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举的智力测验功用

对科举考试可以测验和选拔才智之士的说法，人们容易产生疑问，也有的论者指出科举时代许多人一旦中举及第便将八股文视如敲门砖弃之不用，因而毫无价值。不错，八股文作为一种标准化的考试文体，其作用确像敲门砖，用完便可丢弃。但它在敲门之时还是很起作用的，这正像现代考试中的标准化的选择题一样，考过之后谁也不去记它，但它的功能就在测试这一点上。应该承认，八股文以及试帖诗等科举考试文体还是具有测试选拔人才的功用的，科举中式者多为智力水平较高的人才。

唐宋以后，多数人才是从科举阶梯登上历史舞台的^[15]，而明清以八股试士之后，各种人才也多由八股时文一途进身。中国古代科技名著《梦溪笔谈》的作者沈括、《天工开物》作者宋应星、《农政全书》的作者徐光启等人也都是进士或举人出身。在文学方面，多数诗文集也是科第中人所为，绝大多数文学家参加过科举考试，而且大多数文学家是由进士、举人等科第出身的。据《辞海》文学分册所录中国历代作家统计，隋唐五代至清代及近代作家共有602名，其中进士和举人等出身者共341名，占总数56.6%。而且这还不包括诸生（秀才）一级的科举中式者。若再考虑到《辞海》所录作家有些是略载其科第内容（如吕祖谦便漏载其进士出身）、女作家从不应科举考试这些因素，科举出身者在作家中的比例还会更高。当然，有些伟大作家并未考中进士，但绝大多数人至少参加过科举考试，从未尝过科场甘苦者只是极少数。

科举考试的目的毕竟不是选拔文学家或科学家，而是选拔从政人才。一般进士和举人入仕后主要精力也是用于行政事务上，在文章学问上不可能花太多的时间。因为“政才、学术，本自异科”^[16]。《儒林外史》第四十九回中迟衡山便说：“依小弟看来，讲学问的只讲学问，不必问功名；讲功名的只讲功名，不必问学问。若是两样都要讲，弄到后来，一样也做不成。”科举选拔了许多后来在政治上有所作为的人才，说明其目的是基本上达到了。至于那些不仅在政事上有业绩，在学问上也有较大成就的人，主要还在于他们及第从政后善于仕学相兼，从学而优则仕走向仕而优则学，或者说能够做“以学为业，以仕为道”。中国历史上彪炳史册的人物，隋唐以后多数是由进士出身的，如唐代的张九龄、陈子昂、刘知幾、颜真卿、王维、裴度、陆贽、杨炎、韩愈、柳宗元、刘禹锡、白居易、郭子仪、柳公权、李商隐、杜牧等，宋代的寇准、范仲淹、文彦博、欧阳修、包拯、司马光、王安石、曾巩、蔡襄、苏轼、苏辙、沈括、程颢、黄庭坚、李纲、朱熹、陆九渊、范成大、文天祥等，明代的于谦、海瑞、丘濬、湛若水、王守仁、张居正、汤显祖、徐光启、史可法等，清代的郑板桥、全祖望、钱大昕、章学诚、阮元、龚自珍、魏源、林则徐、张謇、翁同、孙家鼐、张之洞等人，多得不胜枚举。这些人在历史上出类拔萃，建立了丰功伟绩。当然，在历史上进士及第者中也有一些无所作为的人，这也不足为奇。我们知道，现代许多研究表明，人才的成长在一定的阶段智力很重要，凡有大成就者多为高智商者。但达到一定阶段以后，就不是主要看智力了，起作用的往往是非智力因素。科举考试仅为进士和举人们从政提供一个机会，入仕后对社会发展和文化进步所起作用的大小，关键在自身的综合才能，道德品质、阅历、性格、气质及社会环境和机遇也起重要的作用。

由于科举考试具有一定的智力测验性质，所以总的说来聪慧者较可能一举成名。倘若一个人的考试生涯可以有50年，那么，在明清时代就有36次以上童试机会，考中秀才后一般有16次的乡试机会。有些人是长期困顿科场，白首仍是童生，而金榜题名者平均年龄进士是35岁，举人是30岁左右，秀才是24岁左右^[17]。从朱熹考中进士的一榜，南宋《绍兴十八年（1148）同年小录》统计，331名进士中，一举成功者有142人，二举为73人，三举39人，四举43人，五举18人，六举11人，七举2人，未详3人。在已知应举次数的328人中，平均应举2.15次，而朱熹及《宝祐四年（1256）登科录》中的著名人物文天祥、谢枋得、陆秀夫等都是一举成名者。明清时期许多著名人物也是善于作八股时文，登第后扔掉此敲门砖，然后在学问和政事上做出成就。

然而，应该指出，科举考试内容为经术与文学，这些古典人文知识毕竟和社会生活实际相隔甚远。而八股文的祸害在于，为选拔少量的从政人才，却诱使千千万万的知识分子成天埋首钻研这种复杂精细的考试文体。八股文章既与政事无涉，也不是一种文学创作。它虽对文学的发展有间接的促进作用，也确实选拔出一批才智之士，但因其内容空疏，接近于一种文字游戏，虚耗了无数士人的心血和光阴，因此八股文越是淋漓尽致地发挥其测验选拔功用，同时也就越造成全民族才思的浪费。或许八股文的长期盛行确有助于提高中国人的智力，但到清末，西人日为有用之学，而中国人仍沉迷于八股迷津之中，对社会而言自然是弊大于利。唯其如此，清末才会将废除八股作为改革科举的头等大事。而一旦不再用于科举，除了测试功能之外一无所用的八股文便水流云散，迅速成为历史名词。在八股先废的情况下，科举制度本身也来不及完成向近代文官考试制度的转变，于1905年接踵而亡。

【注释】

[1]鲁迅：《伪自由书·透底》，《鲁迅全集》第5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103页。

[2]F·H·Ewer.The Triennial Examination.The Chinese Recoder and Missionary Journal，Vol.3，No.11，April 1871，pp.330～331.

[3]W·A·P·Martin.Education in China.In Hanlin Papers，or Essays on the Intellectual Life of Chinese. London&Shanghai，1880，p.104.

[4]潘光旦：《近代苏州的人才》，《社会科学》第1卷1期，1935年。

[5]姚德昌：《历代进士之间的血缘关系举隅》，《中国东南地区人才问题国际研讨会论文集》，浙江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270～276页。

[6]徐玖平：《考试学》，成都科技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16～21页。

[7]《唐会要》卷七十六《进士》太和八年条。

[8]钱穆：《中国历史上之考试制度》，见《国史新论》，台湾东大图书公司1984年版，105页。

[9]丁心斋：《科名金针》“炼字诀”，光绪二十五年（1899）版，伦敦大英图书馆藏本。

[10]佚名：《国朝贡举年表》卷二。

[11]杨士聪：《玉堂荟记》卷下。

[12]《清史稿》卷一○八《选举志》三。

[13]侯绍文：《唐宋考试制度史》，台湾商务印书馆1973年版，318～319页。

[14]侯绍文：《八股制艺源流考》，载台湾《人事行政》第22期，1967年5月。

[15]刘海峰：《“科举学”刍议》，《厦门大学学报》（哲社版）1992年第4期。

[16]何乔远：《闽书》卷三十四《建置志·建宁府》。

[17]刘海峰：《论科举的高等教育考试性质》，《高等教育研究》1994年第2期。