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力测验说的由来

科举考试是一种智力测验的说法，是在19世纪以前由西方人首先提出来的。如1871年，一位叫Ewer的西方学者在《三年大比》一文中说道：“没有一个读过一点有关中国书刊的人不知道中国的三年一次的科举考试，这种考试将那些能够成功地回答智力测验的人置于重要职位并给予最好的奖赏。”^[2]作者在该文中还一再提到科举考中者有智力。1877年，在中国京师同文馆担任总教习的美国传教士丁韪良，于美国教育部发表的《中国教育》一文中也说：“中国的学位（指科名——引者注）代表才智而非知识，它们由国家授予而无院校的介入，并给学位获得者予官阶的特权；它们只授予那些竞争中比例很小的一部分人。反之，我们的学位并不带来官员的身份，它们只证明学识而不是能力。”^[3]他们从观察中都得出科举考试是考测智能而不是考核学识的结论。尤其是丁韪良，他是一位中国通，对中国当时的教育状况、科举考试和知识分子问题都有相当深入的了解，他的说法是颇有代表性的。

中国人基本上不知道还有科举为智力测验这一说，以往只有少数几个学者对此有所研究，其中首推心理学家张耀祥。1926年11月，张耀祥在北大作题为“中国人才产生地”的演讲，内容主要是用直接从北京国子监进士题名碑上抄录的24451名清代进士的籍贯的地理分布，来说明中国各省人才的分布情况。在演讲稿中，张耀祥认为以进士人物为统计人才的地理分布的资料最为理想、最为客观，因为“无论从学业以外的资格、投考机会、考试地点、经费、考试及阅卷规则、考取额数诸方面考察，科举实在是竞争最自由的取士工具”。他还提出：“科举是一种智力测验，不是学科测验，也不是职业测验。治某学科或从事某种职业，多半属于偶然激发的行为。智力纯是学会各种学科，并创造各种事业的潜势力。……科举人物代表当时国中最高智慧阶级全部。”该演讲稿在1926年11月24日和25日的《晨报·副刊》连载。

为了解答个别人的质疑，张耀祥又专门写了《论科举为智力测验》一文，发表于1926年12月16日的《晨报·副刊》上。他声明作为一个心理学家，发表“科举为智力测验”这个论断，不完全是出于门外汉的武断。他认为科举考试的内容，如作骈文策对、诗词歌赋，用心理学的名词来说，就是把平素各方面所得的印象（在此处是单字及成语），按测验的要求（即题目的性质）挑选一部分，集合起来，加以新的组织（即连串成文）使之成为一篇有系统有意思的文章，这实际上就是一种智力测验。他认为，“说科举是教育测验，无异于说吟诗等于背诗，作文等于抄文”。他还列举西方通行的智力测验也要涉及文字和学习过程加以论证。

科举为智力测验说曾得到一些遗传学家和社会学家的认同。如潘光旦、费孝通1947年10月在清华大学《社会科学》4卷1期发表的《科举与社会流动》一文中便说：“我们承认，凡是由科举考试出身的人，一般地说，遗传的智能要好一些，教育的便利要多一些。当代心理学家，对以前考试制度曾做研究的，认为八股文的考试方法多少是一种智力测验，而不止是记忆测验与知识测验。”现代一些优生学家从进士人物之间存在着血缘关系这一点，也间接地认为科举考试选拔的是智力较高的人才。例如明代永乐年间（1403—1424），福州府长乐县先后出了两个状元：马铎和李骐，相传他们是异父同母兄弟。虽然马铎和李骐生长在不同的家庭，但都取得了最高的科名，这有力地说明他们的母亲的智商遗传是相当重要的。

1949年，潘光旦在上海观察社出版的《优生原理》一书中，指出清代560名巍科人物中，至少有42%是二人之间或多人之间彼此有血缘关系的，即属于一个庞大的血缘网，并认为这个血缘网是发现智力遗传的有力论据。潘光旦还指出，清代江苏昆山徐开法三个儿子都考中鼎甲，徐元文在顺治十六年（1659）中状元，其兄徐乾学在康熙九年（1670）中探花，徐秉义又中康熙十二年（1673）探花。徐氏昆仲都是明末清初著名学者顾炎武的外甥。“乾学比秉义大两岁，秉义比元文大一岁。他们的母亲是顾亭林先生的五妹。身为大学者的舅父，有掇取巍科的外甥，决不是一种碰巧的事”^[4]。后来有的学者进一步考证出，徐乾学家五子登科，也全是进士。这样，徐氏父子叔侄兄弟八人都廷试中式，进士之间的血缘关系再明显不过了。而且唐宋明清四个朝代，无论北方或南方，不少进士彼此之间存在着一定的血缘关系，形成一种血缘型进士链。血缘型进士链的产生是遗传（智力遗传）与文化、地理环境三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其中起主导作用的无疑是遗传因素^[5]。

历代进士之间和明清鼎甲人物之间经常存在的血缘关系，在一定程度上说明，科举考试有可能将智商较高者测试选拔出来，因而具有智力测验性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