国的文官制度曾受到中国范例的直接影响[5]。1957年，柯睿格又说：“传统中国的科举制度在中国政治理论与社会实际结构中居于中心的地位，它是最早引起西方政治思想家注意并激发其想象的中国制度之一。”[6]
1964年，美国学者顾立雅（Greel）也发表过这种看法：中国对世界文化的贡献远不止造纸和火药的发明，现代的由中央统一管理的文官制度在更大范围内构成了我们时代的特征，而中国科举制在建立现代文官制度方面扮演过重要角色。可以明确地说，这是中国对世界的最大贡献[7]。顾立雅的看法可以说与19世纪的一些西方人一脉相承。此说也得到一些当代外国学者的赞同，如日本学者福井重雅便一再引用附和顾立雅的观点[8]。
1972年，美国汉学家卜德（Bodde）在《中国思想西入考》一书中则说：“科举制无疑是中国赠予西方的最珍贵的知识礼物。”[9]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与日本创价大学创始人池田大作先生，在1972年展望21世纪的对话中也谈道：
实际上现代英国的官吏制度，是仿照帝制中国的官吏制度而建立的。同罗马制相比较，中国的这种制度取得了很大的成功。约在两千年的时间里，或大或小，它成了统一中国和巩固秩序的支柱。但它同样是有限度的。鸦片战争时，在侵略中国的英国人心目中，当时的制度是极为优越的。英国人曾考虑以后英国是否也要采用。各种议论的结果，同样在英国也确立了通过考试选拔任用行政官的制度，今天已经广泛普及[10]。
他也明确肯定英国文官考试制度曾效仿中国的科举制。
《剑桥中国隋唐史》一书的编者崔瑞德（Tw itchett）认为，唐代的科举制度经过以后的长期发展几乎被全世界所接受，“许多世纪以后，这一制度为我们所有西方国家以考试录用人员的文官考试制度提供了一个遥远的榜样[11]”。贾志扬（John Chaffee）在其《宋代科举》一书的中文本中也指出：“宋代考试的重要性超出中国之外，因为中国考试本身具有相当的世界史的意义。西方传统诸如民主、人权和自由的中心在欧洲和美国现时在世界各地一再被确认。很少有人认识到现代社会的另一个普遍特征——学校和考试不但用于教育青年人，并且在选择员工和区分地位中起关键作用——发源于中国，并非西方。拜耶稣会员和其他晚明和清朝的观察家之赐，‘精英政治’的中国模式为启蒙哲学家们提供了有力的模式，并帮助铸造了现代西方社会。”[12]
以上所举，还不是此类言论的全部，但已足见一百多年来不少西方人将科举制与四大发明相提并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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