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举制的流弊与功过

科举制同其他事物一样，从它产生的那一天起，就包含了它的负面作用，突出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使一般读书人养成一种侥幸进取的心理，认为只要一登龙门，便可身价百倍，因而寻章摘句，死记硬背，并不在实际本领上下工夫；二是全国举子甚多，而录取的名额又十分有限，考中实在不易，于是举子门不得不找靠山，行贿赂，通关节，走后门，费尽心机，不择手段。正直之人往往屡试不中。三是形式呆板。明清两代科举考试采用八股文取士，其流弊更甚于前代。人们为了应试，不得不学做八股，人的灵气和才思全被淹没了。明清以来，科举考试愈发腐败，考官和考生试场作弊层出不穷，屡见不鲜。清康熙五十年（1711）辛卯科江南乡试在南京贡院举行。正副考官私通关节，贪赃枉法，致使江南举子千余人抬着财神爷到孔庙示威，并用一副对联嘲讽两位考官：“左丘明两目无珠，赵子龙一身是胆。”即使是殿试，皇帝有时也胡乱取士，如永乐皇帝有一次见殿试状元为孙曰恭，认为“曰恭”二字组合为“暴”，于国大不吉利，一笔把他降为探花，另取一名叫邢宽的为状元，据说是“以宽压暴”。

但是，我们不能因此而完全否定科举制。如前所说，由于它打破了门阀制度的限制，给更多中小地主阶级的知识分子提供了参与治国和施展才能的机会，使国家和民族在缓慢的历史进程中获得了较为广泛的人才；通过科举考试走上国家管理高层的正直的有才之士，也确实为国家和民族的发展贡献了自己的聪明才智。唐代以后至“五四运动”以前的历史名人，大多数是进士出身，有的还是头名状元。应当说，他们之中的许多人的确还是有才能有成就的。而历史上臭名昭著的歼佞之徒，则多数不是通过科举考试上台的，如唐代口蜜腹剑的宰相李林甫、杨国忠、北宋的高俅、南宋的贾似道、明代的魏忠贤、清代的和珅等。这些人因为不学无术，只能靠奸邪手段向上爬，一旦大权在握，便倒行逆施，祸国殃民。唐代以来的大学问家、书画家、科学家、政治家和民族英雄，大多数是通过进士及第才得以施展抱负的。诸如刘知几、韩愈、包拯、陆游、文天祥、杨慎、史可法、林则徐、魏源等等，文天祥、杨慎还是头名状元。一般说来，由科举为官的人，因为出身比较贫寒，又专心致志读书，所以居官后尚能比较清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